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国民党为何特意帮中共“打广告”宣扬其声势?

第一、二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尅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2]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至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3]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由于担负筹款、开辟新区任务,正集中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20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4]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区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放在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其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5]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八、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十四师)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五十四师)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清剿”和维护后方之责。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6]蒋介石计划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左右两翼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从展开对苏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来,面对政治不良导致的中共革命“星星之火,若将燎原”[7]的局面,国民党方面也在力图改进统治,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作为“围剿”的直接组织者,何应钦对政治不良的现实有深切反省:“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8]蒋介石本人对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也有清醒认识,认为:“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9]因此,国民党方面在准备“围剿”时,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加强,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特别训练班,下分“剿匪宣传队”,施以政治宣传训练,再以团为单位分配到前方部队,指导政治和宣传工作。在给特别训练班的训话中,蒋介石数次提到:“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10],这应可视为其后来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发布对各级党部训令,要求加强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夺,特别指示“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进行“剿匪宣传”。[11]为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6月,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将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43县划分为9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12]7月,蒋介石通令各“进剿”部队“关于宣传事项,应由党政委员会指导施行,俾收统一之效”。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14]6月22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剑拔弩张之时,红军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15]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16]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如此之快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事态势必影响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5月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宁粤冲突的爆发,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看似涉行险,细究起来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至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17]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8]就连《大公报》也在时评中质疑南京中央:“实欲藉出师剿共以平粤。”[19]

更重要的是,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汉民)事(件)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0]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对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举措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21],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22]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在政治上先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另外,高举“剿共”旗帜还可打击一向被视为左派、此时正与两广方面积极接触、共同反蒋的汪精卫派。而对于一直与汪不睦,在反共问题上比较坚决的陈铭枢也不失为一种拉拢。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正因如此,国民党方面此时不仅不讳言中共的发展,反而刻意予以渲染,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在国内外加强宣传中共声势:“将赤匪声势膨胀之由来,其近日实力之充实,取其组织严密计划之伟大,国际之色彩,各别酌量宣露,以显露此次亲临督剿实为党国安危民族存亡之关键,以激起金融界之猛醒与兴奋。”[23]蒋接电后,特电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令其“照办”。[24]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25]1931年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分析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26]这是说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即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27]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会议的分析是一致的。毛泽东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其实是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只要稍微对中共当年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就应该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思路。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7月,当蒋介石的“围剿”发动起来后,从广西长途跋涉到江西的红七军对蒋介石此举的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积极进攻,提出‘专力剿匪’的口号,削弱粤桂反蒋行动的影响,阴谋拆散反蒋的结合。”[28]至于“粤桂方面,亦明知内部组织成分的复杂,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及政治上,均极力巩固广州第二国民政府的基础,等待北方冯阎张继起反蒋,再会师长江,争取天下”。[29]红七军不愧是经过国民党内部政争的历练,对宁粤冲突、对蒋介石出牌方式的观察有细致入微之处,可惜第七军7月初才到达江西,无法为中共当时的反“围剿”决策提供帮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下,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1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却意外地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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