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书征文]文学·事实意义上的工具

文学·事实意义上的工具

 

 

今天询问文学或文学人是不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是一个显得有些边缘化的问题。但是,这一话语的边缘地位很是奇怪,主流意识形态现在已经拒绝对此作出明确的表态,尽管它也还在以不同的方法给予我们种种暗示;而非官方的文化思想则会认为这一讯问相当地愚蠢和幼稚。

话题来源于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这部书用词条罗列的方式描述了建国以来文艺理论界流行的一些重要和不太重要的术语的由来。引起我兴趣的首先是近30位学者的撰写用语非常平易浅近,浅近到一目十行看过去后才发现字字入眼而心无所受,只得重新读过。其次,这才是我真正要说的,大多数撰写者似乎都在以同一种态度商讨着同一个问题,但是谁也不肯说破。孟繁华和南帆说,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实质上非关文艺本身,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文艺为谁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对此,刘锋杰提出了“预设本质”的看法:“预设本质无限推衍工农兵的革命性,将其夸大为最新最美最好最进步最纯洁,因此由工农兵组成的社会也就同样成为最光明最美好的社会,对于它们惟有歌颂才能与它们的光明本质相一致。”(《歌颂与暴露》)不过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工农兵”和其他词条中所使用的“无产阶级”、“人民”等等,都不是所指确切的概念,它们的准确语义范围是政党和政权,在苏联斯大林时代,它甚至只代表了政党高级领导人或者某一最终权力执掌者的思想态度。为了实现这一服务目的,政党政权意志设置了一系列倡导性和禁止性规范,这就是本书两次引用过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所提到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个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对这六条标准,张利群作了一个表白,至少,我个人认为这一类的表白是非常无可奈何的。他说:“作为对文学的政治性、思想性的批评标准,这六条标准至今也未过时。”(《香花·毒草》)比照列宁的态度,毛泽东六条标准的语言还算比较温雅,尽管他们的思想观点完全一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说:“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和列宁的表述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关注文学批评的标准,更多的还是对文学艺术创作提出具体的要求。问题显然不在于“写作”或者“文学”能否被政党利用作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认识和对待文学艺术本身,也就是说,抛开政治性内容,文学还可能是什么东西?赵锦丽描述“三结合”时说,1958年,我国文艺界提出了一个“三结合”的创作主体组构模式,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集体创作》)在这个模式中,文艺或者说文学被肢解为三个不同的部分,首先是它必须具有被规定了的思想观念;其次,它必须表现规定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它是上面所说的政治思想观念和一部分基层社会生活噱头的集合;最后才是一个和文学有一点点关系的问题,他们称之为“技巧”。那么,这个“技巧”包含哪些内容呢?以小说为例,它可能是关于故事情节的编排,语言文字的拼接……我再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之为小说技巧的了。这如同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的一个调侃式的说法:“诗人用以作诗的手段是些什么呢?我不能想出任何答案,除非是一些滑稽的答案,比如说‘用一部韵书’,‘脚敲地板,摇头摆手地比划音步’,或‘酒醉神来’等等。”我想“三结合”中的“作家出技巧”,很可能就是“用一部韵书”的问题。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文学实际上是被旁置的,它的作用是提供较为温情或者接受者认为具有温情意义的方式和手段,来从事政治治理,推行政党的思想方针和实时政策。当然,一般情况下,主流文艺理论家不是直接采用上述说法,而冠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名目。他们的思想方式非常简洁而又毫无破绽:既然一个政党、政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谁服务就只是提法上的问题,采用“为人民服务”,可能显得更具有亲和性一些(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任何现代政府都会申明它代表了尽可能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它是否代表了那些人的利益则不应当是由政府和执政党来回答的问题)。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描述和分析中,政治处于意识形态的高层级位阶,而文学艺术则是意识形态的低层级位阶,它受制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尽管已经不使用“文艺是政治的工具”这一提法,但在观念中,只要意识形态必须为执政党牢牢控制的思想坚冰不被打破,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人实际上就是工具。至于说到艺术性、艺术价值、审美观照之类,只是工具使用起来是否称手和有效的事情。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是否能够延伸上述讨论。首先是常识性的话语:在历史沿革状态里,不能断言后出现政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就一定优于它前面政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即使将这种判断交由历史来回答,也还存在着历史思想和认识方法的差异问题。当然,每一统治集团都倾向认为自己的治世纲领是具有进步性的,但不会认为到达了人类理想的极致。基于这一认识,正确的思想方式是,如果我们认为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发出抵制主流意识形态和抵制政权的呼声是积极进步的表态(我国大多数文学史就是这么书写的),那么,今天出现这样的呼声也是积极进步的表态;如果今天歌颂政治制度的文艺作品被认为是值得倡导的文化旋律,那么,过去歌颂即时统治的文艺也不应完全予以否认。换言之,如果我们对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我们就不能施行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如此说来,可以有的结论是,文艺和文艺人面临着充分的选择,可以作工具——不论是歌颂式的工具还是斗争式的工具,也可以不作工具而风花雪月。两者都是合理的。至少,不要有作工具的压力。其次是关于个人权利的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主张“人所共有的自由”。他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可以不完全同意卢梭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想对于许多人来说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我们似乎很难“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的生命和自由并不隶属于我们自己,在观念中,其他的对象比我们个人重要得多。为了它们的利益,我们个人随时可能遭到舍弃。当一个作家,艺术家将要发布自己的思想时,所面对的就是这一类的考验:要么成为特定思想的工具,要么放弃自己的思想。毛泽东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这样的语境中,讨论“资产阶级文艺家”的身份和“不歌颂无产阶级”的行为是否道德,是否合法,肯定是十分愚蠢和可笑的事情。个体已经全部丧失自主选择的权利,并受到巨大话语霸权的威胁。

 “不自由,毋宁死”是一个口号,并非确指可以“死”。它潜藏着个体抛弃社会的意义。现代社会里,个体对于社会的抛弃是一个很严肃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只是,有些人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罢了。

(《当代文学关键词》,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19.80元)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

新闻阅读排行

热门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