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代价,俾斯麦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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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国的代价,俾斯麦的遗憾

                               俾斯麦的遗憾zt


作者: 左慈

“无人得以不朽而勿需付出代价。”(俾斯麦友人鲁恩曾对他写下如此评语)

我曾好奇的翻阅过俾斯麦的个人回忆录,想一睹这位铁血宰相酷酷的风采。令人失望的是,回忆录本身文字枯燥,使人无法卒读。直到有一天我在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里偶然发现俾斯麦给他妻子的一封信的片段,却意外的文采飞扬。如下:
 
“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着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亦不表示成功;骄傲,同时也孤独。”

基辛格信手引来以作为俾斯麦毕生精华的说明。他盛赞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但也指出,俾斯麦不仅种下德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德国二十世纪悲剧的伏笔。

“普鲁士非因自由主义或自由思想而壮大,反是历代有为睿智之良相辅国有功,极力耕耘吾国之军事及财政资源,并善加掌握,以待有利时机则可立即义无反顾地将其投入欧洲政治大局之中。”俾斯麦如许说。

正像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的铁血宣言一样,这段话将俾斯麦的实力政治思想一览无余的表露了出来。俾斯麦突破欧洲均势以实力手段达成德国统一,却没有以思想资源从内部和外部对德国咄咄逼人的势头加以节制,使之温和。俾斯麦可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也被自身与时代所束缚,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肇下祸根。他所取得胜利过于辉煌夺目,以致后人得出了错误的历史教训。

“德国人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备工夫,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明察秋毫。”(基辛格语)

后继的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记住的是俾斯麦的权力话语,却未能继承俾斯麦认识和操纵均势的眼光和手段。俾斯麦虽然以实力获得大的地缘政治胜利,但他足够睿智懂得在胜利之后节制自我实力的必要性。问题在于他虽然懂得此点,但是由于没有类似自由主义等思想的节制,后人在缺乏对权力政治危险性的认识下却有无限制使用权力的倾向。这就是俾斯麦的失败之处,他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但同时又亲手埋下了覆亡它的种子,世事如此,徒然长叹。

在普法战争后,军方向俾斯麦施压,非要法国割让洛林和阿尔萨斯不可。俾斯麦持审慎态度,不愿让德法在这个视领土主权为神圣之物的时代里结下世仇,但他最后不得不向军方低头,放弃自己的明智的判断力。从一开始他就对德国的政策行动表示出极端的忧虑。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长久以来,欧洲大陆均势传统的破坏者是法国而非德国,普鲁士则一向被英国、俄国等传统大国视为稳定欧陆的盟友。

但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打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有人说“欧洲失去了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人口的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俾斯麦深深地意识到一个强大到令人侧目又不知节制的国家是危险的,在欧洲的历史上,充满着此类前车之鉴,例如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都遭到全欧洲的围攻。他保守的意识形态反而使他能意识到国际关系中一条稳定的规律,而不至于被新时代的风潮所迷惑。

当时欧洲六大国中,法德以普法战争对立,俄奥因争夺巴尔干对立,英国因抵制俄国向达达尼尔海峡扩张而同俄国对立,因同法国有非洲殖民地冲突而同法国对立。

俾斯麦在一八九零年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希望新缔造的德意志帝国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其他国家起冲突。但在各国失去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的任务极其艰巨。他公开宣称德国统一后已饱和,不再有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保证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趣。在一八七五年调节巴尔干争端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曾经千方百计想要逃避做俄国和奥匈帝国调解人的角色,但未成功),俾斯麦自称自己是诚实的经纪人,几乎每次发言时开场白都是同样的一句话:“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对于英国,他极力不在欧陆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忧虑的行动,并且推出殖民地竞争。曾有人建议德国走殖民主义路线,他答以:“俄罗斯在此,法国在此,我国夹在中间。余之非洲地图便是如此。”

     俾斯麦也清醒的认识到,欧洲大陆任何一国与他国的冲突都有可能把德国牵涉其中,使之不得不反对一方,从而为法国提供盟友。因此他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联盟把许多利益相冲突的国家包含在内,德国居中调解,力图维持欧洲秩序和稳定。在当代,有学者盛赞俾斯麦是和平缔造者,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俾斯麦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格局最终被他亲手酿造的时代大潮所冲破,当威廉二世把这位老臣视为旧时代的产物,视之为对德国表现其威力的阻碍的时候,他解雇了这位老臣。俾斯麦所采取的原有政策大体是一心一意在欧洲经营,行事低调以巩固原有胜利果实,避免太过张扬而引起他国妒恨。对于渴望荣誉的皇帝来说,这种政策无疑不能使人满足。他罢免了这位功高镇主的老臣。转而采取了所谓的世界政策。他的顾问们则充分地利用了皇帝的这种野心,冲破了俾斯麦设下的界限,他们为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的困难——工业和农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人民对专制政治不断上升的不满——转移开去。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被收买了,普通人民被帝国的荣耀所迷惑,德国政府用建造一支规模巨大海军的方法吸引了工业家和中产阶级,用关税堡垒来取悦农业地主。
 
俾斯麦牢骚满腹的撰写回忆录去了,书中对皇帝颇有不敬。皇帝顾不上理他,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其他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丢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项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的争执保持公开、不变,另—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的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岁月的推延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清楚。

毁弃与俄国的条约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卡普里维伯爵承认自己缺少俾斯麦可同时在空中玩八个球的能耐,不能同时与冲突的各国同时保持同盟关系,想使德国的政策尽可能的简单和透明的结果;第二个原因是想要向奥地利保证德奥同盟是德国的第一要务,而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敌对被认为威胁到了德奥同盟;三是他们想和英国结盟,但英俄因为诸多问题处于敌对状态,德俄之间的条约被视之为结盟的障碍。

问题在于,俾斯麦的原意在于使英、俄、奥、意、法互相牵制,德国居中调解,使那一国都不至于不再需要德国,德国可从中获利,又可确保欧洲大陆大致和平与德国国家安全。这个政策靠的就是模糊化,简明扼要的外交政策反而是一剂毒药。
 
又,第二种考虑完全多余。奥地利不可能做出对德国有害之事。在欧陆势力之中,除了德国,奥地利最多还能选择英国和法国。英奥结盟无关德国紧要,如果法奥同盟,奥地利就会受到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四重压力,想必奥国皇帝不会出此下策。况且一旦俄国同奥国发生冲突,限于地理条件,法国必不能给以直接的军事援助。
 
至于第三种考虑则完全流于空想。英国一直以来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当时的形势实在看不出来英国有何迫切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要同德国结成一个违反其传统的同盟。事实上,后来当德国外交人员向英国陈列不与德国同盟的坏处时,英国的外交官(索尔兹伯里)答复如下,大意为,英国从来不是依靠盟邦获得拯救,拿破仑陈兵英吉利海峡的时候,盟友在何处?
 
总而言之,废除德俄再保险条约除了徒然将俄国推向法国的怀抱,并在俄德两国之间增加战争的风险之外,别无他用。
 
“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疏远英国是长得多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如此之多的支柱与纽带。”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如是说,接着他列举了十九世纪末种种英德接近的理由,如英国对俄国亚洲意图的猜疑,对法国侵略的历史回忆和在殖民地上的纠纷,德国与英国密切的商务关系,两国皇室的姻亲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深远联系。英国并不反对德国的殖民行动,丘吉尔特别指出这点。
 
事实上,在威廉皇帝即位后的十数年内,英国三次提出要同德国达成非正式的协议安排,“一种英德政府就双方共同关切之特点问题或世上特定地区可采行政策之谅解” 。而德国却轻易的加以拒绝。

  德国不是一向都主张与英国结盟,为何却做此叶公好龙之态呢?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痛斥这一时期德国外交的笨拙。他分析道,威廉二世最渴望的是国际间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实力。他企图推行所谓世界政策,却从未深究这个世界政策到底是什么意思,与德国的国家利益又有何关系。“以狂妄的言词掩饰内在的空洞,以大言不惭模糊内心的胆怯和缺乏方向感。……即使德国的政策不是如此不智且不负责任,要使德国这个巨人融入当时的国际架构仍是相当艰巨的工程。更何况德皇的个性与德国内政体制相激励的结果,根本无法产生明智负责的政策,反而是任性而为,适得其反,使德国素来恐惧的后果弄假成真。”

简而言之,德皇只想得到与英国同盟的好处,却不愿或者不能看到节制自身实力与政策的必要—而这是同盟要维持存在德国必须尽的义务,也是均势的需要。盲目推行德国至上政策,却不明了这一政策将在实际上对德国国家利益造成何种威胁,何等短视。
 
德皇固然是把国际政治当然是他个人男子气概的展示,其政府体制也使德国容易自我封闭,盲目行事。说起来,那些并非因为传统而诞生的非民主国家反而最容易被民意所左右,而那些已经拥有宪政民主带来的合法性的国家反而对一时之民意具有免疫能力。俾斯麦这个老保守分子在设计新德国的政治体制的时候,虽然他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议会,但俾斯麦也使国会无力控制政府,政府由德皇指派。如此,他可以居于德皇和国会之间,使两者互相牵制,自己可以从中操纵权术。后任无俾斯麦的威望与能力,于是政府大权悉落入德皇之手。而德皇深知自己的权力在民主时代基础不稳,他要执政只能以经济增长或国家荣誉为口号,又因为国家利益的实际增长是曲折和看不见的,而国家所取得表面荣耀却清晰可辨。德皇以为以力强加与人最可昭显德国荣誉,却不看国家荣誉与国家利益的区别。

至于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生活得不到满足的一种替代品。在英国这种民主社会中,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多多少少被其对国内事务的参与所减缓,而在德国,人们的政治参与只能落实在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评上面,总而言之,要求更强硬的外交立场、更多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兼并更多的殖民地、羞辱更多的“敌对”国家(不知侮辱一个强国又不解除他的武装是一件最危险的事)。
 
德国首相贝斯曼•霍尔威格在一九一三年曾如此太迟的意识到德国外交政策的弊端:“向各方挑战,以此挡住各方之去路,实际却无法削弱任一方。行为无的放矢,需求无助于声望之成就,讨好任何当今之民意。”他很贴切的指出:“现今战争威胁出于弱势政府遭逢强势民族主义运动之诸国内政。”

于是时人如此评论德国的外交政策:“当(在会议桌上)发生争论时,德国总是在开口前把一支左轮手枪摆在桌面上,结果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联合起来对付它。”

话现在转回到英德关系的破裂上来,真正在英德关系上撕上一个不可愈合大口子的事态是德国的海军建设问题。俾斯麦曾竭力避免如此做,以免刺激英国。但德国国内由工业家和海军军官组成的压力团体竭尽全力想提高海军的地位和实力。这个又可以归结为军队在德国的特殊地位,出任军官职位在德国被视为通向上流社会的阶梯。由于传统的农业贵族把持着陆军,新兴的工业家阶层于是拥向海军。与英国的紧张关系有助于海军军费的增长。而皇帝的世界政策要得到执行,德国国家的威望要在全球流通,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两者一拍即合。

但是英国人不会从德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去看海军问题。国际关系中常常出现的一种错误的知觉就是把别人的行为视为集中统一、事先谋划、协调一致的。一方面这反映了一种认识倾向,即人们试图将复杂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到一个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去,另一方面国际无政府状态使得决策者时刻警惕别人危险的预谋,这种心理习以为常之后,有一天奥国首相梅特涅听说俄国大使死了,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戏。”

英国人不仅心怀焦虑,他们自问,德国人已经有了全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他们为何还要建设一支足以与英国相媲美的海军。在毫无正当战争(德国的主权并未遭到侵犯,在国外也没有至关重要的切身利益)理由的情况下,德国加强军备意图何在?

威廉皇帝本人对英国的焦虑非常迟钝,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毫无恶意而英国做此反应,分明是借故生事。根据“强者获胜”的主流看法,他以为只要尽情展示德国威力,表明德国无所畏惧的气概,它国在目睹德国不可屈服之后,会自动乖乖的来和德国交好。
德皇仍以为可以胁迫英国向其靠拢,开口道:“朕已向英格兰明示,一旦接触我国军备,不啻自讨苦吃。或许此举已增强其愤恨,却也赢得其尊敬,由此促使其于时机到来时重开谈判,其气氛可望更和缓,结果可望更有利。”

于是海军建设一如既然,甚或加速。英国随即全盘重估德国外交意图,认定德国是“心腹之患”,改善与“肘腋之患”法俄关系。“十年间,德国发挥高超的技艺促成自我隔绝,也促使往昔敌对的三个国家结成以德国为敌的联盟。”(基辛格语)

于是德国拼命挑起危机,以全面战争相威胁,企图迫使一国认识到自己会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和孤立无援而退出对德国的封锁和包围,反而使得协约国家互相抱得越来越紧。致使德国弄假成真。尽管没有多少人想要打这场大战,但从1900年以后,危机接踵而至,1905年摩洛哥危机、1908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危机、1911年在摩洛哥又发生了阿加迪尔事件。迨至1911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初,威尔逊总统的密友和顾问M.豪斯上校声称:“只需要一颗星星之火,就会闯下滔天大祸。”

1914年的最后5个月,向战场开进的各国军队收获了欧洲人“愤怒的葡萄”。从那标志一个时代结束的欣欣向荣的8月起,经过凛列严寒的四年时光之后,人们终于创造了一片沙漠,并称之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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