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巴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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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怀念巴金(转)

“我是想着人民”

1993年9月底,巴金一行来到杭州灵隐创作之家。我到达创作之家时,是10月11日中午。
在聊天时,我们谈他与西湖的渊源因缘,谈目前的社会风气,也谈及他思想衍变的状况,和对历史的看法。
“1948年,夏衍通过黄佐临、陈白尘两次邀我去香港,转赴解放区。我因为家里的事、出版社的事多,没有去。我说,在上海等着解放也一样。”当时,“朋友中间,也有建议我去台湾的。我也没有去。因为我是想着人民。”
巴老接着对我说:“四九年后,我有翻身感。像在上海,过去中国人抬不起头来。‘抄靶子’(指当时宪警巡捕可以随时对行人搜身的一种说法),我也碰到过。在租界,在日本,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中国人现在站起来了。既然这是为人民拥护的政权,我就想接受改造。我希望能改造自己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但是不熟悉工农兵生活就写不好小说。……参加政协,是第一次参政。我先是推辞。我推荐陈望道。后来陈望道是特邀代表。我也不知自己怎么被选上了。
我给陈蕴珍信中说,‘天天开会’,是因为心里着急,惦记着写作。”
然后他又说:“社会理想总要实现的。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很难说。社会主义,要能更有利于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苏联没有。东欧是苏联去解放的,也纳入了这个轨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是这样主张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时间。它应该比资本主义好。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苏联七十年,就这么解体了。我们也很难过。(因为它)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最后,还是垮台了。”
这时,我插嘴问巴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难说。苏联是个教训,(一个劲儿)抓上层建筑。最后还是……实现理想,慢慢地,历史总会前进的,会有弯路,需要时间。”
可以感觉到,九旬老人巴老,对于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仍然不断在思考,在总结,而且非常清醒。
接着,我问巴老他为什么不入党的问题。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党对巴老基本上是给予较高的礼遇的,一些文艺界党员领导与他个人私谊也还不错。据我所知,他们一直想发展他入党:1952年,他从朝鲜战地回来,胡乔木约见他时,曾暗示他应争取入党,他没有回应。五十年代上半期,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曾有一次大规模的发展。与巴老同事多年的好友章靳以、以及唐等,都是那时入党的。唐曾奉命来动员巴老,希望他能提出申请要求入党。巴老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婉言辞谢了。六十年代初,曾有一段政治上松动的时期,中国作协党组内刘白羽、张光年也曾商量过巴金的入党问题。刘说:“老巴有热情……对党很尊重。注意组织纪律性。有入党要求。我看他可以入党。”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陈其五也认为巴金有进步,可以发展入党。他们这些酝酿和想法,都没有得到巴金的回应。不久又因政治形势变化,也就不再提及了。
我问巴老:“八十年代,他们还与您讲过入党的事吗?”
巴老笑眯眯地说:“讲过。周扬讲过。说由他介绍。我说:‘我既不命令你,也不受命令。’这是八二年的事。在北京开会时。”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可能是因为巴老年轻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后来虽有所变化,但所接受的许多做人处世的原则,很久以来仍然自然地融入在他的生活实践、人格精神中。譬如刘师复所订的心社戒约十二条中的“不婚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奉宗教”……对他都有过很深的影响。有的过了许多年后才有所变化,如“不婚姻”,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不谈恋爱,更不结婚,直到四十岁,才结了婚。他一生不参加任何政党,也不参加任何社团,只是讲实干,自由地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文化工作。他周围团结了许多作家朋友,但他不搞团体,也不参加或接受组织。这在他已是根深蒂固了。据说,“周扬在批判胡风时曾说:‘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小集团’很多,巴金就有一个‘小集团’,但巴金这个‘小集团’不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而你胡风的‘小集团’却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就不行了。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周扬说的巴金也有一个“小集团”,指的就是上述巴金周围有一大拨朋友。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与党的感情,以及成为党的朋友。

“可以出一个批评集”

巴老对我说:“你的文章说我对人宽恕。其实我一直被人批判。36年,40年,48年,58年,80年《开卷》(香港出版的杂志)……批判我。我觉得将来可以出一个批判集。把这些批判文章都收集在一起。我做文学,原先不是为了当作家。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读者,会有影响。(那么多)批判我倒是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是在批判中成长的。
最近台湾出了我12卷小说全集,每卷前有一篇序言,不同人写的,批判我,倒不是乱骂人的。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批判了。我准备送你这套书。”
我在灵隐住了十二天,几乎每天都会和巴老说上一阵闲话。在这么多次的谈话中,巴老说到文学界对他的许多次批判,都是他自己主动谈起的。
他说:“批评有好处。我是因为搞革命不成才写作,没有想把作品留下来。我只是想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把我的感情倾吐出来。从三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对我批判,四十年代,五八年,现在,(我)总是挨冲击。(不过)想想,我也不怕。我的作品,看看也一般。我对王仰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文集》《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责编)说,(将全集的文章)删掉一半,保留一半。坏作品是不少。我只是想为人民服务。(我的)有些短篇是不行。保留一半。”
一天早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闲聊。巴老又说到历史上对他的多次批判:“桂林批我。(抗战时,1940年底在桂林,左翼作家发动了一场号称‘研究巴金’‘批判巴金的小小热潮)后来(周恩来)总理叫李亚群来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指桂林批判),我也不明白。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时,有一张报纸(青年方面)批判我,我没有见到。”接着,他还谈到:“五八年,姚文元、李希凡、北师大,批判(我)三个月。后来不了了之。姚文元见到我,还问我:‘有什么意见’?”“现在是这样:有时捧我,捧得很高;有时整我,批得也很凶。有的人当面称我老朋友,转身说我是持不同政见者……”
在巴老的片言只语中,流露的烦恼和反感,是与此有关的。他有不被理解的孤寂感,有屡遭误解误读而生的难过,使他联想到半个多世纪来在文坛的遭遇,也联想到自己写作的初衷和对自己的作品的评估。

告别

18日傍晚,巴老应灵隐寺主持方丈的邀请,去作了一次访问。寺院的主持方丈根源法师热情欢迎巴老,叙谈之后,还设素宴招待。巴老和根源法师并肩而坐,同席交谈。随后巴老即兴讲了一段话,他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到杭州来。后来,每年都来,都到灵隐来。我对庙宇有感情。最近几年,我有病,行动不便,就没来灵隐瞻仰。今天大家借法师的酒为我祝寿。我很感谢大家。我健康长寿没有什么意义。我这次来本来是对杭州告别,对西湖告别的。”
巴老又动感情了。他要谢大家。他对杭州、西湖有感情,感情很深,他要告别。在这之前,在香港时,他曾对我说:“明年政协开会,我再去一次北京,去向老朋友告别。以后就不去了!”后来,果然是这样。
就在这些天谈话时,巴老几次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他说:“我身体一年比一年差。我不想生死,(只想)把事情做好。”写《随想录》时,他就说过,要把它当遗嘱,把他几十年的经历、教训、思考,告诉读者,也可说是留给读者的一份思想文化遗产。三、四万册中外文书刊,分批捐赠给了各个公共图书馆和学校。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工程、水灾赈济多次捐款……
一次早饭后,天气晴好。我陪巴老在庭院里散步。巴老说:“我最近在考虑一件事。我要把剩余的钱,今后的版税、稿费收入都捐赠了。还有还未整理的书籍……也要捐赠。我在考虑遗嘱的问题。冰心前两年就已经写好(遗嘱)了。从吴文藻去世后就写好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不给小林、小棠留一点?”
“不留。”他很干脆地回答我。
10月23日,我随巴老一起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到巴老家,他送了我一个纸箱的书,里面装的就是台湾出版的《巴金小说全集》精装本12卷。书里还夹着一张纸条,是巴老用黑色墨水亲笔写的:“我容忍这些‘序’,但我不同意它们。”(选自即将出版的《走近巴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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