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一位被中国历史扭曲的大气君主


   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和美妙”(相对的),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和谐和美妙”的君臣关系,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史载: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像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冲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

莎士比亚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伺着眼前每一只鸟雀的野鹰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

小时侯,我老子教育我时,可我总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听到不顺耳的地方,还想顶上两句。我的小儿子更是门里出身,我的每一句话,儿子不仅不听,而且认为句句多余。一次,我说多了,儿子气愤地说:“等你老熊老了,我再跟你算帐!”我之所以如此罗嗦,就是为了说明:人和人其实很难长期相处,父子尚且不行,又何况君臣关系呢?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象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的“亲闲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诸葛亮的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

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伏锲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出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庞永认为:“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王学泰说:“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一日之果腹;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招安比镇压还坏呢他们的逻辑是: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阶级斗争更为激烈,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事实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人口几乎是一扫而空,‘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真正大气的政治家是自己显得窝囊,而人们得到更多的实惠,相反,自认为伟大的政治家是人民痛苦自己伟大。正如英国人布来尔说得那样,“自由的国度里,怨言多,痛苦少;在在专制的统治下,怨言少,痛苦多。”就象今天的越不会奴役人民的领导越不是好领导一样,对人民的仁慈的领导人可能就不是好领导。当整个统治阶级都爱好牺牲人民的利益创造自己的伟大时,那些不愿过多地役使人民的人往往会在我们眼里一钱不值。

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陆,记者问克林顿政府对90 年代新经济的贡献时?人家回答说:“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给他打个8分吧。”人家克林顿也没有像我们的领导人那样呕心沥血领导我们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却得到如此高的评价,真让我们这个喜欢瞎折腾的种群万分困惑。

“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言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否则就是狗熊。也正是因为如此,朝鲜战争中被俘的英雄,在归国后,非但没有得到认可,反而得到的是无端刁难和漠视。我们要坚决摈弃“视残暴为英明,视仁德为无能”的历史观。

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掉客;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抬举强人、为胜利的英雄唱战歌;蹂躏弱者、对失败者踏上一脚;似乎成了我们民族的性格。鲁迅还说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是乱捧与乱骂,比如把英雄说成娼妇,把娼妇说成英雄。

人们之所以蔑视刘禅,除了在位时间太长外,其实就是文化的因素。因为阿斗的谋略是从长计议,不考虑一时一事的得失,同计较一时一事的面子政治思维背道而驰,必然触犯了以儒家的思想为主流的上层观念。如果中国的政治家中多几个善于激流勇退的政治家,怕中国的专制也不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

希腊人普鲁塔克说:“从历史中追寻和找出真实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这年头,不知怎的,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看越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丫鬟,即可以美化,也可以践踏。

“世界两千年,中国五千年”,才出了一个大气的阿斗,我们还骂人家扶不起,到底是谁扶不起?!是阿斗,还是我们,抑会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以成败论英雄,以统治需要论是非,是我们历史和现实最大的劣根。“如果没有对过去的正确历史认识,就谈不到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