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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忆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俘虏100多名日本兵

抗战老兵忆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俘虏100多名日本兵

抗战老兵忆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俘虏100多名日本兵

2015年4月12日,汨罗长乐街,街道两边开着很多店铺。长乐街地上还保留着当年的石板。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抗战老兵忆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俘虏100多名日本兵

1939年,日军侵犯汨罗长乐街(刊登于《画报跃进之日本》昭和14年新年号)。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力投入及损失

会战时间

1941年12月24日——1942年1月15日

中日双方参战部队及兵力:

●中国第九战区:(投入总兵力30余万)

●日军11军:(投入12万余人)

●中国伤亡失踪:官佐1191人、士兵28658人,共计29849人

●日军伤亡失踪:共计54000余人。

(以上数据来自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斗详报》)

器与术

如炉熔铁 围歼日军

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经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制定了“天炉战法”,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将战法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

战时,薛岳在从湘北门户岳阳到长沙城外的4条河流、150公里铁路沿线布上10万重兵,设下层层防线。日军进攻路线受阻,在浏阳河、捞刀河、金井、福临铺、影珠山等处一度举步维艰。

薛岳自称: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后于决战地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此法如炉熔铁,故名天炉。

国防大学教授房兵认为,日军在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中占据上风,“你不是块铁砣子吗?不是一锤子砸不烂吗?那我们就用炉子炼你,慢慢地消耗你”。天炉战法的意义在于中国军队找到了一种与日军相抗衡的方式,日军不再能速战速胜。此战术最终取得歼灭敌军五万余人的胜利,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

启示录

1938年武汉沦陷后,由于战线过长,日军采取“绥靖”政策,巩固占领区,减缓了南进的脚步。

然而,1941年12月8日,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改变了他们的计划——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

在进攻香港英军的同时,为了牵制中国军队驰援,1941年12月24日,日军进攻长沙,与以湖南为中心的国军第九战区部队激战22天,史称第三次长沙会战。

抗战初期,作为大后方的湖南一直是中国抗战的粮仓和兵源,如今,它被推到了最前线。

此役,国军用伤亡2万余将士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数万人,蒋介石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不仅是让抗战走势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在荣维木看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更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美国随后向中国提供了五亿美元的贷款,并同英国一起,取消了一系列对华不平等条约。罗斯福更极力说服丘吉尔,让蒋介石成为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

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值盟军在国际战场上节节败退之际,英国《泰晤士报》赞颂这场胜利称,“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

特约顾问: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因为肺病,陈荣华从养老院住到了医院里。

他已经96岁了,双目皆盲。这位当年参加长沙之战的连长,至今记得最熟练的一句日语是,“你们不要再打了,放下武器投降吧。”

这是那场战争,给现在的陈荣华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战场的痕迹还留存在岳麓山上,山顶的炮台遗址立着石碑,静静守望着湘江对岸繁华的城市;74年前立下的“长沙会战纪念碑”,经过风雨侵蚀,字迹斑驳。

时间回到1942年1月2日,第三次长沙会战进入第10天。

日军向阵地发射了毒气弹。王维本的战友们没有防毒面具,很多人都头晕,“我命令一个战士去收取水壶和毛巾去打水,用湿毛巾护住鼻嘴,但还是有很多人丧失了战斗能力。”

日军的炮弹开始向长沙东南郊的黄土岭覆盖轰击。负责黄土岭阵地的是第十军预10师29团,侦察排长王维本。

在毒气弹的打击和日军的猛攻下,王维本所在的防线只剩下了13人。经过两天激战,29团减员超过70%。

按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计划,由北向南布下的层层防线,为的是消耗日军的战斗力,守卫长沙的第十军需要做的,是顶住日军的进攻,等候前方部队的回追合围。

日军兵临城下。

天时

2015年4月初,沿粤汉铁路从湘北门户岳阳南下长沙,沿途所见不难理解,薛岳当年为什么选择这片疆域作为阻滞日军前进的战场。

岳阳与长沙之间,由北向南依次横亘着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连绵的水田将土地分割得如同棋盘,不时出现的丘陵,遮挡了南北相望的视线——这种地貌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力。

当年,薛岳认为这还不够。会战开始前,他调动部队和百姓,将通往长沙的铁路和公路全部破坏,并在湘江、沅江之间日军的前进方向埋下数千地雷,稻田里也被注满了水。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国防大学教授房兵看来,恶劣的交通条件对于日军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军队。彼时,中国的士兵穿着草鞋,日本军人穿的是皮鞋,“皮鞋灌了水比铅还沉,更不要说日军的武器和补给车辆了。”

天气也帮了大忙。

在老兵陈荣华的记忆里,1941年底的几天冷得出奇,日军进攻到中国军队在汨罗江的第二层防线时,天降大雪,雪地里,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格外扎眼。

珍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证实了陈荣华的回忆。1941年12月25日夜,日军南下第二天,“大雪骤降,一直下到27日清早……敌之服装,表里皆为黄色,雪景中颇成显著之目标。我军为减小目标,反著棉衣(军服里面系白色)。”

陈荣华是73军15师56团的连长,奉命驻守第二道防线,降雪当晚就和敌人先头部队交上了火。

连里的重机枪安置在路口,日军专盯重机枪打,从深夜一直打到拂晓,先后补上去的战士或死或伤,但枪声始终未停,“不能怕,怕了还死得快些。”

陈荣华所在部队阻击日军的同时,位于新墙河南岸第一道防线的中国军队,也在与敌人缠斗。

韬略

2015年4月,养老院里,96岁的老兵李为瑞来了精神头。

晴天的午后,阳光洒进室内,讲到激动时老人会在屋里反复踱着步子,双手前后端在胸前,回忆朝敌人射击的一瞬。

李为瑞说,当时自己所在的79军98师293团奉命防守新墙河南岸,日军势众,293团无法正面抵抗,只能迂回到侧面攻击小股敌人。

听到枪响,敌人回头应战,一阵枪炮过后,却找不到中国军队的影子,“我们就是要拖住他们的腿,让他们慢下来。”李为瑞说,看见守备薄弱的辎重部队,战友们便全力阻击,毁掉敌人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如果遇到大股敌人,短暂交火后便撤出战场。

撤退只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步。战役开始前,他便抱定了在长沙城外决战的决心。

台湾纪录片导演陈君天曾在后来对薛岳的采访中了解到,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当时的部署,部队应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守不住就往衡山退。薛岳不服气,“什么挺不住?我一定挺得住。”

陈诚和白崇禧急了,飞到长沙做薛岳的工作,“拜托你不要打了,留着青山在,以后还可以打。”薛岳拒绝接受调停,没等两人回去,就把电话打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睡了,他跟宋美龄说,“让我守半个月就撤离长沙,我不准备这样做,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

此时,新墙河与汨罗江两条防线上的中国军队纷纷投入了战斗,就连大云山上一座寺庙里的僧人也加入进来。

李为瑞说,出家人不能杀生,僧人们便给上山寻找食物的日军饭菜里下药,几股日本兵吃完饭就拉了肚子,再也无力投入战斗。

第二天,宋美龄给薛岳回了电话,蒋介石告诉他,如果有信心就在长沙打,不算抗命。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留存着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薛岳与蒋介石的电报往来。

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给薛岳的一封电报中说,为防日军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后围攻长沙,第二线兵团位置应在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称(应为乘)其攻击顿挫,集举各方全力,一齐向敌围击。”

这意味着,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十军,将率先与日军“硬碰硬”。

赴死

相比于刻在老兵脑海里的记忆,战场的印迹早随着时间消逝。

黄土岭、林子冲、金盆岭,这些曾经发生过激战的地方,早已变成长沙的市区,在建的地铁1号线将几处战场变成了工地。

1942年1月1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继续猛攻左家塘,守卫这里的是29团一个营,打了一个小时,营长以下伤亡殆尽,其他人只好撤退到林子冲、黄土岭、金盆岭。

几处阵地当时虽在郊区,但离长沙城不过5公里左右。当晚9点,日军加藤素一大队绕过第十军第3师防线,进入长沙城。按照阿南惟畿(日本陆军大将)的计划,加藤素一大队进入长沙,是为了里应外合,但队伍刚进长沙城不久,加藤素一就被一名守军战士击穿腹部身亡。

1日晚,薛岳给预10师师长方先觉打电话,最后问他,“你能守多久?”

“我能守一个星期。”

“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我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

深夜,方先觉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拆看,原来这封“家书”是方先觉的遗嘱。

遗嘱写道,“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杨正华将这份遗嘱登在了第二天的《长沙日报》上,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遗嘱鼓舞了城南郊的中国士兵。1月3日,日军主力攻至冬瓜山阵地,见驻守的预10师28团工事密集,日军大量投掷燃烧弹,阵地瞬时成了火海,很多战士被活活烧死。

见守军不退,日军又组织敢死队,将炸药绑在身上冲进阵地,“最后阵地易手时,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彼时已经被收编到28团的王维本回忆,为了夺回阵地,团长葛先才也组织了敢死队,在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冲向冬瓜山,趁日军立足未稳,拉响炸弹与敌同归于尽。

“简直是修罗地狱。”在王维本的记忆里,1月4日这场战斗,双方敢死队相互冲杀了11次,阵地上除了硝烟只有残肢断臂。

奇兵

“他们完全是靠着一腔热血和肉身在和敌人硬拼。”回顾194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维木说。

荣维木说,日本兵在国内都要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射击、刺杀、肉搏,“文化水平高,投入战斗时能很快了解有利地形”;中国军队因为近代教育程度很低,上战场的士兵大多是农民或文盲,“1938年南京保卫战,新兵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学习装弹、射击,训练太不够了。”

葛先才带着剩下的58人退守到长沙城南门外,继续阻击日军进城,时任预10师作战参谋的藏肖侠看到葛的部队所剩无几,师部把城内的担架兵、输送兵、马夫、伙夫也派到了阵地上。

在岳麓山上炮兵部队的支援下,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打退了日军十余次冲锋。

此时,攻到长沙的日军补给出现困难,1月4日中午,王维本看到日军飞机不断向长沙城外投送弹药和给养,有的给养箱被炮兵阵地击中,落在中国军队的阵地里。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里,岳麓山上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一支奇兵,利用山顶“观测条件好,易于发现火力”的地理优势,俯瞰全城,给东岸城区最密集的日军带来摧毁性打击。

杨正华回忆,岳麓山上的重炮手们,早把长沙四郊的地形距离准确地测量过,只要有要求,不出一分钟,就可射出150mm榴弹炮,准确性极高。

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战史资料也证实,“面对师团伤亡之大,携带弹药殆已耗尽,而我攻击部队、司令部及后方部队,又不断遭到岳麓山之敌炮击,威力极大……命令各兵团于4日夜间开始返转。”

此时,湘北各条防线的部队纷纷回追到长沙城四周,从日军外围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为了防止被全歼,长沙城外的日军开始溃逃。

浮沉

溃败的日军被中国军队追着打了10天,直到1942年1月15日,才逃回新墙河以北。

在一所学校里,陈荣华和战友俘虏了溃逃的100多名日本兵,这些俘虏的身上没有一粒粮食,子弹也打光了,“还有些日本兵,为了不被俘虏,倒在冰天雪地里装死人。”

日军一些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战死的士兵要被剁下左手,烧成骨灰带回祖国。藏肖侠在战后查看战场时发现,日军连剁下战友左手的时间都没有,“一些尸体的左手被剁了两三刀也没断,只好剁小拇指。”

这场败仗让阿南惟畿终生难忘。日本投降前夜,阿南惟畿剖腹自杀,他在遗书中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惨败,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

如果没有后来的衡阳保卫战,这个结果对于获得殊荣的第十军来说可谓圆满。

1944年6月,日军进攻衡阳,第十军18000官兵守卫孤城47天,弹尽援绝,城池陷落时,已无兵可战。这个二战史上的奇迹已为太多人熟知。

保家卫国,战死沙场,对于军人都是一辈子的荣誉。

让李宣钊惋惜的是:“经历两场恶战的第十军,幸存者本已很少,如今几乎没有一位在世。”

李宣钊是湖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这些年一直坚持寻找并搜集抗战老兵的口述资料。

今年4月初,他在整理老兵名册时感慨,在世的老兵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十军老兵。

今年的清明节,李宣钊等志愿者组织部分抗战老兵和将领的后代,在岳麓山云麓宫前祭奠抗战烈士,张自忠的孙子张纪祖、张灵甫之子张道宇也来参加,他们四周的石栏上,刻着5000多个长沙会战阵亡将士的名字,名字上爬满了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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