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米德  著

周晓虹 周怡 译

 

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文化与承诺》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

——摘自《文化与承诺》

这是一本远远够不上煌煌之卷的小书,但是,无论读哪一句,你都不能不为玛格丽特·米德——这位当代声誉卓著的女人类学家的语言、思想乃至内在的情感所震慑。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对立、冲突被人们称之为“代沟”。近几十年以来,有关“代沟”的讨论消蚀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一般社会科学家大量的笔墨和口舌。1970年,当以1968年的5月学潮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事件”为标志的美国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玛格丽特·米德,一位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写出了她晚年的压卷之作《文化与承诺》。这部不足7万字的小册子不仅对代沟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阐释、而且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青年宣言。

玛格丽特·米德,1901年生于美国费城一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一素来具有盛产“活泼但无价值的男人”和“严肃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传统的家庭,自动就赋予了米德日后成为杰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进取的精神。

在米德的孩提时代,家庭的经常搬迁养成了她日后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从具有不同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各个社区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学到了许多一般孩子所学不到的东西。在成年之前,她学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甚至学会了一般人视之为粗鄙的木匠活。22岁那年,当她从巴尔那德(Barnard)学院毕业成婚时,没有人会想到房间里设计别致的家具竟出自娇媚的新娘之手。

不过,在这个家庭中对米德的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父亲,也不是聪明、漂亮但过于理性的母亲、真正的启蒙之师是她那位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祖母。这位精通育人之道的老太太独包独揽了外孙女的全部早期教育。虽说当其他同龄的小姑娘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乘法表时,她才不紧不慢地向外孙女传授算术的技艺,但她一直通过故事、诗歌、游戏及至简单的家务劳动培养了小米德的观察能力。让8岁的米德尝试着有选择地记录两个妹妹的语言习惯,这大概是外祖母给予这位未来的人类学家的最早的专门训练。

中学毕业以后,米德先就读于印地安那州的德·波乌(De·pauw)大学,随后转往纽约的巴尔那德学院。在那里她获得了英语和哲学的双学土学位。1923年9月,同卢瑟·格里斯

一位神学院的毕业生结婚以后,旋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当时,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呈现着诱人的希望之光,因此,选择属于人文科学的心理学专业使这位一贯有主见的姑娘第一次尝到了踌躇的滋味。

1924年,是她整个一生的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有幸结识了近代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士和他的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波亚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渊博学识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给了米德投身人类学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比她年长十四岁的师姐本尼迪克特一样,成为波亚士麾下一员骁将。

20年代,在人类学的现场研究中还没有留下过女性的足迹。当露丝·本尼迪克特深入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地研究民俗和宗教时,米德却不顾波亚士的劝告,执意孤身奔赴南太平洋上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研究更为荒蛮而陌生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在1925年至1926年的9个月中,她经历了文明社会的女性无法想象的艰辛。从学习萨摩亚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摆脱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双漂亮丰满的大腿”的土著求爱者,都显示了这位23岁的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和胆略。

1928年,米德的第一部力作《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出版,该书的副标题是“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在这本著作中,她力图说明“人类(野蛮而未经教化的原始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来自南海》,1939年版,7页)简言之,她力图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但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4年在两卷本的《青春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但是,种种发韧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

如果说萨摩亚的9个月生活使米德多少有些担惊受怕的话,那么,现在她却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先前的理论挑战。尽管她并不否认生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在萨摩亚,青春期的女孩子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比,确实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龄较大的姐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在年龄较小的妹妹身上尚未出现。但除此以外,处在青春期的人和两年以后才达到青春期或两年以前就达到青春期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其它差异”。(米德《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1961年版,196页)萨摩亚人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儿童时期他们就被鼓励从事许多涉及“性爱”的游戏,到了青春期,他们对与异性的恋爱,也就丧失了文明人的热情与新奇。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整个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兹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1929年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35年)一书,被人们公认为是由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

人类学家对文化与人格发展关系的关注,归功于弗洛伊德1913年发表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随后于1914年起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著人性行为的研究,不过是为了给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提供细节上的说明,那么米德的研究却恰恰是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为标志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性是人类先天的行为模式,而女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因此,文明社会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

当弗洛伊德的学说蜚声于欧美大陆之际,1935年玛格丽特·米德首先发难。通过对新几内亚境内三个毗邻而居、但相互间的性别角色规范却迎然相异的部落——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米德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60年版,5页)

无论是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还是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关系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揭示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以麦独孤和罗斯的两部同名著作为诞生标志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来说,米德的研究不啻是一次大胆的冲击。在这以前,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墨菲《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615页)在这种理论面前,米德充分证实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表明,先前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模大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如同麦独孤时代的心理学家迫使社会心理学向生物学让步上样,米德开始迫使社会心理学向人类学让步。单从本世纪后期心理学家们每每谈及人类行为之时,都小心翼翼地冠之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人们就不难感到米德的存在。

颠簸不定的生活先后导致了米德的3次婚变。但最后一次和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结合却使她有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凯瑟琳。30多年之后,当她撰写题为《黑莓的冬天》的自传时,仍然满怀深情地写道:“凯茜的养育不仅是我激情中的冒险,也是我女性智慧的结晶”。

40年代以后,米德的视野从原始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她的卓越之处在于,尽管她能够以生动、明皙、幽默的语言,在调侃和谐趣之中将原始文化中的珍闻野趣娓娓道来,但她从不有意强调这种异国情调。相反,她总是着眼于当代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发展。从二次大战中同盟国的联盟、战争中的士气增衰,到大战之后的社会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以及学生运动、性解放和代沟问题,都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她将早年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人类学知识运用于阐释当代社会的各类问题,《男性和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的研究》 (1949年)、《古老的新生:1928年至1956年马奴人的文化变革》 (1956年)、《文化进化的连续性》(1964年)、《种族漫谈》(这是她和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有关种族问题的谈话录),都是她后期负有盛名的鼎力之作。而她在动手撰写自传《黑莓的冬天》之前写成的平生最后一部著作《文化与承诺》,在她众多的后期著作中则更为出色。

《文化与承诺》的副标题“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明白无误地标明了这本小册子所讨论的主题。但是,对于这个人人都能发几句议论,或慷慨陈辞有之,或据理力争否之的问题,米德独辟蹊径,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出发,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的差异。如果说她15年前写成的《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主要强调的是文化进化中的“连续性”,那么,作为该书的妹妹篇,在《文化与承诺》中,米德首先强调的是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了文化进化中的间断性。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

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是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劳动主要靠人力进行,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人们从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设想自己的生活能和父辈、祖辈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眼里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父辈在无拘束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际将要经历的一切”。

从这里出发,米德阐释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微弱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无以改变的。这种无以改变的文化之传递则依赖与生物学有关的世代接替。远古洪荒之际,人的寿命都十分短暂(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平均寿命也只有27岁),当时不要说曾祖父母一辈的人活在世上十分罕见,事实上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但是,由于古往今来变化甚微,这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由此,虽然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大的祖辈,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为了维系整个文化的绵延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把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

在这样的文化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与此相连,就构成了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祖孙三代都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父辈和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一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房龙《宽容》,2页)房龙的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前喻文化的本质。

并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米德例举了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学发展等导致前喻文化崩溃、并喻文化诞生的诸多历史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年轻一代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既然前辈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

在并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老一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行而产生的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够尽快适应迁居国的文化,最为基本的途径就是接受迁居国的教育。由于孩子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迁居国的语言,往往可以反过来向父母介绍当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们所作的有关什么是标准行为的解释。但是,和年轻一代对新的行为方式的接受有一点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须面临先前的行为方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先前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轻一代产生龃龉抵触。

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堂皇地转入了对后喻文化的剖析。后喻文化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一个最大重要的构件,因而也是全书的重彩之章。

后喻文化,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或“核时代”),那么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几个天才人物之一。1945年,当《时刻准备着》这本为了动员美国公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而写成的有关美国人性格的小册子脱手之际,传来了美国在厂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消息,米德在愤怒之中撕碎了手稿:“每一句话都已经过时了,现代化战争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二次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今天的发展之果。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二次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而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鉴于此,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三番五次地写道:“二次大战以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这种和美洲移民相类似的经历,决定了在当代世界之中,长辈“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环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与二次大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差别要比当时美洲与欧洲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同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相比,长辈所面临的新生活的挑战要严峻得多。

但是,这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85页)40年前,年轻的费孝通读了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即《时刻准备着》)所发下的宏论,在这里算是一个十分妥贴的注脚。

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而由于跨越时代的飞跃并不象移民运动那样发生在部分地区,因此,现在的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米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强调这点,目的只有一个,即说明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代际冲突完全不同于并喻文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际冲突。正是立足于此,米德才敢于向整个20世纪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

如果说米德对于世界范围内代沟产生的必然性给予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那么,对于如何解决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她所给予的解答也更为深刻。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却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话的双方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你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就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于的中肯回答。

《文化与承诺》的出版,注定了要在为米德赢得巨大赞誊的同时,为她带来激烈的反对与抨击。但是,米德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行者,她能够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年轻一代主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并为年轻一代热情地讴歌,这使她赢得了青年,当然也就赢得了未来。

1978年,玛格丽特·米德在对《文化与承诺》进行了修改以看溘然长逝。悼念她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在这些崇敬和了解她的人们心中,她的一生就象冬日里的黑莓一样,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亦存在着“代沟”问题,译介此书的目的即为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因此,对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合理地、批判性地吸收和扬弃。

本书翻译一定还有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6年9月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