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破译]至情至性好总理 周恩来的四次痛哭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

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

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

“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

“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

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

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

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扬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思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扬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思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扬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思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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