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转型期的军旅小说[转帖][转帖]

卫悲回 收藏 1 2010
导读: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转型期的军旅小说[转帖][转帖]

本文系作者主编“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旅人生小说》卷所作的序言。该书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80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一种概括;

    2“
双重夹击双层消解90年代军旅小说面临的一种困境;
    3“
农民军人农家军歌:贯穿军旅小说发展20年的一个主题;
    4“
祭奠星座寻找太阳:当下军旅小说英雄主义旋律的一种变奏。

      
 
      
屈指算来,从1978年到1998年,新时期军旅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如果将其划分为 两个十年的话,那么,在第一个十年中,它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以南部边疆战争为契机,一触即发,一炮打红,恰似东风夜放花千树,在刹那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有如流星的亮丽,也有如流星的短暂,在文学星空中,留下一道彩弧,令人们无限感叹。相形之下,它的第二个十年却更加让人一言难尽。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全面转型——从辉煌转入黯淡,从建构转向消解。尤其到了90年代,军旅文学仿佛进入了迷乱的星空,既没有架构规则的星座,也没有显赫耀眼的巨星,它的天象图一时间变得难以描绘。借用有的论者的说法,是从文学的共名时代走向了文学的无名时代(陈思和语),即文学的多元变得难以命名,甚至无以名之。本文勉强以转型期的军旅小说名之,不过是试图将两个十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时间单位概略观之,以便从中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与变化。 因此之故,述略从80年代开始。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80 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一种概括
   
多年以来,人们习惯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但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标志着后时期的文革开始。文学借用它来分期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运作不完全是一码事。具体说来,所谓新时期文学的真正繁荣是肇始于80年代初,70年代末其实还处在一个艰涩的恢复苏醒的过渡阶段,军旅小说尤其如此。虽然在1978年、1979年两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有六篇军事题材作品榜上有名,但也只有一篇出自军队作家(王愿坚)之手。
     
六篇小说分别是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方之的《内奸》和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
     
而且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上都没有带来多少新鲜的气息。真正标志着新时期军旅文学启动的是徐怀中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西线轶事》,它像一枝出墙红杏,报道新时期军旅文学春天的消息,直接引导了南线战争小说的勃兴,为80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80
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所谓两代作家并非是单纯年龄意义上的划分,而主要侧重于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和创作手法的区别。一代就是笼而统之地指文革前十七年中非常活跃而新时期仍在军旅的那一批小说家。
 
严格地说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家只能称作泛军旅小说家,因为他们中间包括大量只是曾在军旅而建国后已纷纷转业到地方工作、仅仅是从事战争题材创作的小说家。新时期的军旅小说家则基本上都是人在军旅而又从事军旅题材创作的双料军旅小说家 他们之中在新时期葆有创作活力并不乏上佳表现的大致有徐怀中、黎汝清、魏巍、刘白羽、石言、叶楠、彭荆风等人。而真正突破或超越了自我,而且对新时期军旅小说有突出贡献的,主要是短篇领域中的徐怀中和长篇领域中的黎汝清、刘白羽和魏巍等。
   
另一代作家指的则是在建国后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80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小说家(当时年龄多在三十左右)。他们人多势众,成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一次又一次地集团冲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不仅屡屡在全国性评奖中夺魁,而且确实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赢得了广泛声誉。在这个青年军旅小说家群中,最为活跃和集中的是两类作家,一类是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军门子弟,如朱苏进、刘亚洲、海波、乔良、简嘉以及大部分青年军旅女作家。一类是出自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如李存葆、莫言、周大新、朱秀海、宋学武、阎连科等等。两类作家的创作母题、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互补同构,形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一大景观。
     
朱向前:《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两类出身之外的优秀青年军旅小说家还有刘兆林、苗长水、雷铎、张卫明、何继青等。至于年龄虽在两代之间但主要成名于新时期的重要军旅小说家则有朱春雨、王中才、韩静霆等人。
   
所谓三条战线,主要是一种题材的划分:一是当代战争题材,二是当代和平军营题材,三是历史战争题材。
    1979
年发生在我国南部边疆的局部战争,对于战争学研究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它无形中却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策源。在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的感召和诱惑下,一批批军旅小说家轮番前往南线淘金,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才逐渐降温。其间陆续产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作品,虽然不及始作俑者的轰动效应,但在深化战争与人的主题方面,在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辩证把握方面,在战争小说表现技巧的开拓方面,都渐次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推进。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朱春雨)、《战争和女人》(沈石溪)、《痴情》(朱秀海);中篇小说《阮氏丁香》(徐怀中)、《凯旋在子夜》(韩静霆)、《雷场上的相思树》(江奇涛)、《欲飞》(朱苏进);短篇小说《山上山下》(宋学武)、《最后的堑壕》(王中才)、《汉家女》(周大新)、《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只不过是一瞬间》(何继青)、《圣土》(张波)、《半面阿波罗》(雷铎)等等。它们蜿蜒构成了80年代军旅小说的一条重要战线。
   
正当众多的军旅小说家一拥而上南线抢占制高点的时候,朱苏进却在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他把眼光投向了后方,投向了和平时期的军营和军人的价值定位。1982年发表的中篇《射天狼》和《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奖,不仅奠定了他个人的文学地位,而且无意中为军旅小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从而使现实军营生活较之前十七年得到了空前广阔而深刻的全面反映。众多好手在不同方位和不同层面上放声歌唱,组成了一曲关于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交响乐章。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有以探索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为主旨,并且浸染了浓郁东北地域文化色泽的刘兆林的中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短篇《雪国热闹镇》;以反映西部边陲哨卡生活和雪域景观为特色的李斌奎的短篇《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短篇《兵车行》、李本深的中篇《沙海蜃楼》;以探索人性深度见长的海波的长篇《铁床》、短篇《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表现两代军人情怀的刘亚洲的长篇《两代风流》;反映士兵生活的简嘉的短篇《女炊事班长》;在军事科技领域中独辟蹊径的朱春雨的中篇《沙海绿荫》;以及充溢着诗情画意的王中才的短篇《三角梅》、慷慨悲壮的李荃的中篇《路魂》等等。比较而言,这是一个更为稳定、恒久和漫长的小说战线,当其它两条战线相对萎缩之后,它仍然生机强旺,并在90年代得到了新的延伸与扩展。
    1986
年,以莫言反映抗日战争的《红高粱》中篇系列为发端,标志着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战线的开辟,它直接刺激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譬如苗长水反映沂蒙山老区的中篇《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和《犁越芳冢》;乔良反映红军长征湘江之战的中篇《灵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小说等。与此同时,一批从历史烽烟中走过来的具有战争体验和从历史资料中长期爬梳所获得了历史理性的老作家,在用长篇小说重新抒写革命战争题材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魏巍反映朝鲜战争的《东方》、刘白羽反映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太阳》、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等。有的作品对作家个人乃至整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都具有超越五老峰的突破性意义。
     
所谓五老峰是人们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种旧有模式的形象概括,即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观念、老方法。
 
至此,历史战争战线和当代战争战线、当代和平军营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80年代的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掀起了新中国军旅小说的第三次浪潮
   
表面看来,80年代的军旅小说还未能在整个当代小说格局中取得像前十七年那样独领风骚的显赫地位,但是平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它较之以往确实实现了更加全面与深入
的发展与繁荣。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出于蓝,给军旅小说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军旅小说自身的成熟与壮大。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斫除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煦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和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而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述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80年代初期,形成于80年代中期,而在80年代末期开始瓦解,军旅小说强劲的势头受到阻遏并逐渐走入低谷。究其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大致可以归结于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 1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飘渺,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撑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2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3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先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落差4由于兵员成分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经溃不成军5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
   
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转”(写军营以外)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双重夹击双层消解90 年代军旅小说面临的一种困境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比较看来,在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
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降,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是陷入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剧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或显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在渐渐销声匿迹,当代文学已经很难在这里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在这场巨大而冗长的沉寂后面,军旅文学孕育着一次深刻的蜕变。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的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耗资甚巨的集群运作方式,显出了孤掌难鸣或捉襟见肘的窘迫。遥想当年刘白羽振臂一呼且身体力行反复组织庞大作家代表团赴南疆前线的雄心壮举(1979—1984);徐怀中亲率首届军艺文学系的精锐军团集团冲锋并宣称无须等待托尔斯泰的大气与豪言(1984—1986)  见徐怀中《无须等待托尔斯泰》,《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4期。
     
还有《昆仑》编辑部的青年军人首都笔会”(1984),《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万里长征笔会”(1985)等等,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无坚不摧,一言既出,一军既发,文坛必有震动……俱往矣;军旅文学那种动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集群运作方式早已成为残留在80年代的历史记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活动
   
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多年以来,军事文学(请允许我暂时使用这个提法,这样也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的存在,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它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常常联姻或暗合之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文学与改革大潮等),它总能占天时地利而得风气之先。可随着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转轨换型,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嬗变为商业化语境,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顽强崛起的先锋派新写实都以疏离或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为某种表征,并且在文坛逐渐被认可甚至取得了某种主导位置。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中潜藏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换,使军事文学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无所附丽空无所依的惆怅和困惑。军事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日益被掏空被销蚀,它终于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即还原为一种题材的专门指称——专指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罢了。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事文学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事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更加艰难和典型的缩影罢了。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军旅小说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和新的分化。
   
首先,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暗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一股生气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进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阎连科、陈怀国、柳建伟、赵琪、徐贵祥、陶纯、麦加、石钟山、陆颖墨、裘山山、刘静、张慧敏、王曼玲等人是这个行列中的佼佼者,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化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
   
其次,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中年作家,经过了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短篇向长篇转移。这是中年军旅小说家的文学马拉松赛程过半以后的再度加速。朱苏进的《炮群》和《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等几部作品分别从当代军营、当代战争、古代战争和未来战争四个角度出发,立体而宏阔地表达了20世纪末中国军人面对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英雄何以成为可能等军旅文学永恒主题的沉重追问,以及由此反射出来的军旅作家中坚力量在经历了蝉蜕与转型之后,崭新的艺术姿态和精神理想之光。它们的无意集合送来了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潮动的隐隐涛声,多少也弥补了8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相对歉收的缺憾,甚至还可以看做是继前十七年长篇军旅小说两度繁荣之后,一代新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终于出线的重要信号。继此之后,解放军文艺社组织的军旅长篇小说系列、海军的金锚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金戈丛书等长篇丛书在近一二年相继问世,因为它们,90年代的军旅小说留给了人们以期待和遐想。

      
农民军人农家    军歌:贯穿军旅小说
    
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   80年代中期,我最初提出农民军人这一现象时,是从两个角度切入的。一是作为创作对象的农民军人。我充分注意到农民与军人之间的血缘联系,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感情,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建设性的扬弃来重塑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农民军人,或曰农民军人的代言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与塑造中国军人的先天优势。但是,根据我对一批农民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还缺乏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因而先天优势反而常常成为了一种先定的局限。导致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运动中应有的广阔前景未能充分展示,甚至还在80年代末期随着整个军旅文学运动的消解而一度湮没无闻。因此,当着90年代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陶纯、毛建福、李亚、卢萍等一批新进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稚嫩但却更加丰富、更加复杂,至少是更加真实的农民军人形象吟唱着农家军歌登上军旅文坛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们达到了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是庆幸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终于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并且也给我提供了重新来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的可能性。
     
参见本书《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农民就是天然的革命主力军。诚如毛泽东所言,
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农民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巨人的高大形象。在进城以后的岁月里,在如何反修防修或防止李自成式的悲剧重演的严肃思考中,毛泽东也始终是将不要脱离人()作为一个战略措施提出来的。他反复强调广大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甚至将他们驱入五七干校或组成五七大军,和青年学生一起上山下乡,为的是保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一种从农民革命革命农民的逻辑推演和思想路线几乎就成了这一个历史时期内革命文艺尤其是军事文学的主线——雇农出身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从一个传奇人物一跃而变成一个高大全神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一个样板。新时期之初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并没有触动农民的崇高地位,它在军事文学的延续只不过是更加现实主义而已,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真实感人的准悲剧或悲剧取代了过去严肃的正剧的高调的颂歌而已。《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里的郭金泰、彭树奎等,都是农民军人的革命代表。尽管作者也意识到,有些悲剧不能完全归结于极左路线的重压,也在于他们的无知。……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但是,嘲讽这些普通可爱的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
     
见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DangerCode;后记》,昆仑出版社1984年版。

     
于是,弘扬优根性,回避劣根性,就成了此一阶段塑造农民军人的原则和方法,这与其说是作家认识的片面所致,还莫如说是时代的局限使然。
    1985
年的寻根文学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自身,它导致了一次对国民根性的重新审视和对民族文化的重新批判,实则是五四运动的余绪,是鲁迅精神的返照。韩少功诸君笔下的丙崽等人物(《爸爸爸》)和阿Q何其相似乃尔。农民身上的负面开始被频频曝光,农民头上的光环开始日渐暗淡,并从一个巨人的高度降至为一个平面乃至一个凹地,被人们平视乃至俯视。这股思潮波及到军旅文学界,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军人作家,传统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抽空,惶惶然之间既无法给作为农民之子的自我定位,也无法给作为描写对象的农民军人定位,双重的失落就导致了心态的失衡,从一种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迅速滑向了一种自卑、自虐和自嘲。莫言成了此一阶段的代表,《苍蝇DangerCode;门牙》中的荒唐,《金发婴儿》中的滑稽,无不带有漫画的色彩;大老粗的团长,农民出身的指导员,无不是洋相出尽丢人现眼,和梁三喜、靳开来们形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比照,也和进了城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与最终没有进城的高加林(《人生》)形成了一种呼应或沟通。——赚了钱也罢,读了书也罢,参了军也罢,农民的根性却不能因此而迅速改变。莫言的认识可以说将农民军人的主题往前推进了一步,但也囿于心理的失衡和情绪的偏激,影响了描写的客观、公允与平和。到了80年代末,随着整个当代文学运动的疲软和军旅文学格局的解构,农民军人主题的发展也就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
   
进入90年代之初,与军旅文学的普遍低迷和委顿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正是农民军人主题的豁然展开和农家军歌旋律的訇然奏响。以阎连科的《和平雪》、《和平战》、《和平寓言》、《在和平的日子里》、《夏日落》、《从军行》、《中士还乡》、《寻找土地》等系列中篇和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无岸的海》、《黄土地 黄军装》等系列中篇,以及长篇《遍地葵花》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连续推出,为当代军旅文学人物画廊骤然增添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军人形象谱系。这个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个谱系中的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暧昧的复杂面目。面对他们,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难以推行,常常使得我们只好和作者一道悬置判断,在困惑中陷入更深的思考。这种变化看似平淡实则深刻,并非出自随意和偶然。一方面,它是农民军人主题演进到90年代的必然。
   
另一方面,与这种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农民军人自身的变化;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有了农民军人的变化,才有了农民军人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这些农民军人虽然也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已远远不同于李存葆、莫言笔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军入伍的)那些农民军人。这个转型期最深刻的表征之一,就是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就是人的种种欲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实现,并且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思潮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和军营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和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的入伍动机变得多少有些不纯起来,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不是随后简单的保家卫国奉献牺牲,而是一种藏掖了个人小九九的公私兼顾,一种渴望逃离土地的人生二度选择。
   
陈怀国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遍地葵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农家军歌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写了一群农民子弟在当代中国军营中的奋斗历程,但主要是全方位地、立体纵深地勾勒描画出了许家忠这一个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从一个农村青年写起,写到他当上了团长,直至犯错误成了阶下囚,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尽情展示了一个农村青年向军人转变,全部的心酸苦辣、苦尽甘来和悲辛乃至失败。这是一个由农民向军人转化 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农民出发最终又回到农民的过程,更是一个人的过程。这个人物的形象定位确实有明确的理念导引,即作者是站在反思和批判农民军人局限性的高度来构思与刻画许家忠的,但终归又是靠生活、靠情节、靠细节、靠情感和心灵来浇铸的,从而使许家忠成为了一个生气贯注个性鲜明的貌似憨厚而实则狡猾、胸怀大志而又容易满足,脚踏实地而又精于算计的复杂人物,给农民军人形象谱系中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表达了作家对中国军队的农民性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深刻感悟与深沉忧思。 与《遍地葵花》的沉重叹息大异其趣的是《父母爱情》的轻松调侃。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作为军门后裔的青年女作家刘静也不约而同地把探寻目光投向了中国军人的农民性问题。只不过她关注的不是农民军人的现在时,而是他们的过去时,讲述的不是农民根性的失败,而恰恰是农民文化的胜利——一位战争年代入伍的青年农民解放后进城做了高官,娶了一位城市知识小姐作如夫人,从此双方就在生活习俗、行为方式、文化差异诸多方面展开了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拉锯战。最终的结果是,大老粗的父亲表面上文明了,高雅了,绅士了,骨子里却依然很农民,而原本娇骄倨傲温文尔雅的母亲则彻头彻尾的农民化了。这个结局出人意外却又有几分让人信服,令人啼笑皆非却更加发人深省。
   
农民性的顽固与强大在一个老农民军人的婚姻故事中得到了黑色幽默式的演绎。《父母爱情》出自非农民军旅作家之手,是农家军歌的一个异调与和声,也是对农民军人主题的一个丰富与补充,为这一主题的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对农民军人主题的观照也许更富有建设性启示。朱秀海在他的长篇力作《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中将主人公、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作了一次互参观照与互补塑造——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印证了我早年提出的发现差异,寻找合点的理论构想。
     
参见朱向前《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5〗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韧踏实和奉献风格来修补江涛的好高骛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张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军人素质修养与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对两类作家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稔熟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一个刘宗魁足以说明此点),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到位,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稍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典型写得如此势均力敌难分轩轾,既得力于塑造人物的功底之深厚,更有赖于理性的思考之深邃。

      
祭奠星座寻找太阳 当下军旅小说中      英雄主义旋律的一种变奏
   
首先需要说明,在标题中写上两部小说的篇名,并不意味着本小节将以它们作为个案进行重点分析,只不过是想借用它们,试图涵盖性地表述当下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主题的发展走势和某些特点,从而比较出英雄主义这个从来就在军旅小说(尤其是在80年代)中激昂高扬的主旋律,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奏。
   
显著的变奏最先来自于朱苏进。
   
虽然我在前文论及
两类作家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和军门子弟作家队伍逐渐式微的基本事实,甚至还把军旅小说的主要希望寄托给了农家子弟作家队伍这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的无所作为或可以忽略。因为对文学而言,创作(作家和作品)的量和质并不总是表现为正比关系。朱苏进作为军门子弟作家队伍的首席发言第一小提,在90年代前期虽然有孤掌难鸣的尴尬,但他孤军深入所达到的深度,依然代表或包含了军门子弟作家们对职业军人理想的英雄化书写的主要特点和新的思维向度。
     
在我的论述中,职业军人农民军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前者多为军门子弟军旅作家塑造的形象,突出军人的职业化、理想化和英雄化;后者则是农家子弟军旅作家钟情的人物,侧重军人的农民性,平民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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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旋律在二者身上都有回响,只不过前者强化,后者淡化。关于后者的表现形态前文已经论述,本节的阐释重心向前者倾斜。  创作与发表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长篇小说《炮群》(《昆仑》1991年第4),可以看做朱苏进此前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一次总结,它宣告了朱苏进青春梦英雄梦的幻灭,也预示了朱苏进沿袭了近十年之久的创作路向即将发生的深刻转变。
     
参见本书《半部杰作的咏叹——朱苏进与〈炮群〉联想录》。
     
《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剑拔弩张到随意放松、从慷慨激烈到娓娓而谈的多少有点让人觉到新奇的朱苏进。
     
参见本书《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
     
首先,是支撑他的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著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是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了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也带来了朱苏进英雄观的破碎

   
从《炮群》满怀激情地塑造与呼唤英雄,到《醉太平》冷静清醒地审视与肢解英雄,朱苏进变换了一个思考角度:在当今日渐物欲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一个当代中国军人究竟应该怎样抵御平庸,抗拒诱惑而保持英雄主义品格的追求和高扬?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 《醉太平》在这里提出的追问是否过于尖锐和严峻?因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截获的生命感悟是大不一样的。——在退伍还乡于龙山牧牛的老兵姚建华眼中,生活节奏是缓慢却又不乏诗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在邂逅于西藏高原的若云和鲁连军的感觉里,再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气候也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天天都有大月亮》);在偏远闭塞的5182兵站的老兵与新兵的心中,与单调和寂寞为伴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对未来岁月的憧憬(5182兵站》)——在这里,生活呈现出一种常态或稳态,时代激流还没能显出它逼近的迫力。相形之下,来自沿海特区的报告《军营里的股民》就大为迥异了。何继青久居特区多年,长期感受商品大潮对当代军人的猛烈冲击,和广大官兵一起咀嚼着困惑、迷惘与痛苦,也一同体味着喜悦、欢欣和冲动。《股民》选择了一个敏感而又新颖的角度,将一阵股风吹进军营,立刻就吹皱一池春水,对特殊环境中的军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灵轨迹作出了严峻的考验、冷静的审视和快速的跟踪。而且该作还较好地克服了特区军旅文学前期作品或以理性认识代替感性体验,或以表层感受代替深层体验的弊端,显示了相当的观察深度、体验深度和思考深度,是密切关注当下军营现实生活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对《醉太平》式的追问作出了有力的支撑和严肃的呼应。 无可否认,90年代现实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也使英雄愈来愈碎片化。朱苏进们在理性上接受并认同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在情感上对理想化完美化英雄的眷恋与向往仍然执著与痴迷。在往醉太平式的世俗生活之流纵身一跳之前,他向理想极地投去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战争幻想小说的《祭奠星座》,其背景、环境、情节、人物等等无一不是超现实的,而惟有超现实的载体,才能承载朱苏进审美理想塑造集人格、理想、侠义和武功于一身的军人,并将这种军人推向为战争而战争、为对手而存在的纯军人境界,就像《祭奠星座》中那支蓝星部队所唱:假如我击败了强大的敌手/胜利后不免忧愁/从此我满载荣誉却无敌手/哦,敌手,敌手。你是我的忧愁/没有你我分文不值……”在这里,一切关于战争性质之类的现实功利的种种羁绊统统被抖落干净,朱苏进于冥想中放纵自己的心灵去追索优美的极致。因此,在写《祭奠星座》时,他就感到无限痛快。这痛快甚至拒绝与人共享
     
朱苏进:《天真声明》,《小说月报》1992年第6期。
     
《祭奠星座》也许不是朱苏进最优秀的小说,但是我们却不妨认为,只有《祭奠星座》才是朱苏进真正为自己写作的小说,是他压抑已久的关于军人与战争的设计的一次痛快的宣泄,是他困厄已久的灵魂呓语的一次真实记录,也是他对心仪已久而踪影愈渺的英雄梦想的一次深情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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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英雄的情结是普遍的,也是强烈的,毋宁说它和庸常生活肢解英雄的强度是成正比的。所不同的是祭奠的方式或方向。朱苏进是在想象中完成祭奠,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对历史的重构或往事的追忆中进行祭奠。《蓝旗兵巴图鲁》和《枪圣》是这方面的两个代表,前者的巴图鲁(勇士,亦为满族神话中的英雄神)和其后裔巴布阿的对比描写,表达了强劲的历史活力对贫弱现实的一种遗传,一种灌注,一种嘲讽和一种期待,完成了对英雄乃至整个满民族沉沦的一曲悼亡。后者通过刻画枪圣郑可达空怀绝技报国无门的尴尬处境,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枪手精神和军人精神,对生不逢时的末路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无可奈何的惋叹之情。 如果说《祭奠星座》式的祭奠,是对理想英雄的无奈放弃之前的一个辉煌的告别的话,那么,《寻找太阳》式的寻找,则是对英雄理想的向往失落之后的一种执著的寻觅。《寻找太阳》以一首爱情小夜曲式的浪漫与精致,完成了一个寻找英雄的寓意表达。与其说它是在寻找一位梦中情人,还莫如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理想之光,寻找一种英雄主义之光,虽然这光像太阳一样遥远而虚渺,但它也像太阳一样炫目而迷人,吸引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虽然反复失望却永不言悔永不停止。显然是同样虚拟而又独特的《第二次阵亡》,同样独特地传达了一位青年女作者心中的英雄理想,它是对生理死亡的超越,也是对平庸死法的摈弃。它在想象中完成的百米冲锋,就是从平淡走向辉煌,从常人变为英雄的精神的冲刺。因为它是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过程,它拚着最后一股精神要争的就是一口气:死也要死成一个英雄。
   
几乎和祭奠英雄的情形雷同寻找英雄的情结也是普遍而强烈的,除去在想象中寻找之外,也是在历史中寻找。相比较想象英雄的激情,历史中的英雄反倒多了几分朴实和平静。《赵一曼女士》和《红雨》,一为实有其人,一为虚构其事,二者都在精短的篇幅和巧妙的构思中完成了一个英雄就义的宏大叙事,相对于它们的题材尤其是传统的处理方法,它们都显得是如此的平实无华,无形中消除了英雄与普通人的距离与隔膜,反而令人感到惊异:原来英雄就在我们中间,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父亲是个兵》和《寻找驳壳枪》其人其事似乎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作者以军人后裔和当代青年的双重眼光回溯和审视父辈的生命历程,在物欲横流、英雄肢解的90年代重新确认一种价值坐标,热切而深情地呼唤父亲那样一身正气,战斗不止的永远是个的硬汉形象。《父亲是个兵》和《赵一曼女士》在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中短篇小说评奖中双双折桂,除了它们角度独特,构思巧妙,手法新颖,语言老到等艺术因素之外,它们共同以寻找英雄的主题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鸣,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在历史中祭奠寻找”“英雄的主要作品尚有长篇小说《孙武》[韩静霆],《落日之战》[庞天舒],《我是太阳》[邓一光];中篇小说《穷阵》、《苍茫组歌》[赵琪],《决战》[徐贵祥]等等。因篇幅所限,兹不一一论列)
   
行文至此,人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无论是祭奠英雄也罢,寻找英雄也罢,作家们的思维触角多向想象与历史两个向度延伸,而较少在当下现实的空间展开。这大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如前文所述,90年代物欲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极大地侵蚀与消解了英雄理想,使得现实中的英雄(行为)日渐消遁。作为一种反弹,人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或想象空间实属正常。虽然以现实依托塑造英雄形象或铸造英雄品格为主导的作品我们还可历数出长篇《穿越死亡》、《波涛汹涌》(朱秀海)、《突出重围》(柳建伟)、《生命河》(庞天舒)、《西北望》(师永刚)、中篇《英雄圈》、《双兔傍地走》(张卫明)、《兵道》(何继青)、《旱舟》(张惠生)、《英雄》(赵琪)、《潇洒行军》(徐贵祥)、《太阳升起》、《如花似玉》(王曼玲)等等,但总体看来,置于90年代军旅小说多音齐鸣多元共存的整体格局之中,它还未能形成高亢嘹亮的主旋;甚至被沉重而尖锐的农家军歌淹没得时断时续。尤其当职业军人理想英雄化书写的旗手朱苏进易辙之后,这一原本就松散杂乱的群体多少显得有点群龙无首,至少不如此前阶段那样主旨坚定、品格鲜明。我们在此提出《弹道无痕》来略加讨论,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弹道无痕》是农家军歌的另一个变调。它出自农家子弟徐贵祥之手,描写的主人公石平阳和李四虎也是两个地道的农民子弟兵,这一点与农家军歌们毫无二致。它的变调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融合了职业军人英雄曲式的音符与旋律,使得作品既有农民军人的朴素底色,又有职业军人的理想辉光。也就是说,它的写作重心完成了从一般农家军歌中军人式的农民向 农民出身的   的转变,主人公的价值实现不再是纠缠于农民与土地的对位关系,而是向着一种真正而纯粹的军人境界提升与飞扬。 石平阳当了十几年的兵直至当到代理连长最终也还只是一个兵,提不提干解不解决吃商品粮等现实问题,在这里退居其次,重要的是他已经从精神气质到职业素质都实现了一个农民向一个现代军人的彻底蜕变。作者的想法就是要他当一个最完美的兵最纯粹的炮手,而石平阳战友王北风则评价道:能当营长团长师长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的老兵,出色地当了十多年而且还将出色地当下去的老兵是不多的,是宝贵的……”李四虎更干脆:要我说给你转干也别转,就他妈当个天下第一兵’……”显然,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涂抹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扎实的炮兵生活体验,火热的激情投入和阳刚大气的贯注,保证了石平阳的英雄气质高贵而不高蹈,亮丽而不华丽,成为了90年代农民军人形象中有独特光彩的一个典型,为农家军歌英雄乐章的合奏谱写了先声。 其实,祭奠英雄寻找英雄只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首进行曲的两个声部,是一部交响乐的两个和声。英雄主题作为人类的重要精神指向,从来就是永恒的文学主题,更是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它在90年代的变奏,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反过来说,物化社会的进程,将愈益反衬和烘托出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的无穷魅力。它将像明亮的星辰一样,引导着人类穿越黑暗,从此岸走向彼岸。军人品格和军旅小说品格的创造,就是高擎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熊熊火炬。

      
 
     
匆匆一览,近二十年的军旅小说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走过了大半个马鞍形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前期处于高点,80年代末开始走低,八九十年代之交跌至低谷,90年代中期又逐渐攀升,另一个高点已隐约可见。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问题:80年代与90年代的军旅小说究竟孰高孰低?我想这个问题不好简单作答,比较需要参照系,需要坐标,纵向而言,军旅小说(具体到每一个作家)可以自己和自己比;横向而言,军旅小说可以和同时期的其它题材小说比。笼统看来,一辉煌,一消解,一高点,一尚未达到高点,似乎是优劣互见,高低自明。其实深究起来,也不尽然。虽然不能说90年代一定是后浪推前浪,但也不敢以辉煌不再就否定90年代或在某些方面(比如长篇小说)80年代有所突破,有所超越,有所发展,有所深化。形势上的辉煌与黯淡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举例来说,80年代的经典还有多少能经得住今天的重读就是一个殊堪深思的问题。再举一例,80年代的军旅小说以中短篇最为繁茂,而90年代的长篇似乎更有势头。这种体裁的转换背后究竟又潜藏了什么样的意味?当然,循着此一思路前推,我们很容易在纵向上比出毕竟是时代前进了的结论。但是,再横向一看,90年代的军旅小说在整个当代中国小说格局中的定位比之以前是有所提升还是更见下沉了呢?这样一想,我们也许又会哑然失声。如此等等亟需深入研究的诸多课题,我们恐怕只能留待在另外的场合再作讨论了。  

 

 

阎连科是一个在小说领域和军事文学领域有独特贡献和突出表现的小说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夏日落》是一部被十年时间考验的作品,我深深感到时间感和艺术感的玄机再现。这部作品真正给予我们的是一次真实而又恒久的文学精神,也体现了作家本人对新军旅小说创作一种非凡的努力。当然,我很难用合适而妥当的修辞来概括小说家阎连科对当代军旅小说所起的启迪或意义。由于他对人性深度的描述,他朗若太阳的光芒映射了小说的真实,包罗一个个性时代的军人形象与自我的批判,《夏日落》应该是一部经受得起时间考验而毫不逊色的小说。阎连科说:《夏日落》仅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我认为虚构是基于当代军人世界中的规则和惩罚,而不失之因毫不存在的判断而让我们在阅读中被小说所困惑。
如果说《夏日落》以一种非常规方式摆脱十年前军旅小说的英雄式的痕迹,而其中所蕴涵的人物的丰富性更区别于他的其他军旅题材的作品,其实小说创作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与心灵之间寻找的秘密通道。阎连科在《夏日落》中告别了以往凭生活体验单纯写感悟的阶段,开始进入超拔的想象空间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超越现实生活,与现实脱钩,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思考和沟通。早在这部作品十年前的初稿里,就给了这部小说一个议论的机遇和反省的过程。时过境迁之后,《夏日落》重新出炉,增加了当年因某种忧虑想写而未写的相当于有一个中篇的文字和情节,删去了少量有碍于阅读的叙述,就成了《夏日落》现在的这个样子。小说的主人公赵林和高保新都是农民军人,都是为了挣脱和逃离土地来到部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职务升到副营职,让农村的老婆孩子户口随军到部队成为城里人,住上楼房,用上抽水马桶和卫生纸。在这篇小说的开篇,写到的已经从副营职降为正连的连长赵林,所以就给了读者一个类似于军规般的提示,就给主人公一个命运的诘难。我想《夏日落》就是基于这种对农民军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尊重,才写出了主人公在整个事件中的心态,他和高保新彼此之间的推诿扯皮和灵魂的斗争,作者又不停地回放赵林和高保新在中越战争中的故事,也同时带来了我们对战争中生命和死亡的看法和思考。主人公的悲剧在于自己无法解脱命运对自己的安排,而是被自己的局限性所左右。阎连科在描写赵林的过程中有了许多沉重的追问,譬如在写到当兵时和马明水为去当兵的情节,这段描述也是令人感动的。其实是作家在深入赵林的内心进行解剖,并以此来映衬小说《夏日落》的根本性意义。那么,阎连科为他记叙某一时段的作品找到了一个标识,他在这里张扬了新军旅小说的真实性,向小说迈出的可贵的探索,也开创了一种非讴歌式的军旅小说的文本方式,尽管他遭遇了种种不值一提的非议和错误的批判,但是,小说终究可以让作品说清楚自己要说的话。
对于《夏日落》或者小说家阎连科来说,我个人认为小说本身具有实诚和客观的人物价值,洋溢着对人的尊重,特别是赵林和王慧之间的情感以及赵林的处理方式,一根情感的线力透全书。还有一点,对处理王慧感情的章节,也表现了作家与众不同的眼光和当时社会的背景。那么,我们对于《夏日落》,不能用常规视觉去读解,尽管它是一篇好读的小说。但我也感到了作家个人命运和小说的联系,就是阎连科能够品味人,懂得人,理解人,才有了他小说的独特性。
可以这样说,《夏日落》是当代新军旅小说的一个范本,他再现了一个作家对军魂的爱,他的爱是博大和审察并存的,他还代表了一个军旅作家灵魂深处对时代的剖析和构建,更重要的是阎连科是真的,也是好的。《夏日落》更是惟一的。我还有一个更简要的说法:阎连科个人的小说已经形成了关于人性最丰富的文献馆,所以,你应该去里面查阅作家的记录和发现。

 

周大新谈军事文学创作

曾以许多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赢得军内外读者喜爱的作家周大新,在军事文学创作上一直追求着更高的境界。最近,本报编辑部拟出几个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的话题,特约青年作者石一龙对周大新进行了专访,下面是石周二人的对话。


您认为新的技术引发的军事革命将会对未来的军事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新技术引发的军事革命只会造成战争样式的改变,但战争中的生与死,敌对双方的恐惧与仇恨,战场上的被俘和生还,战争结局的胜与负,战后的苦难和重建这些基本的问题没变,军事文学作家主要关注的不是战争怎样打,而是引发战争的深层原因,人在战争中的感受和战争对人造成的伤害这些问题。所以军事革命对军事文学会产生影响,比如战争的残酷性更大,战争对人的精神压力更可怖,但总体来看影响不大。决定军事文学作品成色的基本问题没变,变的只是作品中军人的活动背景。


19世纪和20世纪都有十分辉煌的军事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您认为21世纪会不会出现这样级别的作品?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有十分辉煌的军事文学作品,二十一世纪也会有辉煌的军事文学作品出现,这一点不应该怀疑。只是因为今天人们的审美习惯发生了变化,作家的创作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大约不会再出现《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这种样式的作品。


21世纪将会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发展无疑要给这个世纪带来不可预测的变化,这样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您认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文学和战争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造成文学作品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变化,比如过去的文学作品都是印在纸上,今天有不少文学作品直接在互联网上传播;二是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的活动场景发生变化。


您个人认为军事文学是否有一种武器论?冷兵器时代,常规武器时代,核武器时代,生化武器时代这几个时代的军事文学有何异同?您认为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有什么具体的决定性的影响?


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影响是有的。1600年,火炮被安置在舰船上,由此而产生了近代海军,这使描述海军生活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也是从1600年起,手枪开始在世界上普及,这使得战争中一些短距离杀伤对方的故事开始出现,军事文学中又增加了吸引人的成份;1800年,在合理的装备和参谋体系下诞生了近代陆军,写陆军生活的军事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司令部里的参谋这类人;1850年,金属船体、蒸汽机、远程炮、潜水艇、鱼雷的出现,使海军的改革得以推进,也使军事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术语,军人们在作品中的活动场地也由海面扩展到了水下;1860年,铁路的出现使作战的机动性增强,电信使通信发展,出现了步枪,这使兵力的大规模集结成为可能,长途开进中的故事开始在军事文学作品中出现;1920年,出现了坦克、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这使强袭和登陆作战这些新的作战样式出现,军事文学作品中军人们活动的场所更多了;1945年,出现了核武器,这使军人和平民死亡起来更容易,使人们对战争的恐惧更甚了,也使《广岛之恋》这类作品开始出现;1990年,出现了微型芯片,也随之出现了科索沃这样的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战争,作家们再写战争,不得不把目光由战场转向很远的地方。作家不能不注意到这些影响,但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描写军人们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喜怒哀乐。


军事文学一般分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军事文学两种类型,您认为哪一个更是军事文学的正宗。


战争时期的军事文学对读者更有吸引力,也可以说是军事文学的正宗。战争生活是一般人很少经历的生活,这种生活所富有的刺激性本身对读者就有诱惑力。另外,战争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个人命运相联系,容易激起人们的共鸣和引起阅读的兴趣。


请您提出我们新时期军事文学有哪些要害的问题?并请您对症下药给开个处方。


目前军事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以为有两个:一是作家精神上放不开:好作品总是在前人已达到的水平上再前进一步,这就要求作家在思想上有新的发现,在艺术上有新的探索。而这些,没有精神上的进取怕很难完成。二是急于求成,急于把作品拿出来让人喝彩获奖,耐不住性子打磨。药方我开不出,何况我的诊断还不一定正确,开出药吃坏了人我还要负责的。


在您的作品里和创作生涯中,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最大的遗憾是身为军人却没有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有分量的军事题材的小说。正因为此,我一直在思考和关注军事文学并会为此作出积极努力。

 

关于21世纪军事文学的对话

石一龙:9·11事件发生后,战争与和平、军事与文化,成为世人倍加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今后的军事文学会有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激发我们要有新的思考。

19世纪和20世纪都有十分辉煌的军事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好兵帅克》、《永别了,武器》、《弗兰德公路》,您既是部队实力作家又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领导,您认为21世纪会不会出现这样级别的作品?将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国度?中国军旅作家的学识和积淀有希望写出这样的作品吗?


黄国荣:《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俄国作家奉献给世界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疑称得上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至于二十一世纪能不能出现这样级别的作品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就文学本身而言,它必定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时代的文化方向和时代精神,作品和作品不能简单地类比;另一方面社会的观念和人的欣赏习惯、欣赏趣味和欣赏取向,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二十一世纪即使能够产生像上述作品这样级别的作品,也不可能再是这种样式的军事文学。我以为二十一世纪肯定会出现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最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有百年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历史。从目前军队作家的状况看,已有两三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出版的作家都具备这个实力(我指的是成功的长篇小说,不是指出版过两三部小说),关键看作家的心态、创作欲望和创作准备,现在相当多的作家比较浮躁,利益驱动和名利驱动太强烈,这样的心态是写不出传世之作的,连较好一点的作品怕都写不出来,能一本一本在出书,或者获奖,不说明问题,要让历史承认,有的作品或许今天红火,有可能明天便是垃圾。我认为最有实力的当是莫言,他的学识,他的实践,他的小说语言和技巧都最具备这种能力,要看他有没有这种欲望,准备不准备把后面的心血投入进去。


石一龙:20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的量子理论为基础引发了对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革命,给整个世纪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现在的21世纪将会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要给这个世纪带来不可预测的变化,这样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文学、特别的战争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国荣:高科技的发展,对文学来说,肯定是个冲击。时代的发展和高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催化人们的观念,乃至生活习惯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新文化的拓展,文化娱乐的多样化,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对新世纪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了更丰富,更多样的选择。通过阅读纸介文学图书来欣赏文学,获得愉悦的人将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出版形式也会变革,现在的电子图书已经具有了规模。即使是纸介图书,快餐文学似乎更有市场,如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雨衣》等作品的畅销就是例证。因此文学,尤其是严肃的战争文学面临着两个冲击。一是读者的减少,二是阅读的通俗化趋向。这样势必导致文学图书市场缩小,纯文学和军事文学作家队伍削弱两个结果,眼下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军事文学作家,几乎都在埋头写影视文学,对军事文学似乎缺少了往日的情怀。


石一龙:您个人认为军事文学是否有一种武器论?冷兵器时代、常规武器时代、核武器时代、生化武器时代这几个时代的军事文学有何异同?您认为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有什么具体的决定性的影响?


黄国荣:武器是战争的主要因素,因为武器直接决定战争的样式,直接影响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再一方面武器标志着时代的进程,也标志着战争的目的和文明程度。因此各个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虽然共同都是写人,写战争和战争的灾难,写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但不同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自然就有很大差异。冷兵器时代,国家不统一,战乱不息,社会很不稳定,军事文学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体,从小说、散文到诗词,多以军事题材为主。那一时期的军事文学作品的主题,更多关注的是帝王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忠君、镇压起义、抗击侵略是基本内容,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民族英雄和忠君的文臣武将。战争的手段和目的是彻底消灭对手壮大自己。其艺术特色精于战术、谋略的描写。常规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在整个国家文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军事文学的主题,主要表现正义与非正义,表现英雄主义。抗击侵略,保卫国家,是作品的基本内容。所塑造的人物开始多样化,有领袖人物,有高级将领,也有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战争的目的是摧毁瓦解对方的军事力量,制止战争,以求和平。作品的史诗性是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核武器、生化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在整个文学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人道主义是这一时期作品的基本主题,反对侵略反对战争是作品的基本内容,作品更多地塑造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形象,多国联合作战是其特色,常以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的手段扼制对方,进而制止战争的漫延的扩大。表现人性和人的价值是这一时期军事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的主题、描写对象、以及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均有影响,不同的武器时代,就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艺术特色。


军旅作家的价值和贡献


石一龙:请您对莫言的作品作出一个判断和评价,他在中国军旅作家和当代文学中各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的价值和贡献、缺点在哪里?


黄国荣:我非常喜爱莫言的大部分作品,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系列、《天堂蒜台之歌》、《牛》、《拇指扣》、《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以及最近的《檀香刑》等等。我在一次与部队青年作家谈话时说到这样一个观点。成熟的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视角,比如鲁迅的平民视角,他始终关注的是中国人的脊梁;郭沫若的历史视角,所有历史人物在他眼里都是民族文化。莫言的文学视角是童贞视角,他什么时候用童贞的目光来观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便变得真实,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作品就充满幽默,最恶最丑的东西在这种真纯面前更显得可笑。莫言的小说语言和结构都达到相当造诣,他那幽默带韵律而又瓷意张扬的语言,一如江河奔泻,淋漓酣畅。对"魔幻现实主义",莫言是研究最多,也是吸收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在军事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作家,也是最具实力的作家。如果要说缺点,我觉得他什么时间想刻意表现什么的时候,往往就有失偏颇,会把握不住自己内在的魔力,往往作品除了语言之外,主题、人物、结构似乎都不像是他的作品。《丰乳肥臀》的人物设计和命运安排,明显带有刻意和人为的痕迹,显出匠气。《红树林》也不太令人满意,现实官场的人物在他笔下鲜活不起来,笔触伸不到他的灵魂深处,夸张而没有生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就对,也没有跟莫言沟通。


石一龙:您是否关注其他军旅作家的创作?如果关心,关心谁?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


黄国荣:我还是比较关注军事文学的创作,或许是我现在工作位置的原故,我必须了解它的进程和全貌,否则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不称职,也无法对军事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应尽的责任。我特别比较关注莫言、周大新、阎连科的创作,朱苏进和乔良这些年似乎小说作品少了一些。前三位依然坚守着文学阵地,长篇、中篇、短篇笔耕不止,时有与自己的名气相称的作品问世。我特别关注他们,一方面是他们非常值得关注,他们代表着当下军事文学创作的水准,便于掌握出版社选稿的尺度;另一方面我也好掌握军事文学创作的进程,写更好一点的小说。


石一龙:怎样看待地方作家的军事文学创作?像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等都影响很大,他们是否走出军事文学的困惑?


黄国荣:军事文学历来不是军队作家的专利,地方作家写军事文学并不奇怪,也不新鲜,周梅森也写过许多战争小说,而且我认为他的那些战争小说比他现在写的那些改革小说要好。地方作家写军事文学自然有他写作的动因,或许他是军人之后,或许他的亲属是军人,或许他成长在军营的环境里,或许他尚武。地方作家写军事题材有他特别的地方,或许这叫距离美,他本身不是军人,没有军队生活的经历,军营、军事、战争对他来说非常陌生,也就特别神秘,这种陌生和神秘往往给作家提供许多思维的空间,如果他文学素养好,能把握好所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又有足够的创作准备,他一定能写出与军队作家很不相同的军事文学作品。地方作家写出好的军事题材作品,对军队作家当然是一种挑战。但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看,地方作家的军事题材作品的文学水准并没有超过军队作家。


要害问题是什么


石一龙:请您提出我们新时期军事文学有那些要害的问题?并请您对症下药给开个处方。


黄国荣:我个人感觉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共性的问题有两个不足:一是先天不足。新时期军事文学的作家主要是两个年龄段,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作家,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批作家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受过苦难,阅历也颇深,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能吃苦,奋斗精神强,但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没有机会得到正常的系统的高等教育,接受世界文学也较晚,缺文学理论课;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这批作家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有的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生活经历简单平淡,阅历较浅,信念不是那么明确坚定,吃苦性差,不是那么刻苦,缺生活课。二是创作准备不足。目前中青年作家的通病是浮躁,沉不住气,不愿为文学付出全部;最大的障碍是浅尝辙止,容易自我陶醉,刚找到一点文学感觉,就以为攀到了文学的顶峰;最大的敌人是名利,为利可以放弃毕生追求,为名可以随风飘摇,放弃明确的目标。别人最好的良方也无济于事,我也开不出良方,一切取决于自己。大浪淘沙,自有泥沙淘去,必有真金显露。


石一龙:军事文学是不是必须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是基本要素,您认为需不需要?


黄国荣: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定为军事文学的基本要素,无可厚非,离开了这些,军事文学还表现什么呢?但我个人认为,还应该加一个主义,叫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似乎更具有普通意义,人道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人类所共同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更具有典型意义。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以往的军事文学的局限,只怕也在于此。主旋律和多样化本来是一致的,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所谓主旋律,无非是表现主流生活;所谓多样化,还是毛泽东说的百花齐放。用百花齐放的方针来表现主流生活有什么不好呢?把主旋律作品简单地理解为紧跟形势、图解政策、回答时下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一味歌颂,塑造一些所谓代表时代潮流却思想大于形象的人物,是一种新的赶风潮的表现,还是"高、大、全""假、大、空"的遗风。这样的作品无论获什么奖,历史都不会认同。或许今天捧为精品,明天便成垃圾。我认为军事文学没有必要作这种区分,军事文学都应该是主旋律,相反我们倒是要提倡多样化,真正的百花齐放,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


石一龙:新中国军事文学一般分为前十七年和后二十年,您认为哪一个时期的军事文学更能够体现新中国军事文学的最高水准。


黄国荣:从军事文学的影响来看,前十七年的军事文学在同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要高于后二十年。但从军事文学的水准来看,后二十年的军事文学更能体现中国军事文学的最高水准,无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后二十年的艺术水准远远超过前十七年。


如何评价当代军事文学


石一龙:请问军事文学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学的发展里程中还存在吗?它是融入了大背景的文学格局,还是在近年来军事文学作品不景气时的一种悄然隐退或者是迷失了方向?

我们的民族出现过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战争题材的代表作,而当代中国军事文学您是如何评价的,有没有出现经典的作品,若有请指出并说明理由。


黄国荣:军事文学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它也并没有迷失什么方向,它在当代文学中是有其自己的地位的。尤其是九十年代末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其数量和质量可以说已超过历史水平。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有五十多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面世,有多部作品在全军、全国评奖中获奖,并产生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有近十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作家和评论家感到不习惯的是军事文学已不再具有轰动效应。我认为目前的状态才是正常,八十年代那种禁锢被打破后的轰动恰恰是不正常的表现。文学只能是一种陪伴,说服务都有些夸大。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看,应该说军事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经两度形成军事文学繁荣的高潮,在文学中占主导地位。《保卫延安》、《百合花》、《七根火柴》、《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红高梁》可说是二十世纪军事小说的代表作,至于算不算经典,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其中《红高梁》更接近于经典。所谓经典,它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认为经典作品应该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其主题更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其人物具有典型的个性,其语言极富民族特色,其结构也必须新颖别致,《红高梁》其本具备上述要求。


石一龙:军事文学一般分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军事文学两种类型,您认为哪一个更是军事文学的正宗,哪一个更能与其他门类抗衡?请举例加以分析。


黄国荣:战争文学当然应该是军事文学的正宗,它不仅可以与其它门类文学抗衡,而且具有压倒其它门类文学的魅力。比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占据文学地位的主要是战争文学,象《保卫延安》、《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晋阳秋》、《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一大批战争小说,形成了中国军事文学的鼎盛和繁荣。虽然那时也有《暴风骤雨》、《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这样一些优秀的其它题材的小说,但整体上战争小说占主导地位。


石一龙:您心目中最能代表水平的新中国军事文学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请说出三部作品,至少一部,可以空缺。您认为代表作家有那些?


黄国荣:我个人认为最能代表新中国军事文学水平的作品,长篇小说有《保卫延安》、《红高梁家族》、《英雄无语》,中篇小说有《红高梁》、《绝望中诞生》、《西线轶事》,短篇小说有《七根火柴》、《小镇上的将军》、《汉家女》,诗歌有《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散文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报告文学有《在这片国土上》、《恶魔导演的战争》、《蓝军司令》。代表作家有杜鹏程、刘知侠、王愿坚、刘白羽、徐怀中、魏巍、李瑛、黎汝清、莫言、朱苏进、周涛、乔良、周大新、阎连科、朱秀海、项小米等。


石一龙:我们有的评论家把前17年划分为以杜鹏程、刘知侠等为代表的"战争文学",近20年来以徐怀中、李存葆等为代表的"军事题材文学",以朱苏进等为代表的"理想英雄主义文学",以阎连科和陈怀国等为代表的"农家军歌",您认为这种划分合理吗?


黄国荣:这种划分不是没有道理,什么东西总是需要一点标志,这也是一种标志。只是觉得最好不要以人来划分,而以作品为好。人总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有的作家有了一篇影响大的作品,此后再无新作;有的一鸣惊人,此后的作品却不尽人意,你再要以他为代表,就缺乏代表性。作品则不同,作品问世后,永远摆在那里,不会变化。另外"农家军歌"有没有单独划出来的必要。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军队的主要成分就是农民,军事文学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这个主题,把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些作品划为"农家军歌"不太科学。似乎"农家军歌"特指的是写军人的"农民意识",这就对这些作品有些曲解,夸大了它们的负面影响。其实"小市民意识""农民意识"是近义词,核心都是私有观念。


石一龙:20世纪80年代军事文学应该是新时期文学的重镇,缺了它以后新时期文学就显得不完整。进入90年代后期军事文学就朝边缘化走去,显得沉寂和荒凉。以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为例,只有阎连科的非军事题材的《黄金洞》获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无一军队作家获奖,您认为军事文学的发展趋势是得到遏制还是继续恶化,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黄国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波浪式,太阳今日照着你,明日照着他,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是规律。八十年代初期,军事文学的确辉煌了一下,原因是因为有了那一场边界战争,全国有许多父母的儿子,许多家庭的亲人为了祖国倒在了那里,埋在了那里。前方和军营牵着全国人民的心。同时,战争给军队作家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出现了一批好作品。两个方面一结合,轰动效应就特别强烈。这种强烈有文学之外的因素。进入九十上代,经济建设和改革成为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成为重中之重。因此改革文学和反腐文学辉煌一下是理所当然的。


用获不获奖,获奖多少来衡量成就有失偏颇。评奖是检验创作成就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惟一的方式,任何奖项都不能说是文学巅峰的标志。评奖有许多偶然性,任何评奖都是相对的。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作家,一点不比获奖作家的成就小,何况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呢?项小米曾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说评上的都是公正的,但我没评上不能说不公正。"这话很有道理。一方面,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完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列出若干评不上的原因;反之,评上了的作品,也并非就完美。再一方面,我们的评奖也不是无可指责,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不是没有。


我认为,这几年军队作家写出的作品,包括军事题材和其它题材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一点不比地方作家的作品逊色。只是地方评论界对军队作家、作品关注不够,军队自身宣传也不力,没能让地方评论界和社会更多地了解军队作家和作品。茅盾文学奖虽然没能获奖,但入围的军队作家和作品数量并不少,这也证明军队作家的实力。


石一龙:我们的军事文学作品大都以现实主义为主,风格和流派是否在军事文学作品里有所反映,并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国荣:现实主义是军事文学创作的主流手法,"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寻根文学""后现代"等曾经刺激着军队评论家、作家不得不进入思考,甚至陷入困惑。但不可否认,各种思潮不仅仅迫使作家们进入思考和选择,这种刺激极有效地打开了作家的眼界,激活了作家的思路,营养了作家的思想。经过思考后的抉择,作家们比原先自发的下意识的追求要明确得多、深刻得多、成熟得多。军事文学之所以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应该说正得益于这些新的文学思潮的冲击。


军事文学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的坚贞不移,本质的因素取决于我们的哲学支柱和军事文学特殊题材领域的质的规定性。现实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渊源。就军队生活本身而言,它所肩负的是关系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使命,因而反映军队生活的军事文学,多以追求史诗效果为目标,而现实主义在再现和表现历史深度和广度,揭示历史本质方面,具有其它流派所难以达到的优势。我这么说并非说军事文学惟有现实主义一种方法,事实上无论莫言的作品,还是阎连科的作品,都已经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增强了作品色彩和魅力。


石一龙:您认为新时期重要的军事文学评论家有哪几位?他们对军事文学的贡献和缺失在哪里?您怎样看待他们的军事文学批评?现在的军事文学评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黄国荣:周政保、朱向前、张志忠、丁临一、黄国柱是新时期活跃文坛的军事文学评论家。他们几乎是与八十年代崛起的军事文学作家一起成长起来的评论家。他们在阅读、评介、研究同时代作家和作品中,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和理论追求,评介、介绍、帮助了作家,也使自己走向成功和成熟。他们对八十年代军事文学的繁荣和辉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像朱向前对朱苏进、莫言、周涛"三剑客"的研究和"农家军歌"现象的剖析指导,周政保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专著对报告文学创作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以及其他几位评论家对军事文学作家和作品的评介,对青年作家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军事文学的发展、推动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乃至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说缺失,似乎各自的风格特色不是太鲜明,缺乏个性鲜明的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评介推荐作品,多于理论研究。就目前的状态看,理论落后于创作。这一批批评论家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几乎放弃了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有的忙于事务,无法观照创作进程。军事文学评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除较年轻的张鹰外,几乎没有年轻人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

 

对军事文学阵地的坚守与扩张--近年军事文学创作态势评析

严峻形势与顽强坚守

  
改革开放以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已由建国后的十七年中的中国文学的霸主地位,逐渐退撤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个中原因很多,但我以为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源自生活,在军事生活为主体的年代,军事文学占主体地位当是自然。而在如今的军队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背景位置,其文学地位的存在,亦自然取其适当的地位。因此我倒觉得,目前军事文学的地位是相对正常的历史的归位。谁能说以军事文学为主体文学界才是正常的现象呢?而谋求同样作为中国文学重要部分的军事文学如何在这一正常位置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能量,为中国文学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值得欣喜的是,军队广大作家们,既没有迷失于往日独步文坛的极度辉煌,亦未菲薄于当下的退撤地位和处境,而是以战士之于阵地般的顽强死守的战斗作风,使之足下这片绿色的文学阵地得以固守,并在综合条件相对均衡的态势下构成新的扩张之势。
   
一是战斗个性与激情的精神捍卫。如果说老一辈作家们的青春激情多半挥洒给了动荡的战争年月,那么建国后崛起的新作家群的这股激情则是几乎悉数倾泻在对军事文学阵地的占领上。军队作家首先是战士。其战士顽强的战斗个性及其充沛的战斗激情,确保了他们对这块神圣的绿色阵地的众志成城的精神固守。其次,军人所固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荣誉感,加之对军旅文学阵线退撤现状的刺激与忧患,更激起了这些握笔战士们捍卫绿色领地的决心与信念。颇具典型意味的是,承担呼唤新时期文学振兴的领率级人物恰是一位极具上述品质的老作家徐怀中。正如军人一贯默默地恪守其忠诚、奉献等品质一样,这位具有独特气质的老作家一直坚持的柔美细婉、隽永大气的创作风格,虽因不合时宜而迟迟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但老作家的坚持是执著的,他仍然以其一贯的为文风格和对人性及情感的高度关注,终于在物质与人性全线解冻的新时期以其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得到了应有的艺术回响,并就此给其后的军旅新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划出鲜明而亮丽的指向。与其说这是作家对个人创作风格的阵地的一贯坚守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位战士的坚韧性格使然。自此,一变过去符号图解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创作模式,回归到闪烁艺术光彩的对主旋律作品的深层次演绎。而呼应其后揭竿而起的各路领军人物如:朱苏进、莫言、周涛、李存葆、周大新、韩静霆、苗长水等均莫不如此。譬如朱苏进,无论是过去的朱苏进还是现在的朱苏进,一直以其职业军人作家固有的情怀始终致力于对军人本质内涵的表现与深层发掘;无论是诗人周涛还是散文家的周涛,一直致力于对军人粗犷豪放气韵的张扬与挥洒;无论是小说家的李存葆不是散文家李存葆,其作品中一直流注着的都是中国军人那种特有的高度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的真正中国军人所特有的内质。
   
二是对战争文学的变奏与精神链接。只要对新时期以来的军事文学创作稍作审度,便会发现十分明显的过渡痕迹。十七年的军事文学几乎全部再现战争生活,连同新时期之初的承转之作《西线轶事》及其呼应之作《高山下的花环》也不例外。但那场发生在和平大环境下的局部战争,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样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样战争文学于此出大作品的几率就大大打了折扣。并随着社会政治重心和民众关注焦点的转移,不仅作家的战争创作素材难以为继,创作主题的供求效应亦发生矛盾。新作家群于这种洋流、海流、江流、河流的众流交汇处终于做出了对战争文学的变奏,即是文学开始对和平时期的军队活动进行艺术观照。如果对这两者的区别作一简单的概述,那么战争文学中充满浓烈的战火硝烟的战场在这里已然变成尘土翻滚的训练场;战争文学中流动的营地在这里已变成了铁打的营盘;过去思想单纯的革命战士已然变成了今天思想多元化的新一代军人,而丝毫未变的是一直氤氲在军营上空的那股充满豪壮正气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魂魄。正因有了这样的精神链接,才使得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中虽鲜有长篇巨制出脱,但仍以中篇声震中国文坛。如果对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的变奏作一概略的梳理,盖有三类:一者是对当代军人思想内质的纵深发掘。朱苏进则是这类的杰出代表与旗手。通观他的作品,把过去战争文学中铁骨铮铮、叱咤风云、血洒疆场的英雄都收敛成和平时期军人客观和主观的价值的悠婉吟唱。如《射天狼》中的袁瀚,《引而不发》中的西单石,《凝眸》中的古沉星,《第三只眼》中的南琥珀,《绝望中诞生》中的孟中天,直至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炮群》中的苏子昂等等,作家通过对这些极具英雄基因的军人典型被和平岁月的压抑的精神表现,深刻地传导出中国军人职业的奉现与牺牲的特质,以此凸显出军人精神的强盛与丰隆。二者是对中国军人文化背景的横向开掘。这类代表作家和作品有陈怀国的《农家军歌》、《遍地葵花》,阎连科的《中士还乡》、《大校》等,总观这类作品,虽然其描写的对象并非当下军队生活的主流,如就宽泛意义的军事文学角度以观,如果说当下的军事文学是对战争文学的变奏,那么这类农家军歌则是对军事文学的变奏,但变的只是环境,而军人的那些特质之魂魄却始终未变。这魂魄即是军魂,亦是军事文学之魂。

   
宏观把控与蓄势扩张

  
一是战略的干预与引领。上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较具成效的磨砺和取得的骄人成绩,标志着军队新作家群的成熟与崛起。但要真正实现军事文学的崛起与繁荣,其长篇小说的成就便显得至关重要。鉴此,军队艺术主管部门以类同打一个战役的姿态,自上世纪90年代上叶对其适时进行调整部署。首先为培养青年作者开辟练兵场地。尽管当下纯文学不够景气,但军队仍保留了十余种公开和内部发行的文学刊物,如《解放军文艺》、《前卫文学》、《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战士文艺》、《神剑》、《橄榄绿》、《海军文艺》、《后勤文艺》等,这些文学园地以其相当严密的覆盖性以及严肃性和培植青年作者的办刊宗旨,为军队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军队根据现有作家群的实力和形势发展需要,及时把创作的重点转移到长篇小说上来,以此应答人们对中国军事文学鸿篇巨制的热切呼唤。短短6年间,便相继涌现出了《炮群》、《穿越死亡》、《末日之门》、《兵谣》、《美丽人生》、《走出硝烟的女神》、《英雄无语》、《我在天堂等你》、《仰角》、《亮剑》、《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楚河汉界》等一批在中国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仅以这样的实践和成果,便足以确证了这种干预和引领的效果和价值。
   
二是长篇体裁的兴起与创新。若对近十年来的军队文学创作作一概略性的回顾,我以为最能概括这段创作特色的莫过于""""这两个字。从一定意义上讲,长篇体裁创作的兴起,是文学创作繁荣的重要标志。军队长篇体裁创作的悖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当属作家朱苏进长篇小说《炮群》(1991)、《醉太平》(1994)和诗人、散文家周涛1993年洋洋洒洒15万余言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问世后发起的。就创新而言,周涛这篇散文的长篇巨制相对于过去的散文,富具了庞大的容量、雄浑的气势、博大的吞吐、高远的意蕴、强悍的笔力等极具特色的创新,读来犹如天山行风,挟雷裹电、轰轰隆隆、滚滚而来,如沐天风、如闻天籁、振聋发聩。虽然这部作品当时并未获得文学界的应有反响,但对军队创作的振动和影响是明显而积极的。从时间上看,这部作品问世后一年,军队便开始发起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鼓动与号召,不论个中确否有因果关联,但作家极富创造性的表现对军队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学创作的启示意义是肯定不可小视的。因为不管是论者还是读者,对文艺作品品格创新的要求确乎是格外的苛刻和迫切。人们对作品创新的看重更甚于对作品内质的完美要求。比如宋词和汉赋在其总体文学成就上均不能成就它们在文学史上获得的显赫地位,这完全功归于它们对于一种崭新文体的创新。这一点在其后的作家创作实践中也逐渐得到了证实。作家李存葆和王树增均从不同侧面对已有文体进行了颇具特色的创新。李存葆在自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作相当长时间的沉寂、调整、准备之后,相隔十余年后终于1995年捧出了不但迥异他本人过去的创作风格,且对文体亦有创新的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散文作品《鲸殇》,其实作家作品的题旨并未出其一以贯之的社会意识与忧患意识,只不过是将过去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升级为对人类社会的忧患,亦不在其对当下社会热点的涉猎和对有关知识的广博传达,而在其将中国古代汉语语言于现代文体中的雕琢运用,虽有着力过猛、雕琢过苛之嫌,但它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阅读意味与快感,仅此一点的创新,读者就不会轻易地忘记他。谈到这方面的创新就不能不提到王树增2001年出版的浩浩64万余言的长篇随笔《1901年》。其实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前作家以朝鲜战争为素材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就以其明显多于其他同类体裁作品的颇具思想的见解议论而显露出了散文化趋向,这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与深邃感,如果说这部纪实作品的风格明显受到美国作家R.特里尔所著的纪实文学《毛泽东传》的影响,那么从这部作品风格中蜕变出来的《1901年》,其创新的首要亮点在于作家把对这段历史的博识和深辟的见解,以如此巨大的篇幅任意游笔于那片独特的历史空间,为那段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寻找到了一个最合适表现的文体,给人带来新鲜的阅读感受和发聩的心灵震撼。
   
于散文这片古老园地辟出新土的还有金辉、朱苏进等作家,金辉分别于1995年出版的十余万言的长篇散文《西藏墨脱的诱惑》和2001年发表的4万余言的长篇散文《百年黄河》,均通过运用中华传统深湛的道佛思想和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灵魂进行文化的透析与深思,给人以透辟的点化和认识上的震撼力。朱苏进的万言散文《最优美的最危险》通过对枪的精彩描述和其灵性的精准表达,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对和平时期军人职业独特的审美管道。
   
三是对题材的开拓与突破。军队对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上叶辉煌之后,经一段时间的沉寂、调整和准备之后,至90年代中后期,便很快被一群新崛起的中青年作家一片轰然的创作潮声所淹没。如这期间的中篇小说就有张卫明《双兔傍地走》、《英雄圈》,张慧生的《旱舟》、《少小离家》,赵琪的《苍茫组歌》,庞天舒的《战争体验》,黄国荣的《履带》,徐贵祥的《决战》,陶纯的《营地之光》,吕永岩的《光环》,陆颖墨的《白色潮汐》,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李西岳的《农民父亲》、《战友》等等。长篇小说更是异军突起、风光一片。如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黄国荣的《兵谣》,刘增新的《美丽人生》,简嘉的《兵家常事》,陈怀国的《遍地葵花》,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徐贵祥的《仰角》,马晓丽的《楚河汉界》等。就这些作品而言,构成对现实军事题材富有容量和深度的正面突破的作品当以柳建伟的长篇小说《突出重围》和徐贵祥的长篇小说《仰角》而最具代表性。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是作家都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安危的深沉思考,而正是这一典型的军人化的忧患思考,才使得作品获具了军事题材文学至为可贵的品质。也正是将和平时期军人这种品质的质量呈现,让人们再次领略军人的职业特点与精神风貌,从而也以此实现了作家对现实军事题材的富有创意的开拓。
   
本质以言,军人职业是充满英雄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职业,而军事题材所表现的最大价值亦正在于此。军事文学的上境是战争文学,这就使和平时期军事题材创作增加了难度。战争文学可通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来直接表现英雄主义的悲壮主题,而和平时期的军事文学则只能通过对在战争的准备中完成对这一主题的表达。但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们还是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极具悲壮的主题顽强地进行到底。这些手段归结起来就是对战争文学的变奏来完成的。比如《突出重围》和《战争目光》都是通过模拟现代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军事演习中暴露出的问题,并通过在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过程的牺牲与奉献中凸显出英雄主义品质的质地,虽然演习中表现的"战争"远不能比真正的血与火的战争中对英雄主义精神表现来得彻底,但因其具备最接近战争的特性而成为和平时期现实军事题材文学的首选。对现实题材的另一种表现是对当下军营普通工作、训练及军人的情感生活的描述,通过发掘其中的奉献与牺牲的品质以彰显英雄品质的主题,这类作品的代表有《仰角》和《美丽人生》等。现实军事题材还有一种特色表现则是所谓"农家军歌"的吟唱,《农家军歌》、《遍地葵花》、《大校》则是其代表作品。这类作品主要通过对中国农籍军人对待军人职业的认识和寄托以及情感的付出等文化透视,在主观的个体功利与客观的奉献牺牲的矛盾体中,颇具特色地完成了对这一群体军人品质的艺术定位与刻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类作品揭示出中国军队的基本文化和精神构成,并较为接近本质地诠释出我军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化、政治内涵与特色,从而使人据此反观对军事题材逐级变奏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止在故事形态的被迫改道,而更多的则是迫近中国军队本质的精神剖析。我认为这些对军事文学题材的拓展,不仅开辟了创作的新路,也为全息地显映出军事题材的某些本真的东西。毕竟英雄主义精神主题既呈现于炮火硝烟、叱咤风云,亦隐埋于平凡寂寞、默默无闻。最近青年作家庞天舒创作的长篇小说《白桦树小屋》,一变过去对英雄主义的表现路数,以极具女性化的细腻情感,把-个充满悲壮和人性的故事进行童话的唯美表达,给人带来的不只是新的看点和阅读快感,在重大主题的表现上也给人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另外,在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发掘似乎是近年军事题材创作的一个格外沉硕的果实。如《亮剑》、《历史的天空》、《英雄无语》、《我在天堂等你》、《楚河汉界》等,这些作品存在的共通的开拓与突破意义主要在于找到了接近历史和人物的有效表达,同时还作了一些形而上的新思考,并因此达成将英雄主义这个伟大主题演绎得更加真实感人而富于穿透力。如果说近年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是以现代意识与眼光对英雄主义的新版阐释,那么朱苏进的《祭奠星座》和乔良的《末日之门》,则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光芒,对英雄主义进行了颇富前瞻性的烛照与表现。
   
谈及对军事题材的开拓,就不能不提到报告文学。虽说近年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包括纪实文学)的质量与其巨大的数量的比率尚有较大差距,但仍收获了《澳星风险发射》、《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导弹旅长》、《日出昆仑》、《神山圣域》、《远东:朝鲜战争》、《协商建国》、《生死洲湾》、《铁打的营盘》等一批优秀之作。这些作品不但进一步成熟了对长篇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的架构技巧,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作家们不断借鉴与吸收小说、散文、诗歌等表达方式的优长风格,对报告文学这一极具新闻气质的文体,在非虚构性叙事的原则下进行了尽可能的艺术表现的探索。如《澳星风险发射》、《大国长剑》等作品不满足于对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准确记录,并注重于要对真实人物的准确而传神的表现,以拓展其文学性。《远东:朝鲜战争》等作品则更多借鉴随笔的特长,通过加重对历史的思考与评述,加大了作品的思辨力度与理性空间,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厚重度与深邃感。

   
客观地讲,虽然近年军队在军事题材创作上呈纵横突破、轰然前行的总体态势,因于作家的个体水准、功利诱惑等因素关系,其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仍存在诸许明显的粗糙、单薄等缺憾。如在对英雄主义重大主题表现上,其叙事风格一味过于直硬,有如军人梗着脖子唱军歌的味道,欠缺良好的弹性与韵致。还有在结构上也鲜有令人把玩的文本,有的长篇作品的质量尚处于对中短篇小说的文字数量的扩充的水准上。则更罕有将主题内涵与艺术要素达成上佳融合的精品力作。这也是军队试图设立重奖的主要目的所在。

   
军人的性格特征应是顽强的坚守与锐利扩张的矛盾综合体,尽管军队作家的创作空间并不能天马行空自由恣肆,但他们已表现出的探索精神与成果,不但给人以足够的希望与振奋,也让人看到了弥漫在他们头顶上浓郁的英雄主义的氤氲。毕竟,他们是人民军队中的战士、极具军人品质的战士。我想这不仅来自于对他们对军事文学阵地的坚守与扩张的质量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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