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们这样年纪轻轻的,不说多,每周至少和老婆要做一次爱吧?”身体强壮的A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说了。“要不是家里不好呆,谁愿意把老婆孩子丢下跑出来?不要说我了,她也想啊!”

某一天下午,太阳很热,我和几个新疆人坐在武汉大学门口的人行道上聊天,身边是他们卖菠萝的小车,切成块的菠萝黄澄澄的,泡在盐水里,每块一元。

“昨天晚上我给老婆打电话,说我们在外面是怎么在过,她还说,这就挺好的,挺好的。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我想你了……儿子只有三岁……”A停顿了,用手指抹去从眼角溢出的泪水。手腕处,赫然一道刀口,结着褐红的痂。

这是我第一次和新疆人说话。一个小时前我从学校出来,看见校门口有两三个卖菠萝的小车,五六个新疆人守着生意。我知道这里前些天发生了新疆人和本地男青年的械斗,第二天还几十个新疆人围了派出所,这是一般的混混们绝对不敢干的。我想知道冲突的原因,买了一块菠萝,然后壮着胆子向他们打听。被我问的年轻的新疆人警惕地望着我,又用我听不懂的话和其他人说着什么。我那个时候心里真有点不踏实,唯恐一个不对他们抽刀相向。在我们的印象中,新疆人常和打架闹事联系在一起,而且极为团结,有事情都是大家一起上。出于民族政策,政府往往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各大城市里肆无忌惮的新疆小偷就是例子。我想今天要被他们打了那可真是白打了,领导也只会觉得我去招惹他们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我反复解释我没有别的意思。这几个人大概汉语都说不好,让我去问几米外另一处摆摊的老人B。其实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老人B夫妻俩的摊子,但是从外观上他们和汉族没什么区别,我才找到这几个明显深目卷发的摊前来问。小个子的D此时出现,汉语很流利,提出要查看我的证件。在仔细地验看过校图书馆和法学院两个借阅证之后才告诉我,是因为有人找他们收保护费。

一周前的一个下午,五六个男青年开着一辆面包车,拿着刀和棍棒来找他们要钱,没有钱就动了手。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来要收钱,说每个小车交三百到五百,他们说没有,就被砸了车,对方还说我们知道你们住的地方,小心点。第二次换了几个人,也没有收到钱。第三次就动武了。据他们的陈述,一个男青年拿着棒子走到年龄最大的B面前,问“钱呢?”,68岁的B说:“什么钱?”,那人就一棒打在了B的左后腰上,27岁的C过来护住B,后脑上被砍了一刀,又被几个人跺断了一根肋骨。新疆人这边也有五六个人,和他们对打起来。“他照着我脑袋就是一刀,我用左手去挡,手腕就砍了一道口,他又是一刀,我闪过去了,只划到了我的脖子。”A歪着头让我看他的右颈部,也有一道微小的印记。他掀起裤管,两条腿上都有伤痕。“这都是他们打的。”

B戴着白色的小圆帽,花白的胡子很长,这样热的春天,他穿着一件大毛衣。他的腰上有一大片淤血,中心紫黑,边缘褐黄。右臂上也有一块。另一个E,瘦瘦的,左手虎口被划开了,沿着生命线一长条伤口,呈一排洞状,他说是那种带锯齿的刀刃,他用手死死握住。他们把对方也打伤了两个人。

“我们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不要和别人打架,我们只要生存!”D说。“我们才来了一二十天,他们就要收保护费,一个小车收三百到五百,我一天才能卖多少钱?”D看样子见过世面,谈吐不一样。“不行我们就上北京,找胡锦涛。我们做这个事的都是穷苦人,有钱人不会来卖菠萝。我们几个人刚到一起时,凑不起二百八十元来,你相不相信?”他指着不远处高耸的樱花大厦说,“我们那里没有这样的房子!我们的房子是土块垒起来的。我们到了这样的大城市里,就像是做梦一样。我们只想活下去,生存的权利还是有的吧?我没有读过书,真的,我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要是我上过学,读个高中我就最满意了。如果读到大学,我绝对是国家公务员!大学里面的新疆班,西藏班,都是城里的,家里有钱的,有人当官的。老百姓的娃娃没有多少读得起书。小学生一学期要三百多块钱,很多家里读到二三年级就不读了。新疆为什么落后?因为我们没知识,没文化。虔诚的穆斯林一天要做五次祈祷,小孩子只要会阿文,会读经,这是最重要的,学校里面既学阿文,又学汉语,也是以阿文为主。生活方面放放牛羊就可以了,所以大人也不重视。家里太穷了,只能出来找事做,不然谁愿意离开家呢?我们坐火车,坐汽车,有时不买票,有时买个短途混长途,因为本来也没钱。”

“我活了三十多岁了,到这里来才知道有个武汉大学。”A在旁边说,他的背后是号称中国最强标语的武大牌坊,“学大汉武立国”,正是樱花开放的季节,买票进门的游客在入口处排起了队。“里面真好看,我要是有个照相机,能在里面照相多好。我们那里的学校,窗户都没有玻璃,娃娃都是两个人挤一张小凳。一个班上从一年级到四五年级的都有,老师也不是真正的老师,就是当地有文化一点的,念过初中,各家凑钱请他教孩子,一个月拿五十块,六十块。我们邻居有个娃娃,特别争气,考上了北京大学,可是没有钱,读不起,家里把房子卖了,地也卖了,还是凑不起来,只好不去了,成天在家呆着,就到镇上去看人家玩电脑。他特别喜欢电脑。”

“你们都结婚了吗?”我问。

“我们那里人结婚早,一般十几岁就结婚了,也不拿证,履行了我们宗教的仪式,就是夫妻了。我老婆跟着我到处跑,这个老爷子快70岁了,也是夫妻俩一起出来的。他们,”D指着A和E说,“老婆都在家里。”“那你老婆在家怎么生活?”我问A说,“就是种地了。”“你出来老婆会不会劝阻你,说不要出去了什么的有没有?”他摇了摇头。“不出来怎么办呢?年纪轻轻的,在家没有钱啊。”然后他说了前面那段话。当他说到“我们这个年纪,每周至少和老婆……”时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后面“做爱”这个词吐出来倒让我有些意外。我随即注意到,我和他们四个人聊了好半天,没有一个说话有脏字眼的。

“现在我们受伤的同伴躺在医院里,头上那么长的伤口,断了一根肋巴骨,到处都是伤,也只能早上吃挂面,晚上吃挂面,中午才吃一碗牛肉面。药也用不起。包括我们自己都没吃的,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到我们住的地方去看,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七八个人睡一间房,成天就是吃大白菜,放点盐一煮,咽米饭。我们出来卖菠萝,中午都不吃饭,晚上回去再吃。你看我的鞋,破了补,补了破。”A穿着一双黑皮鞋,他把鞋帮、鞋底掰给我看,有很多地方都是补过的。“我们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偏偏又出了这样的事。我们到医院去,到市政府去,到派出所去,连方向都摸不清,坐车也很花钱。派出所的跟我们说,他们是黑势力,我们惹不起的。我们要求公安局打击黑势力,第三天还去找了市政府,政府说这个星期四给我们解决。要是得不到公平的处理,我宁可不活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伤都不叫伤了,都没跟派出所说,老爷子连一片止疼的药都没有吃的。也没有人像你这样,坐下来问问我们怎么样了,需要不需要什么。我真能从市政府楼上跳下来,真的。”

“我们准备了五个人,”瘦瘦的E说,“五个准备为大家牺牲的人,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我们就五个人从市政府楼上跳楼,或者从派出所楼上跳,那样子事情该引起重视了吧?”

“你们是怎么到武汉来的呢?我是说为什么选择这里,不是上海、广东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没有想过。我们没有具体的目标,教义上说,世界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人就是一只小船,小船往哪个方向去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彼此在这之前都不认识,我是东乡族,老爷子是回族,A是**族,E是**族(我都没听清),都是在清真寺做礼拜时碰到的。每周五礼拜的时间,穆斯林都到清真寺去,就互相问对方是哪里来的,准备往哪里去,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达成一致就生活到一起,同吃同住,凑本钱做生意。穆圣说了,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兄弟,我们四个人,就算都不认识,如果你有困难,有急事,在神面前发个重誓,我们身上的钱都可以让你拿去,你相不相信?”D说。

“那出来打算做什么呢?”

“也不是事先想好的。我们很想开个小饭馆,如果凑得起四五千块钱就好了,可是没有钱。后来看这里有人卖菠萝,就问他们怎么卖,好不好卖,人家说还可以。我们就凑了两百多块钱,从他们手上买了小车,菠萝一块二一斤,每天来卖。卖烤肉比这个来钱,我们也都会,但是那要到清真屠宰场买羊,我们买不起。我其实想法很多的,我想卖手机,开汽车店,旁边就是加油站,汽车配件什么的,一条龙。但是,没有钱你什么都不能开始。我们别的事情不是不能做,做房子,我们有力气,可是生活不方便。出体力的活儿,总要吃肉吧?可你们吃大肉,我们不可能。有人说我们带刀是打架,其实是因为我们不能吃死的东西。牧民在外面放牛放羊,如果生病了或者被狼咬伤了不能走,我们要按清真的杀法宰,所以才随身带刀。当然到了城市就不让带了。我们连你们做的饭菜都不能吃,老板当然也不会要我们,太麻烦了。”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小心翼翼地说,“你们的教规我想肯定都是教育人要做好事,不许做坏事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很多小孩子被大人带出来……”“你是说扒窃吧?”D很痛快地说,“那些小孩子有的是被人拐出来的,而且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教规当然不允许,但是金钱是最害人的东西。有钱可以买好吃的,买好衣服穿,小孩子们懂得多少呢?时间长了就变坏了。”“不光是小孩,大人还在后面撑腰啊,偷东西被发现了的话,大人还上去打人动刀子的。”“这些人已经是犯了穆斯林的重罪了。我们讲来世的,他这辈子可能没什么,但是下辈子就知道了,他要受惩罚的,他做的事情都一条条写着呢。”他伸手做了一个翻书的动作,“汉人里面也会有做坏事的,对吧?共产党打击他们,我们绝对都支持。我们走到哪里都不偷不抢,凭自己的手吃饭。”

我问那个老大爷:“您如果不出来,在家里就没有收入吗?”他说:“不行啊,我们那是山区,以前还可以在山上放牧,后来政府要封山育林,不让我们放牲畜了。儿女都出去打工了,我们老两口也只能出来,走到哪里算哪里。我们又不能做别的事,只好卖菠萝。城管的不让摆,我们跟他们讲我们的情况,他们还挺好的,说武汉大学门口一向都管得很严,我们困难他们能理解,那就不能摆多了,顶多不超过三个小车,而且让我们走时一定要走。还说愿意照顾我们,一天一个人三十块钱,跟着他们出去检查,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我说我们卖菠萝就很好了,那样的事情不能做。”

“菠萝能卖多长时间呢?”“个把月吧,五一之后就不行了。”

“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不知道啊……那个同伴还躺在医院里面呢……”

“你们还在这里卖,不怕那些人再来找你们吗?”“他们来了的。第二天晚上他们又来了一帮人,把这里卖烤肉的打伤了,其实和我们不是一起的。”“来就来吧,”D说,“怕也没有用。他们是黑势力,但我们是最团结的民族,谁受了欺负大家都会团结在一起。我们已经想好了,除了公安和城管这样的人,其他人再来打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拼死在这里。”

对话就记录到这里了。还有一些话,我不能说。我相信他们讲的大部分情况是事实,因为拿着刀棒去打他们的几个人里,有三个被抓起来了。这其中有一个我认识。他是武汉郊区农村的,小得很,大眼睛,长头发,牙齿很白,讲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有一个和他很像的妹妹。他在我们单位食堂做了很长时间的饭,所有人都爱吃他做的包子,菜也炒得好。我曾经奇怪为什么很年轻的人这么会做饭。那时候一天做四餐,早上五点起来做馒头熬稀饭,晚上要十二点钟我们吃了夜宵才睡觉,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钱,从这一点来判断他出自穷苦家庭应该不会太错。他见了人总是笑,不做饭的时候,会大声地唱歌。因为食堂钱太小,他还攒钱学了开车,并尝试着在武汉大学到华中农业大学这条路线上跑巴士,但好象也不怎么样。后来他没在我们单位做了,再后来听到他的消息,就是跟在一个道上的人下面混了。这让我再一次地奇怪,怎么会跟着那个人的,这个“混”又是混些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就是收保护费。我可以想象他现在的生活。他再不用起早摸黑地做饭了,只要和一帮跟自己差不多大的青年人一起,向那些更弱势的人去开口要钱。在本团伙的势力范围内,小摊贩、个体商户的劳动收入有一部分是上缴给他们的,像国家的税收一样。如果不给,他们就负责砍杀。假如和别一帮势力发生冲突,他们也必然要冲锋在前,地盘就是这样形成的。晚上他还会睡得比较晚,但却是吃喝玩乐,要解决性需求尽管出入各种发廊歌厅。他要收起曾经的淳朴,习惯面对刀锋和血迹,把砍人和被人砍当做生活的常态。他会一次次地被警察抓捕,根据情节轻重处以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当然,他们只是组织里最底层的成员,中上层的人是不屑于出面做这种事的,他们只掌管财物,调度人手,从非法聚敛的财富里给小弟们发放工资,其余尽情享用。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青年在城市里向黑暗滑落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