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男性偏见

【作者】李玲
【内容提要】
《围城》在塑造鲍小姐的形象时延续的是传统男权文化既消费女性欲望又鄙视女性欲望的思路;在塑造苏文纨、孙柔嘉等形象时,隐含作者又放任笔下的人物,对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提出种种不公平的指控,并运用作者和叙述者的权威剥夺这些女性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围城》的男性偏见由于与作品的现代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尤其富有遮蔽性。
【关键词】 《围城》 女性形象 男性偏见

关于《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多数的研究都顺着隐含作者的思路,批评她们的人性缺陷。隐含作者、作品中的男性人物把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范懿等界定为“围捕”男人的可鄙又可笑的女人,读者、研究者往往也对她们嗤之以鼻。只有倪文尖的《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围城〉拆解一种》等少数论文,能敏锐洞悉《围城》的“男性沙文主义”特质,指出这些女性“在男性中心的叙事结构、叙事语态里,被歪曲了、被淹没了、被‘阉割’了”而成为“空洞的能指”,可谓犀利深刻、独具慧眼。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围城》在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这几位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的男性偏见。
一、鲍小姐
按照作者的叙述,鲍小姐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可爱。她欲望强健,主动诱惑方鸿渐。既是她主动跟方鸿渐说“方先生,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ce,你相貌和他像极了”来跟方鸿渐套近乎,又是她主动到方鸿渐的房间来偷情。这说明她没有道德感。她喜怒无常,无缘无故就跟方鸿渐翻脸。这说明她没有逻辑。她毫无幽默感,方鸿渐一跟她打趣,叫她“黑甜”、“朱古力小姐”,她就生气。这说明她精神贫瘠,性格乖张。她婚姻观念十分功利,选择了一个又老又丑又老实的未婚夫,以便于能够出国留学,以便于能够红杏出墙。这说明她庸俗粗鄙。
但是,这样一个看来似乎是一无可取的女性,为什么能够让方鸿渐看都不看苏文纨一眼就去接受诱惑呢?根本原因是方鸿渐自己的欲望在作怪。所以,鲍小姐说他像她的男朋友时,“方鸿渐听了,又害羞,又得意。”鲍小姐借点烟接吻的时候,“方鸿渐那时候心上虽怪鲍小姐行动不检,也觉得兴奋。” 那晚鲍小姐来私会方鸿渐,方鸿渐听清是鲍小姐的脚步声,就“快活的要大叫”。这说明方鸿渐仅仅是勇气不足而已,他在性爱观念上与鲍小姐并没有什么差异。也就是说,方鸿渐其实还是需要女人的行为不检的。行为不检的性感女郎,不仅符合方鸿渐的欲望,而且还能够补充方鸿渐的勇气不足。“她的所谓主体性是男性的恩准,是男性主体欲望的映射”。[1](P476 )“有贼心没贼胆”的书生一贯需要行为不检的性感女郎来帮助他们实现欲望。司马相如需要卓文君主动私奔,张生需要崔莺莺主动投书约他跳墙偷欢。这一点,现代书生方鸿渐与他的汉唐先辈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这一类女性在完成她们帮助男性实现欲望这一任务的时候,常常要受到道德批评。“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这既是方鸿渐对鲍小姐变心行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鲍小姐欲望的否定。鲍小姐是否如叙述者、男性人物所言只有欲望没有心灵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围城》中除了一句“她看方鸿渐是坐二等的,人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外,对鲍小姐的心理感受都没有交代。“人还过得去”,到底仅仅是肉的尺度、欲望的尺度呢,还是包含对方鸿渐的整体评价呢,亦不得而知。也就是说,小说中鲍小姐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是缺失的。读者根本不知道鲍小姐在想什么。一夜情之后,第二夜,她就不理方鸿渐,到底是因为对方鸿渐不满意了,还是因为“要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呢,抑或只是没有理由的喜怒无常呢?文本中由于缺乏对鲍小姐心理逻辑的交代,读者照样不得而知。小说先从男性视角大量铺垫对鲍小姐性感形象的鄙夷,而后仍然从男性视角大量铺写方鸿渐在一夜情中断之后的受挫感,从而让鲍小姐的形象永远定格在“鲍鱼之肆”的臭气[2]中得不到申辩的机会;而方鸿渐却由于鲍小姐“无言”的主动,既能满足欲望,又能金蝉脱鞘而成为纯粹的受诱惑者、被抛弃者。把富有欲望的女人归为道德不好的一类人,正好可以从侧面把这场“一夜情”所可能产生的道德缺憾都归之于女性,使得男性人物的道德纯洁免受挑战、免受玷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既不爱鲍小姐又要热衷于消费鲍小姐性感肉体的道德缺憾,从而能够以实际上并不可靠的纯情面目来迎接唐晓芙的出现。对女性的这种道德批评有利于男性对自己进行道德粉饰。
方鸿渐既在欲望层面上等待鲍小姐的诱惑,又在道德人格层面上批评鲍小姐,正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男性文化既要消费女性欲望又要否定有欲望的女性这一思路。塑造妲己、潘金莲,就是这一类男性文化立场的典型体现。现代男作家老舍塑造虎妞的形象(《骆驼祥子》)、当代男作家曲波塑造蝴蝶迷(《林海雪原》)、古华塑造李国香(《芙蓉镇》)的形象,和钱钟书塑造鲍小姐的形象一样,延续的都是这一类思路。现代作家茅盾在《蚀》三部曲中则完全转换立场,用仰视的态度来膜拜这类性感女郎,延续的则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赞美性爱主动的女性的思路,但是这种赞美仍然是从男性利益出发而对用性爱奖励穷书生的女性狐仙表示感谢的思路,并不包含对女性生命逻辑的理解。[3]曹禺的《雷雨》、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才真正从女性生命逻辑出发塑造了蘩漪、蔡大嫂等正面而又主动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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