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人们看重的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善良的人道主义者,他具有我们这片土地历来稀缺的“求真意志”与“忏悔意识”。正是出于这种钦敬,他的同辈人、戏剧大师曹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良心”。

自巴金先生辞世以来,各种媒介的报道与评说铺天盖地,其“哀荣”远远胜过前些年去世的沈从文、冰心、萧乾等新文学大师。这绝非因为他有更大的官衔和更多的荣衔,也不单缘于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激烈竞争。我相信,人们对巴金的哀悼是发自肺腑的,意在藉此向他致敬,并寄托自己的情与思。

巴金何以能“感动中国”呢?

论文学创作,在新文学大师中,他的成就并不是数一数二的。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对个性解放的热烈呼唤,茅盾的小说《蚀》对“幻灭、动摇、追求”心路历程的描摹,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的清新纯朴,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都比巴金的代表作《家》更切合当下的情境,能引起我辈的共鸣。

巴金的女儿对记者说,他未能成为“与他经历相符合的文学大师”。他写得最成熟的小说《寒夜》,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甚至不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更能打动我们。

而论晚年对时事的投入,他也许还比不上对教育改革和反腐败有激情表达的冰心老人。

“文革”后的二十多年,巴金呼吁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艰难地写作五卷本《随想录》,实际上做的是一件事———反思;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心愿———讲真话。

《随想录》有什么了不起,比得上他翻译的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吗?

比不上,根本就不可比。巴金写作《随想录》始于1978年,时年七十有四,这样高龄带病写作,难免朴拙,难得的是执著;而《随想录》的出版颇有曲折,他的故乡心有余悸的出版社不经同意就将某些“敏感”篇什删得有题无文,我们怎忍心责备他的思考情胜于理,“没有达到他理应达到的深刻”?

然而,《随想录》体现了他早年秉持的写作信条“将心交给读者”,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我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把心交给读者,呼吁世人讲真话,他“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他的这种光辉人格不能不感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人们看重的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善良的人道主义者,他具有我们这片土地所稀缺的“求真意志”与“忏悔意识”。正是出于这种钦敬,他的同辈人、戏剧大师曹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良心”。曹禺这一说法在文化界知识界乃至全社会被广泛认同,新华社在他逝世当日播发的特别报道,大标题就叫作《别了,“二十世纪的良心”》,内文称他为“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讲真话”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训;从小幼儿园阿姨就教我们不要说谎;领导一向教导我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然而,残酷的生活现实却教训人们,求真求实是何等艰难,“讲真话”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五卷《随想录》耿耿不忘的、记录的、反思的,不就是几十年间巴金及其同代人被迫自诬诬人“由人变兽”的经历吗?“文革”的浩劫过去了,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不过是要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我们从今以后堂堂正正做“人”。但是他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只能记住老人的这个遗愿,等待着告慰巴金在天之灵的那天早日到来。

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感动的心理条件是共鸣。人们“接受”巴金作为“世纪良心”的符号,认同其意义,盖因“讲真话”很难,非平常的血肉之躯甘愿承担其沉重。若不然,堂堂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较多披露审计报告,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直率批评地方官员,怎么会说反正自己快退下来了呢?而人的天性是,消极地讲希望“免于恐惧”,积极地讲渴望表达个人意见,以参与社会活动与公共事务呀。

道理其实很简单,巴金对“讲真话”的呼吁之所以“感动中国”,其实就像“超女”大赛的主题词“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之所激起千万人响应一样,不过是与人们的心声发生共振了。唐人有诗句道是:“人无百年寿,百年复如何!”如果我们连“讲真话”都不敢都不能,苟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是行尸走肉,活着有什么尊严有什么价值?

《人民日报》10月18日李辉悼念巴金的专文题为《巴金:巨星陨落,光还亮着》。那么,让我们在巴金老人心灵之光的照耀下,继承他坚守良知顽强求真的精神,去开创讲真话的美好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