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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叶子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孩子们也没有特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但是他们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从不让孩子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总是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21斤。

毛泽东听女儿这样说,感到很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是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他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她没等父亲下“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舌头被烫得“咝咝”直吹。“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由于在学校吃饭都很快,李讷已经习惯了。她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饭。她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端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线条惯了的李讷诧异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吃得这么少?”“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说着又用手揉着心口。过了一会儿,她低头离开了饭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话:“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唔,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说完,毛泽东又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转向报纸,直到李讷把桌上的盘子都拾掇干净。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忍心。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发霉的白薯干

60年代困难时期,刘少奇的几个子女还都很小,但他们都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坚持在学校住宿吃饭,和别的孩子一样同甘共苦。当时许多人劝刘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学校过得好一些,但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说:“国家主席的孩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的孩子一样,不能搞特殊。群众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将来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这事发生在临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刘源就把这件事对父亲刘少奇讲了。当时刘源认为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刘源讲的时候理直气壮。

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象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

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做,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朱德中南海“开荒”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也常陪老总外出,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这对朱老总家里的人来说早已习惯了。

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老总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地开出来,种子撒上后,人们便又操心如何积肥、改良土质的问题,以使农作物长得更茁壮,结出更多的果实。当年为了积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们还做出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当年大人们在秋后,把干树叶和干杂草什么的,烧成草木灰,当做肥料撒在开出的地里。孩子们就以为凡是可燃烧的东西,烧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处搜罗可燃烧的东西,堆在他们自已开出的荒地边上烧。

一天,几个父母在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旧房子瓦砾堆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毡,把它和干树枝叶放在一起烧,以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毡燃着后,冒出滚滚的黑烟惊动了中南海里的警卫人员,以为着火了。

警卫人员跑来扑灭了火,并通知其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放火。孩子们的家长随即都赶来,当问明了原因后,都有点哭笑不得。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总理关于“鱼”的批示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的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太阳鸡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一桌8个人能喝上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在中南海里的机关里,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每正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

吴庆彤的女儿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互相按摩。”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因营养不良全身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参加,就能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当时都是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龄,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是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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