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谜团: 阿拉法特之死[推荐]

   一年前,阿拉法特在混乱的局势下离开了人世。有关他死因的传闻四起。阿拉法特在死前显示出中毒和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以及他的死亡过程引出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让阿拉法特之死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最近,由两位以色列记者联合撰写的新著《第七次战争

》披露了有关阿拉法特之死的许多不为人知的xi 节,法国《现代价值》周刊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阿拉法特死亡之谜》的文章:

    2004年10月12日晚饭后,阿拉法特突然发病,他无法站立,还恶心。他身边的人将此事通知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驻埃及领事纳迪尔·阿西尔,因为自以军在2002年重新占领拉姆安拉以来,此人就充当阿拉法特被囚禁官邸的“保护者”。阿西尔立即建议从埃及派去一个医疗小组。阿拉法特同意了。

    由易卜拉欣·穆斯塔法博士率领的埃及医生第2天就到了官邸。他们检查后的结论是“普通感冒”。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将病情向领袖的主治医生阿什拉夫·库尔迪汇报,甚至连阿拉法特身边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库尔迪今天确信,当时有人故意要排斥他,“他们直到10月27日才让我靠近病人。此时的阿拉法特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了……他瘦了许多,并且表现出诸多令人非常担心的症状… …脸上出现了成片的红斑,皮肤也变黄了……这是常见的中毒症状”。

    从此,有关“中毒”的传闻就传开了。这并非唯一传闻。第二个传闻是阿拉法特早在官方11月11日宣布他死亡前就去世了。还有第三个传闻说,艾滋病有可能是死亡原因之一。

        为何治疗一再延误 ???

    两名以色列记者阿维·伊萨沙罗夫和阿莫斯·哈雷尔最近在一本书中记叙了这个令人难解的事件,该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书名为《第七次战争》,近几天将在特拉维夫出版。该书的主题是巴以在2000年至2002年间的冲突。他们还研究了冲突产生的政治影响,直至阿拉法特去世,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死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他们从领袖身边的人开始,向所有的主要人员了解情况。他们不排除任何一个假设,甚至连摩萨德操纵的谋杀行动也不放过。他们工作起来十分认真,就像史学家撰写论文。不过,这论文读起来却像一部小说。

    阿拉法特74岁去世。任何人处在这个年龄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阿拉法特的身体在1992年4月的一起飞机事故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事故中,阿拉法特因遭受冲击而导致脑出血,造成了头晕、恶心、丧失某些时空标准等后遗症。后来,他又患上了其他疾病,如皮肤病、震颤、消化系统紊乱。从2002年春天,囚禁生活让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以色列人准备让他动身前往某个阿拉伯或西方“友”国。可阿拉法特明白,他们永远不会让他再回来。因此,他宁愿留在被以色列国防军装甲车包围的小型掩体里。他有时会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或晒太阳。更多时候则是默默地躲在永远是挡着窗帘、开着灯和空调的房间里度日。他饮食很不规律,服用多种药,吃甜食过多。2003年,他被诊断出胃溃疡和胆结石。

    他身边的一个人告诉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他处于一种全身疲惫的状态。当着我们的面就倒下去好几次。情绪反复无常。”他的精神状态日趋恶化,表现为记忆力减退、无法专心思考交给他的文件,甚至连女儿扎赫娃的名字都记不住。2003年8月底,他已无法自己系鞋带。每当意识到这种状况时,他就嘟囔说:“我完了。”

    2004年10月12日,情况急转直下。在晚饭4个小时后,阿拉法特感觉非常不好,竟要求请医生。虽然埃及的医疗小组第二天得出的结论是普通感冒,可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派去的另一个医疗小组10月18日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认为领袖可能得了血小板减少症,也就是说血小板快速减少,有可能导致各种出血并发症。突尼斯的医生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他继续留在官邸是不可想象的。必须把他转到大医院”。

    以色列人表示,他们不会干涉。阿拉法特两年半以来首次不再拒绝换地方的意见。不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被转到当地的拉姆安拉医院,而且始终没有人叫库尔迪博士来。

        “中毒”还是“艾滋病”?

    10月25日,验血证实阿拉法特的血小板骤减,每微升只有46000,而健康人的则为150000。难道是患了胃癌、白血病、致命菌?脊髓抽取否决了这一假设。这就给其他更不规范的猜测开了绿灯。这一次,埃及的医生们也要求立即转到拉姆安拉医院。但阿拉法特身边的人要征求来自约旦的第3个医疗小组的意见。最起码可以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是人们没有料到的。

    约旦人证实了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分析。10月27日,库尔迪博士终于被叫到病人床前。另外还有几十名巴勒斯坦或阿拉伯医生相继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人毫不犹豫地通过电话或因特网与以色列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即使不是全世界、至少也是本地区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所有阿拉伯精英人物只要可能,就会找他们求医看病”……

    库尔迪博士一看到阿拉法特,就想到了中毒。虽然按理说中毒后他体内的白血球本该大量减少,但也不排除使用了某种新型毒药。曾有过这样的先例:1997年,摩萨德的一个突击队给住在安曼的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注射了一种在药典中无法查到的“高技术毒药”。要不是突击队员遭到约旦秘密情报部门的截击,这一行动很可能就成了凶手不明的谋杀案。侯赛因国王在阿拉伯世界中算得上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因为他将此事看成是对个人的侮辱,耶路撒冷当局给哈立德·迈沙阿勒派去了一个备有解毒药的小组,当然,这个药也是“绝密”的……

    如果放弃中毒的看法,就应该提出“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说法。阿拉法特身上的红斑好像是多发性出血性肉瘤病,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疾病,艾滋病患者通常会得这种病,还有就是基因的缘故,一些日耳曼犹太人易患此病。

    艾滋病?库尔迪博士说:“我曾问到是否给阿拉法特做过艾滋病检测。埃及人说 ‘没有’,突尼斯人说‘做过’。不过,突尼斯人后来证实,结果是阴性的。”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与性乱和同性恋有关的艾滋病被认为是有损名誉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除非被“敌人”,也就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传染上。阿拉伯媒体(包括在一些已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的国家如埃及、约旦)经常传播有关摩萨德一些见不得人的行动的消息,如由男妓和妓女们组成的突击队、发放“有毒糖果”……

    正式证明阿拉法特患有艾滋病,就等于面临着一系列无法核实的问题。不可能重提他在与苏哈结婚前有关其私生活的传闻,比方说,罗马尼亚秘密情报部门的变节者扬·帕切帕在80年代就证实说,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是同性恋;前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在90年代提到他有“同异两性性行为”;相反,《星期日泰晤士报》一女记者却把他描绘成“十分渴求女性”的人。难道他是最近被感染上的吗?自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开始以来,他与妻子分开,苏哈和女儿住在巴黎。

    难道说阿拉法特的艾滋病是“中毒”引起的吗?有关“糖果”的说法重新出现。他身边的人都说,“领袖喜欢吃糖果和甜食。他在被软禁的时候,所有人都给他带这些东西。他甚至吃以色列生产的糖果……”不过,艾滋病并不会通过食物传染。阿拉伯世界的医学人士对此也很清楚。库尔迪博士最终设想出一种复杂的情况:阿拉法特很可能是在某次吃饭时被下毒的,他首先认定这一投毒是摩萨德所为,但也可能是阿拉伯或巴勒斯坦“叛徒”干的,而且表现出“艾滋病症状”。但何时何地投的毒呢?领袖的医生始终含糊其辞。

        谁从死亡中得利?

    10月27日当天,苏哈·阿拉法特抵达拉姆安拉。有证人告诉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说:“当她走进领袖的卧室时,他立刻就认出她来。他叫她‘亲爱的’、‘心爱的’。他们相互拥抱、亲吻。”苏哈开始一人掌管一切。作为阿拉法特的合法妻子,她有权监督治疗和决定转到某家医院。而且她在世界所有的法庭面前,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法庭面前,都和女儿扎赫娃一样是阿拉法特的继承人。阿拉法特名下已有了一笔估计为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金”,相当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自治区50%的国内生产总值。

    苏哈一下子就宣布,她的丈夫将在巴黎接受治疗,“靠近我和女儿”。时任巴勒斯坦总理艾哈迈德·库赖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沙龙,争取他的同意。事情很快得到圆满解决:阿拉法特先在拉姆安拉医院接受检查,然后前往法国;一旦身体恢复健康,以色列将不反对他重返官邸。接下来,巴勒斯坦所有的领导人纷纷来到领袖的床前,说服他同意“法国解决办法”。阿拉法特笑着流下了眼泪,表示同意。库赖说,他要“致电巴黎”。苏哈打断了他的话说:“够了,我是他的妻子,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用不着再和任何人商量”。10月29日上午,两架约旦直升机停在官邸前,它们把阿拉法特送往安曼。苏哈和穆罕默德·达赫兰一直陪在他身旁。穆罕默德·达赫兰曾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长期以来被看成类似阿拉法特的养子。陪同人员还有财政顾问穆罕默德·拉希德,他随身携带的皮包里装着60万美元“以防万一”。领袖问:“我们去哪儿?”人们回答他说:“去约旦,再从那儿去法国。”他惊讶地表示:“去约旦、去法国……那是为什么?”接着,他又昏昏欲睡。

    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指出,巴黎近郊的佩西医院“在血液病学方面是欧洲最好的医院之一”,但这也是“一家军人医院”,保密和安全工作很出色。只有苏哈一人参加了医疗小组。其他巴勒斯坦人员都住在巴黎的洲际饭店。

    在头3天里,阿拉法特的状况有所好转,能够进食,也能站起来了。到了第4天,情况再度恶化。第5天转为紧急救护,因为他出现昏迷和左半身瘫痪的症状。达赫兰说:“从11月3日起,法国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打电话告诉我说,领袖的情况‘十分危急’,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1月4日18时30分,佩西医院一医生表示,阿拉法特处于“脑死亡状态”。也就是说技术上已经证实了死亡。然而,佩西医院各医疗小组很快又收回前面所说的话,并表示“病人陷入深度昏迷”。

    11月9日,混乱局面达到了顶点。佩西医院和法军医务处发言人克里斯蒂安·埃斯特里波上午宣布,巴勒斯坦领导人“昏迷加重”。中午刚过,已赶到巴黎的领袖身边的几名重要人物证实,阿拉法特因“夜间突发脑出血”后“去世”。实际上,官方医疗记录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也就是病人在出现醒觉状态迹象一个小时后,于凌晨4时突然出现“大出血”去世。

    然而,充当半官方发言人的阿拉法特侄子纳赛尔·基德瓦则否认:“他情况危急,也很困难,但他始终活着。”苏哈则不停地诅咒:“他们想要活埋我丈夫!”有消息说,她在接到希拉克“有礼貌但很坚定”的电话后才安静下来。11月11日,阿拉法特死亡的消息终于得以宣布。

    显然,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身边的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安排葬礼,为了确定接班人,为了分配“给养金”,或许还为了重写令人满意的医疗记录。这一整套医疗记录如今属于国家机密。然而,还流传着另外一些说法,属于“半机密消息”。据透露,为避免“走漏”消息,采取了一些特别的预防措施,如用假名做各种检查。

    各种检查似乎排除了中毒的可能性。确认了艾滋病,但没有明确提到这种病。有些文件,特别是突尼斯医疗小组所做的最早的完整检查结果不见了。另外一些文件,特别是肝部活组织检查报告好像被“重写”了。伊萨沙罗夫和哈雷尔并没有下结论,他们表示,“各种假设都有一些重要的依据”。

    似乎无可争议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人在他发病最初始终是消极被动的。而且领袖的死对所有的活动家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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