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百年行程中的文化创造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

巴金1927年来到巴黎,寄寓在塞纳河南岸的一座小旅店里。拿着地图, 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当我在巴黎感受巴金时,随身还带了一本书,是诗人梁宗岱的《诗与真》。梁宗岱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他在巴黎留学时与巴黎诗人的接触,以及历史上诸多法国文学家在巴黎的生活。梁宗岱与巴金差不多同时来到巴黎,让他陶醉的却是诗,是美术。不仅仅是他,在此前后,到过巴黎的还有朱光潜、冯至、傅雷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巴黎这座文化之都感受艺术的熏陶,探索艺术的奥妙。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同时期的巴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巴黎,让巴金迷恋的不是艺术,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血与火的恐怖画面中高扬的英雄主义,是强大的政府权力下个体生命的反抗、呼喊。虽然巴金也曾走进卢浮宫参观,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座城市所含蕴的伟大、悠久的文化传统,博物馆里展示的文物、绘画等等人类艺术的精华写入文章。相反,在1932年他写的《灵魂的呼号》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用相当激烈的言辞贬斥卢浮宫、贬斥艺术:

我不是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没有一点顾惜。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假若它不能够对黑暗给一个打击。整个庞贝城都会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了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和多数人隔离,像现在遗老遗少们鉴赏古画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着它们的骄傲的地位?老实说,我最近在北平游过故宫和三殿,我看过了那令人惊叹的所谓不朽的宝藏,我就有一个思想,就是没有它们,中国决不会变得更坏一点,然而另一些艺术家却诚惶诚恐地说失掉它们中国就不会存在。大多数民众的痛苦和希望在他们看来是极小极小的事情。

巴金正是从特殊的政治标准出发,强调文学的功利作用,从现实革命的角度反对纯艺术、反对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巴金在1935年和吴朗西、伍禅等人一起创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

如同走向文学之路是政治生活的延续一样,热衷于出版对于巴金来说,同样是他的政治生活的延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更多的寄寓理想与信仰的成分。与现代出版史上其它一些著名出版社有很大不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典型的同人出版社,主要参与者,如巴金、吴朗西、伍禅、丽尼、陆蠡、朱洗等,赢利不是他们的目的,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分文不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鼎盛时期,那是一个和谐、友好、无私的集体,就如同巴金过去梦想过的境界一样。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如他自述所言:“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

    巴金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套用托尔斯泰评价卢梭的话“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来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点没错的。生涯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标与动力。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诚,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质与基调。《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颠峰之作,势必如行星常运,放射出他永不熄灭的光芒!

巴金这个笔名得来,据专家研究,是因为先生青年时代酷爱俄国革命作家、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随之,故出此寓意。这个研究大致不错,但据巴金自己的诠释,意义稍有出入,他之所以取巴姓,则在纪念一位留学法国姓巴的北方同学。这位曾与巴金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人生的苦闷在法国项城投水自杀了。这个消息曾使巴金非常痛苦,由此赋予永怀。

不管笔名如何得来,全世界的巴金读者都知道,巴金重要的创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人道主义如今已没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义一直争议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时期遭遇麻烦或非议较多的辞源。“安那其主义”源出十八、十九世纪的民本主义与空想主义哲学思潮,常译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与当今人们常用的这个带有贬义的名词意义相差甚远,安那其主义的本义是反对封建的强权与专制的禁锢,倡导一种理想的平等、自由、博爱、唯科学知识是尊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巴金为什么步入文学道路就找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门径呢,那正是由于他生长于封建的专制社会与旧家庭,在沉闷黑暗甚至充斥血腥味的精神压迫中渴求身心的解放与健全,故而带领他步入文学圣殿的首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富有理想与激情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富有检讨与献身精神的思想家、文学家。像罗曼·罗兰、卢梭、福楼拜、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巴金崇敬的大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对他“人类至上”的观点有深刻的影响。而古典的唯美的传统流派不为巴金所好,甚至被他扬弃。原因都在于他创作时代内心涌荡着反抗的激流,如他自述:“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海行杂记》)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是为他胞兄写的,那时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做着无谓的牺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来,做封建家族的叛逆,这些话他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以情动人,打动胞兄的心。结果是小说无意间被朋友带回国内发表了,虽然打动了不少读者,大哥却沉陷难返,不久终于自杀于家中。这给巴金创作的不朽名著《家》带来了直接的动因。

巴金的创作心境一直是较为苦闷甚至是郁悒的,虽然他努力战胜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内心时时呼叫着法国悲剧革命家丹东的名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来激励自己,但是他不能摆脱封建社会与家庭自来投给他心灵的沉重阴影,他无法廉价的乐观与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剧的调子,如他自述:“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他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忆》),这既是巴金心历的苦难史,又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调。

事实上巴金离开他的家乡四川成都很早,十九岁那年抛家出走,东进上海求学,继而负笈法国,以后除了有数的几次返乡探亲,巴金差不多长居东方之都上海,从事他贯穿一生的文学著述、编辑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乡生活亲历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巴金生命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素材与情感波澜所在。

《雷》、《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忆》等,巴金小说、散文代表作,差不多都是描绘的封建家庭悲剧以及那里面的殉葬、挣扎与反抗。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巴金的文学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风景之一与宝库。可以说,一个没有读过巴金的读者,他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二十世纪旧中国城市家族伦常风俗与况味的。

虽然巴金的《家》题材极似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但风格上几乎看不出后者的影响,原因如前所述,巴金创作的圭臬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革命文学而非传统古典文学。虽然从小在母亲身边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兄妹同学间也得到传统文学的营养,但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这样的选择虽然使巴金的文学字句间少了些传统的吟讴、圆熟与回味,却给现代文学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与冶荡的春风。正如四十年代的法国学者明兴礼指出的一样:“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见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这是非常切题的分析。事实上他说明了,巴金先生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和他的哲学人生思想选择相吻合的,即抛弃、背叛旧有的贵族利益,以博大的精神与爱心投身与拥抱普通民众,以含泪带血的心声来彻底唤醒他们。从而追求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虽然这样的努力在后来也曾遭人批评为“空泛的爱心与人类至上主义”,但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对巴金强求“指出道路”的导师的作用,那是不切实际的。文学的目的原来在于揭示问题、畅扬人性,不可能要求每个文学家都充当思想领袖的权贵。而巴金的作品,描绘出旧中国家庭的深刻悲剧,这就已经完善地表达了他作为作家的天分与良知。同时代的鲁迅当时对巴金的评价甚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是一位终身笔耕不辍、勤奋高产的作家,但在后半生创作中,小说创作基本停顿,这可能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要加以适应的原因,二方面是创作高峰逾越后的休整期。尽管创作生活重心有所改变,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的原则始终未改。他不仅以不朽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且身体力行,无私地关心与帮助祖国的社会改革与文教事业,近二十年来,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在世界文坛享有广泛而崇高的声誉。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里边仍然看得出浓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与俄国革命思想家的影响。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巴金是现代中国的不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之一,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以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将与鲁迅先生等人一样,长留青史,像北斗一样在天空闪烁!

巴金对艺术、对传统文化所做的那些批判,是在特定历史范畴内特意表现出革命的姿态,甚至还可看作他在因现实的郁闷、刺激而发泄不满时,特意选定的表述方式。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带来的副作用。正由于早在十几岁时就选择了来自西方的思潮,巴金所熟悉和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他感兴趣并予以描写和赞美的也以外国人物居多。相对而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方面的修养,是他的弱项。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也较少引用古诗古文,更不习惯于使用典故,而这在不少作家那里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随着年岁增长,巴金身上的激烈情绪渐渐淡化。自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后,我们便可以看出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在他的堆满着外文书籍的书橱里,也开始出现了明代万历刻本《批点唐诗正声》。传统旧戏也不再被他视作攻击对象了。尤其是川戏,成为他的业余爱好。据他的朋友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兴致好的时候,会随口背诵许多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这使人想起巴金幼年时,母亲亲自教诵《白香词谱》的情景。也许到了中年以后,母亲在无意中留给作家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方始开出了灿烂之花。这些美学趣味上的变化,与作家的生活环境、政治情绪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年轻时候的行为,晚年巴金作了认真的反省:“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随着偏激思想与情绪的消退,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在巴金身上凸现出来。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的同时,他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作家王尔德的童话。

《巴金传》的作者陈丹晨有一个见解,他说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创刊的《收获》,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他说得不错。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发表和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地批评时,巴金总是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对于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们来说,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巴金,无疑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从维熙至今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巴金不正是在一个个类似的故事中进行着文化的创造与积累吗?

   (编者注):  巴金(19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交往。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靳以合编《文季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