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架空历史小说《翻天覆地》第四集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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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架空历史小说《翻天覆地》第四集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主义之争

自从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很快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其焦点就是到底社会主义的现实是走激烈的暴力革命之路,还是和平的议会之路。产生这个问题有一个历史背景或者说历史很大的一个契机。巴黎公社失败和第一国际解散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反而迎来了它一个自我改革期和黄金的发展期。其中重大的政治标志就是国家立宪制、议会的国家制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各种不同信仰、信念的人群可以组织政党、通过普选参与议会,进入国家政策的决策层。而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变化,被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为“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倡导中,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组织起了自己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政党参加议会选举。德国党从1877年在议会中占12席增长到1893年的44席,在议会中的不可低诂的力量。德国党曾经获得全国普选总票的23.5%,这种尝试被马克思恩格斯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当然,我们不能说恩格斯就只主张议会社会主义,而反对暴力革命,的确从种种的史料看,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也不能说恩格斯就只是主张暴力革命。事实上,恩格斯没有在他晚年最后的时光中对此作出清晰的指引。

在恩格斯最后几年和去世之后一段时间内,欧洲包括澳大利亚等地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连连获得好成绩。到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差不多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有了合法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一方面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实力,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已经不再惧怕工人运动,有了成熟的融洽异己力量的政治经验和自信心了。第二国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立,并很快出现了内部的争议。由于议会选举上的“一片飘红”,有不少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开始思考并提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途径问题,暴力革命是不是唯一的?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应该选取哪一种的革命方式呢?这场争论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从此分裂为“议会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两种模式。

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挑战的是E.伯恩斯坦。他的作为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学说的路线分裂。他的学说在第二国际内广泛传播,共鸣甚多,影响极大。伯恩斯坦曾经是一名深具自由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早在1879年,他就因为写文章批评德国社主义运动的党纲和宣传工作而激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倍倍尔很好心,次年带着他到伦敦当面向两位革命导师解释,获得了谅解。1890年后,伯氏成为德国党固定刊物《新时代》的因定撰稿人,期间颇得恩格斯的器重,让伯恩斯坦协助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并指定他作为自己遗嘱的执行人之一。但是伯恩斯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在马克思恩格斯笼罩失去思考力的人,他对暴力革命始终不感冒。到了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德国经济全面繁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怀疑加深。到1896—1898年间,他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面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

伯恩斯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时认为,马克思在他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理论中阐明的革命理论是有巨大漏洞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变成无产者,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危机,从而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最终突变成革命。革命和社会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是铁的历史法则的必然结果。伯恩斯坦质疑道:经过半个世纪,历史是不是证实了马克思理论是正确的呢?伯氏认为这里显然存在着矛盾:马克思关于贫困化的学说与当时不断提高的工人收入形成事实与理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将崩溃的理论已经被资本主义在不断壮大地事实所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的中间阶层,与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说的假设相反。伯氏认为,种种的事实表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过程本身含有缓和阶级对立、阶级矛盾的趋势。实际上看不出突变式革命的形势与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崩溃的迹象。因此,再坚持激进的革命形态和着眼于资本主义危机来制定党的策略是错误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有勇气从事实上已经过时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它全部活动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甚至要不怕“受议会痴毒素的传染”,把议会斗争提高到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绝对斗争形式,这样才能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认为暴力和阶级专政是属于较低文化的,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是把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当作典型实例的,它对于铲除封建主义主及其等级制度来说是适用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因此用不着去铲除它们,重提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已经过时了。他说,如果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具备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过早地夺取政权。另外,伯恩斯坦明确提出他本人反对把民主概念解释为“人民统治”,他认为这样提无疑是给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提供思想的余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根本不是民主。民主不仅是统治形式,而且深层里包含了一个法权观念,即“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首先是政治与法律上的平等,这种平等可以导致“事实的平等”。“人民国家”的性质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否具有平等的普选权。

总之,伯恩斯坦认为,现代型社会中,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一场政治与军事的决战结果,不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进行暴风骤雨式的摧毁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糖果与政治胜利的结果,是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有组织的创造与民主制在国家与地方自治构构内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只要工人阶级充分利用好议会制,以民主作为手段,以普选权作为杠杆,以议会作为场所,以在议会中争取通过的社会立法为保证,在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走立法与改良的路线,那么和平地走进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可能的。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很快获得了事实上的支持,那就是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在1899年6月,成功地通过普选进入了到内阁,当上了工商部部长。而米勒兰的竞选纲领,那份著名的《圣芒德纲领》其精神和立足点就是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米勒兰的入阁在社会主义阵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法国党并因为支持与反对的两派而分裂为两个法国党。同时,各社会主义组织在巴黎举行大会,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个是以818票赞成、634票反对,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原则格格不入;但是第二个决议是赞成的1140,反对的只有240,里面却说在非常情下,社会主义政党可以考虑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

修正主义者的猖狂活动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种倾向——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日趋尖锐。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以倍倍尔、卢森堡等人为首的革命派都主张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驳斥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并重申德国社会民主党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次年,第二国际第五次大会召开,米勒兰事件仍然是中心议题。革命派和议会派展开激烈的交锋,这时考芡基这位在后世苏联和中国的教材上“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提出一个意图在围护第二国际的团结而走“中间路线”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经过修改最后通过了。不过,议案对米勒兰等人的行为没有丝毫的约束力。考茨基与列宁路线的对立冲突也是很重要的。列宁认为俄国是一块革命的好地方,考芡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首先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取得,而俄国当年的落后是欧洲皆知的,怎可能在一个落后的地区建立起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出来,列宁批判考茨基教条主义,而考茨基则反讥列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的成功不但仇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害怕,在欧洲各个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出现的暴力革命,人们一开始更多地把他看成是一场东方传统的农民起义,但随着解放军不断打败英、俄、日、法等列强的军队,新中国的疆界奇迹般地向外膨胀以后,不得不让那些还在探索和争论怎样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工党、社会党感到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国革命问题。关注中国革命,关心新中国发生的各种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最近几个月在世界的东方发生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奇迹让所有人感到惊叹。李得胜的有关著作也逐渐传到了欧洲,尽管李得胜的书中通篇也并没有提到社会主义,而是以科学民主主义的面目出现,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统一的口径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科学民主主义的革命,只字不提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心细的人还是从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印记,也找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痕迹,说明中国革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双重影响。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发动的革命,革命成功以后也是联合在一起治理国家,新中国大力兴办国营企业和军垦基地,铁路、土地实行国有,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明显带有社会主义的痕迹,但大力发展民营工商业,积极鼓励兴办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鼓励外商投资正当实业却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冤家在新中国和平共处,让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联合在一起组建一个政党,并开始推行中国式的议会民主制,让所有人大跌眼睛。修正主义者认为中国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与伯恩斯坦所说的本来就是一致的,那就是暴力革命适用于封建落后的国家而不适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做法正是修正主义的成功实践的范例。而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靠得是不折不扣的暴力革命,而且在新中国各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表现的暴力和专政色彩更浓,这又给了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找到了现实样板,特别是在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派,觉得完全可以借鉴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推翻沙皇的封建统治。至于革命成功以后,在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情况下,适当吸收一些爱国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西方列强把中国描绘成洪水猛兽,不断渲染“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号召人们参军抵抗中国侵略的喧嚣不断,另一方面到新中国来参观、学习、做生意和谋生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对于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派来的人,人民党都能够平等、热情接待(不过由于国家建设急需资金,并不招待吃饭、住宿和负责接送,这些开支全由外国人自理,李得胜可不愿意打肿脸充胖子,该节约的钱就应该节约),把中国科学民主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碰到的问题与他们交流和探讨,新中国搞国营企业,出台《劳动法》、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一个休息天的有效实行都成为他们注意的焦点,我国的接待人员也没有忘记把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再作一遍宣传,尽管新中国与英、法两国交战,使得这两个国家的工党或社会党不敢公开与新中国交往,但私下的交往和联系却不断在进行,西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从新中国半年多的实践中,看到了实践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也有一些热心人看到新中国的情况,主动要求留下来工作,自然受到欢迎,急需人才的新中国有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和海纳百川的巍峨气度,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般会根据他们的所长和国家的需要安排工作,不过要进入军事、警察和军工等要害部门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新中国也通过回国的友人传递急需人才的信息,欢迎一切愿意参加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来这里工作。随着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日益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来这里工作的欧美朋友也越来越多。毕竟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短期内取得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倾向也越来越淡薄,能够到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中国来实践自己的梦想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903年7-8月,召开了俄罗斯社会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同机会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大会终于通过了在列宁领导下制订的党纲。党纲分两部分,即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规定: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规定:党的当前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民族的自决权,消灭农村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这个党纲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目标的工人政党的纲领,是和第二国际各改良主义政党有原则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时,发生了特别激烈的斗争。列宁主张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而马尔托夫等人则把党看成没有内部统一和纪律涣散、成分复杂的团体。在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时,拥护列宁的人占大多数。由此产生两个政治集团:拥护列宁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列宁的“少数派”即孟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布尔什维克由此诞生,轰轰烈烈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随之开展起来。

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如《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胜利》、《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最鲜明、最充分地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和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也最深刻地分析了摆在中国人民及民主势力面前的根本问题:“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变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尽管随后不久中俄两军不断交战,沙俄在远东从中国掠夺的大片土地被解放军收回,使得布尔什维克中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感到不满,但以列宁为首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坚持认为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应该还给新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沙俄的节节败退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1905年11月份以后,有大批接受了中国革命思想教育的贫苦出身的原俄军基层官兵从各种渠道悄悄回到国内,成为各地爆发的工人起义的生力军,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逐渐改变了历史前进的轨道,把莫斯科起义推向了更高的高潮,并为俄罗斯革命播下无数革命的火种。同样,俄罗斯人民群众的英勇起义也有力地支持了与沙俄交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了俄军的败退,减少了解放军的损失。

工人起义武装在1月18日撤出莫斯科以后,遭到数倍于自己的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整个部队被打散,大批无产阶级战士牺牲在疆场。在随后的四个多月时间里,其他城市的地区的起义武装或者被敌人镇压,或者主动化整为零转移到偏远的地区坚持斗争。在许多城市,工人阶级的罢工、游行抗议活动也此起彼伏。尽管大批革命志士英勇牺牲,未经审讯而受到逮捕、监禁和流放的人员超过了十一万人,但是腐朽堕落的沙皇政府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革命者,大批起义人员来到农村,成为革命的火种,在俄罗斯广阔的农村传遍革命的真理,组织起一支支革命武装,狠狠打击封建地主,解放贫苦群众和农奴。当沙俄军队气势汹汹扑过来扫荡时,他们采取从中国学来的游击战术,机智灵活地与沙皇军队周旋,在敌人疲惫不堪的时候,却出来狠狠咬上一口,沙俄军队无论使出什么手段,也无法彻底消灭人民的反抗。

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波罗的海、波兰、芬兰和高加索地区,不断有工人群众武装暴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1879年出生在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哥里城。约瑟夫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他父亲是个皮鞋匠,常常嗜酒无度,毒打儿子,约瑟夫十一岁时他就去世了。儿童时期的约瑟夫就读于哥里的一所教会学校,十多岁时进入第比利斯一所正教中学读书,1899年他因宣传推翻政府的思想被学校开除,随后参加了地下的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发生了分裂,他坚定地站立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他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紧密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将把革命大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引导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走向胜利。他及其战友在第比利斯革命活动的结果,成立了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第比利斯委员会,并建立了广泛地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从那时起他一直是个积极的布尔什维克。1905年10月18日,在沙皇被迫颁布所谓给予人民"自由宣言"那天,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工人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中,在揭露高喊解除工人阶级武装口号的孟什维克的叛卖策略时说道:“为着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着这件事,就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布尔什维克向群众解释说,10月17日沙皇的宣言是一种圈套,并号召工人拿起武器,准备武装起义。在第比利斯、巴库、巴土姆以及南高加索其他城市中,都纷纷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以表示抗议。1905年11月,列宁回到了俄国。他避开沙皇宪兵暗探局的耳目,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高加索11月代表会议之后,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展开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上半月,在第比利斯,以后在齐亚土雷、克维里尔、萨姆特烈加、库泰依斯以及其他城市和地区都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火焰迅即燃遍了南高加索,几乎席卷了整个格鲁吉亚。1906年1月,残暴的沙皇派出大量军队血腥镇压了高加索地区的武装起义,约瑟夫等一大批革命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除了用枪炮和刑具对付群众的革命运动外,还使用了其他手段来扼杀革命。召开国家杜马就是其中之一。在莫斯科起义最紧张之际,沙皇政府颁发了关于选举国家杜马的法令。除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外,俄国资产阶级也不断上书建议沙皇建立议会、给予人民政治自由。著名国务活动家维特伯爵临危受命,出任大臣会议主席。此人属于开明派,主张君主立宪,他极力劝沙皇象他的亲戚英国王室那样,向人民妥协,召开议会,实行宪政。尼古拉二世是一个绝对的君主主义者,而且相信君权神授。他和其父亚力山大三世一样认为俄国不适合欧洲式的民主和宪政,主张俄罗斯国家三位一体说,即俄国是由专制君主、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传统的东正教义三者来维系的。他相信俄国人从传统上不能接纳欧洲的社会民主,老百姓只能由挥舞着鞭子的"慈父"来调教,俄国境内的民主主义是外国革命党的影响。这一次,尼古拉二世对国内混乱局势的理解,也没跑出这个框框,他一直相信"黑色星期天"是"外国革命党"挑动的结果。9月份他甚至还在打猎,对国内乱局的理解非常离谱。10月9日这天,维特不得不很严肃的向沙皇坦言,在此严重局势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建立议会,给人民政治自由,要么实行军事独裁,严厉镇压。维特建议采取前者,而沙皇却决定选择后者。据说当时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大公,大吼一声掏出了手枪,威胁说,如果尼古拉二世不同意维特的意见他就立即开枪自杀。无奈之下沙皇才被迫接受维特方案。

俄历10月17日,沙皇签署《改善国家制度宣言》,也称为《10月17日宣言》,宣布人民的人身不可侵犯,具有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杜马为国家立法机构。此举对缓和危机发生一定效力。各地、各派势力纷纷组建政党准备参加杜马竞选,光全国性政党就成立了50个,还有数倍的地方性的政党。在12月11日,即当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最紧张时刻,沙皇政府颁发了关于选举国家杜马的法令。它将选民按财产和阶级划分为四个选民团: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选举团。地主在二千个选民中就可以产生一个候选人,而工人在九万个选民中才产生一个候选人。1906年3月进行杜马选举,布尔什维克由于还在发动群众革命,抵制了这次选举。4月27日,第一届杜马开幕。这一次,中左、激进左派势力在议会中占有优势,右派是少数。主张自由主义和改革的立宪民主党是议会第一大党,其立场中间偏左。这一次杜马,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也参加了。

随着革命的怒火逐渐平息下来,让沙皇尼古拉二世还了阳,渐渐硬气起来。他很不习惯议会和他这个专制君主分享权力,必欲把杜马调教得温顺一些。对被迫签署《10月17日宣言》耿耿于怀,甚至认为维特是乘人之危,而且对维特在和杜马打交道的态度上十分不满,认为不够强硬,不久就被撤换了维特。当时,往往在早晨,尼古拉二世召见大臣和杜马代表前的一会儿,皇后亚力山德拉总这样告诫自己的丈夫:你是俄罗斯的主人,他们都是你的奴仆,你在仆人面前应该拿出主人的样子,应该象伊凡四世或彼得一世那样。第一届杜马召开后,沙皇政府和议会间发生很大的争议,这种对立特别表现在土地问题上。这个问题集中体现俄国自1861年农奴解放以来,自上而下的农业改革中,沙皇政府偏袒权贵剥夺农民的严重后果,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因此多少年来被剥夺的农民骚乱不断,以至于1906年以来俄国到处可见农民暴动,地主庄园浓烟滚滚,玉石俱焚。

对俄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方式,列宁称之为"普鲁士道路"。在普鲁士是充分向容克地主的利益的倾斜的前提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农业改造,这种方式使得农业中封建残余保留很多(比如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地主在农村中的特权等等)。按照列宁的说法,与普鲁士道路形成对照的就是美国式道路,是在没有封建残余的基础上,由小农的竞争逐步产生资本主义的农场农业的方式。议会中各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土地方案,有激进的有稳健的,但是,都是要触及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或者,激进党派主张通过国家用权力来重新分配,或者,中左党派提出通过赎买把土地转移给多数农民。而沙皇政府最不愿意触及自己的统治基础,因此他和议会僵持起来,“美国方式”和“普鲁士方式”在较劲。既然,议会不驯顺,就解散它。第一届杜马从1906427日开幕以来,才两个多月,到721日,沙皇就宣布解散了杜马。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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