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追求真相

只知追求真相

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

——“胡适研究”前记

解释历史人物

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

历史家

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

——“孙中山研究”自序

先跟历史搭线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且从青史看青楼

从夹缝中透视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中国民族“性”

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

——十三年和十三月

史学家与史学方法

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 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

第一是“外批评”;

第二是“内批评”。

“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

——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历史只讲求真相

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直笔——“乱臣贼子惧”

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

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菁华。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中国历史与“性”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淫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淫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中国民族“性”

英雄不失败

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时候,也会捞到天鹅。

——李语录二四

审慎判忠奸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古书知多少

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