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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罗援表示,作为一个军人都是应该有血性的,因为从我们的社会分工来讲,就应该是一个“鹰派”,确切应该叫做“理性的强硬派”。我是“维护国家利益派”,只要是能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该说什么话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 鹰派将领:中国早已亮出动手底线 某国不要妄动

强军思想系列谈(三):中国发展军力只为保护和平 能战方能止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对台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坚定不移携手实现民族复兴”。为深入解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围绕强军兴军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央广网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军事漫谈》节目联合推出《习近平强军思想系列谈》。本期邀请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就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从根本利益出发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能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绝不拿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等进行深入解读。

中国和平发展是传统文化体现,符合时代潮流

记者:习近平主席说,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但境外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往的强国崛起基本上走的都是同一条路,那就是通过残酷的战争让自己变得强大。近代以来出现的强国,比如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美国等等都是这样。现在中国在强大的过程中却要走一条跟他们完全不同的路,要走一条和平发展的路,他们就不信。您怎么分析这种质疑的声音?我们选择这种和平发展道路的考虑是什么呢?

罗援: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我们的和平发展提出质疑,我觉得主要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先验论,西方国家他们看问题,总是以以前的经验为思考问题的一个起点。就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是通过和平崛起,世界上强国的崛起,包括你刚才讲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他们的崛起都是通过战争崛起、掠夺崛起,这是他们的先验,所以这个是他们产生疑虑的第一个理论上的观念。

第二个理论上的观念,就是他们还是用一种冷战思维在考虑问题,还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戴一种有色眼镜看中国。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共产党就是一个异端邪教,你一个异端邪教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崛起吗?他们只认为在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甚至只认为在民主国家之间可以进行和平竞争,但你一个异类的制度,一个异类的国家怎么会和平崛起?这是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这两方面就使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了疑问。

记者:西方产生这种质疑是不是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别管你和平发展也好,你靠战争发展也好,他们就不想让你发展?

罗援:对,这就是刚才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了。他们认为你中国的发展就对别的国家,特别是对一些既有的守成大国构成了威胁,因此不管你是和平的发展,还是非和平的发展,他们都要对你进行遏制。总之,是不能影响他们的老大地位。所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初期就说了一句话,说美国只当老大,不当老二。最近奥巴马在亚太地区活动回到美国以后,又说了一句话,就是美国要领导世界100年。在这100年中,中国的崛起,他就认为是构成了威胁,所以一定要进行打压。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给他们讲清我们为什么要和平崛起。首先还是要讲清时代的特点,就是现在的时代特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特别是现在,整个的社会环境就像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当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崛起,这不符合时代的特点。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侵略战争,不包括我们的反侵略战争。

再一个就是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讲。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的一些文化传统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还是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讲“和为贵”。即便我们的整个战略文化也是讲“后发制人”,我们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从我们的一个文化传承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走一个和平崛起的道路。

另外,我们的战争观和西方的战争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战争观是把战争分为两个方面,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我们是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但是我们要举起正义的自卫战争这面旗帜。既然是自卫战争,就意味着我们不主动惹事,但我们也不怕事。

因此,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它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的体现。

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提示我们要和平发展

记者:习近平主席还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历来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那我们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又面对怎样的时代主流呢?

罗援:从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而且我们要强大起来,我们不要去侵略别的国家这就是刚才你所引用的习主席的这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看。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对和平的这种渴望,就是说像空气一样,像水一样,这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要发展,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安全的和平环境,这也是我们的现实需要。

我们可以联想到,上一届中央领导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和谐世界”的概念,那么这一届中央领导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而且提出了“新的亚洲安全观”。这个“新的亚洲安全观”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集体安全,不是说我自家安全,我要考虑到周边国家,甚至考虑到地区、世界的安全,一个集体安全。第二呢,就是讲合作安全,我们不是通过对抗来搞安全的。第三个是综合安全,就是现代的安全观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这些方面的安全要综合考虑。最后习主席还提出一个叫“可持续安全”,这是以往安全观里所没有涵盖的一个新的内涵。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不能让我们这一代留下的一些疑难问题交给我们的后代。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担当,我们要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中国发展军力只为保护和平,能战方能止戈

记者:也有人说既然中国要和平发展,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军事?一边喊着要和平发展,一边又不断的有新型的舰船下水、有新型的战机上天。和平是不是就要放弃军事,您怎么看?

罗援:我只能说两句话,第一个叫有备才能无患,第二个叫能战方能止戈。就是发展军备和安全,虽然是一对矛盾,但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军事实力,那你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从我们中华民族近代史来看,几乎都是这样。我们不管和强敌作战,和弱敌作战,几乎每一次战争我们都是割地赔款,签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一个关键就是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这种实力。所以周恩来总理讲过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反对实力政策,但要反对实力政策,必须要有实力。这个实力是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基础,是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保证,这两件事是割舍不开的。

另外就是只有有备才能无患,如果没有准备,那最后可能就会被别人偷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所以军队必须要常备不懈。这就是说,军队第一要有实力,第二要常备不懈,这样才能有效捍卫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来保卫世界和地区的和平。

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一支和平的力量,你再怎么发展军备,只能是给和平的天平上增加筹码。不像有些国家,到现在对战争问题还没有一个清醒的反省,仍然还是在迷信他们的武力。那么这些国家,即使变成一个正常性的国家,拥有了国防军,那他所增加的每一分军力就是给战争增加了一分筹码,增加了一些危险。所以,关键就是看这个增强力量的主体,到底是和平的力量还是一支战争的力量。中国是一支和平的力量,中国每增加一分军费都是给和平增加了一份信心,增加了一份力量。

军队要用“四个意识”来统筹国际国内大局

记者:我们刚才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都谈到,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主席也说,“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罗将军,您认为怎么来统筹好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大局。

罗援:要统筹好这两个大局我觉得要有四个意识。一个就是大局意识,第二个就是使命意识,第三个是忧患意识,第四个就是协调意识。

首先,你要有一个大局意识。我们古语中有这么一句话,“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就是说什么问题都必须把它放到一个大的战略格局当中来看,也许可能在这一点上,你是占理的,但是从全局上来看,它是失理是不利的。在进行过这种权衡利弊之后,你才能有一种大局意识,要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待一些问题。

第二就是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战略上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无论什么问题都要考虑到它最坏的一面,要有种忧患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

第三个就是必须要有使命意识。这种使命意识就是作为一支军队在维护两个大局方面,它所承担的义务使命是什么,必须要清楚。

那么第四个就是要有协调意识,就是军队建设要和整个的国家建设的大局要融为一体。军事还是要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的,因此和其他方面,外交、经济、文化这些方面要进行非常有机的配合。分工不分家,最后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中国军队走出去才能让世界更了解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军队也在不断的走出去,在同外军的交流交往中,中国军人越来越积极主动,去年一年中国军队就和外军举行了30多场联演联训,训练内容、演习规模和以往相比都有较大突破。中国军队还不断走出国门,援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亚丁湾护航、搜寻马航失联客机、派遣军舰战机驰援闹水荒的马尔代夫、和平方舟对外医疗援助等等。罗将军,您对中国军队在国际舞台上承担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责任,怎样观察?

罗援:首先,我们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我们讲的安全观主要还是一个传统安全观,现在我们的安全观既有传统安全还有非传统安全。刚才你讲的一些抢险救灾、国际救援、海上救助这都属于非传统安全,但是现在也纳入到我们的安全观。

第二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军队更有自信了。以前在改革开放之前或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军队应该说还是比较闭塞的,和外军接触不太多,因此我们在和外军接触的过程中,还是怕影响我们的一些安全保密的问题。我曾经多次参加过我们的一些咨询会议,以前我们是不主张和国外搞这些联合军演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非常自信,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军演来展示我们自己的风貌,同时也可以从其他国家汲取一些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因此现在我们参加这种联系军演行动也多了。

总之,通过这种军事外交,我觉得可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我们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这种交往,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毕竟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还是存有疑虑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交往来展示我这种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和平之师的形象,起到化解疑虑的作用。

军人要做理性的“鹰派” 要不惧怕战争

记者: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必须有足以自卫防御的国防力量。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但最近几年也有国外的媒体用一些特别的词汇来评论我们中国军人在国际交流场合的一些表现。有时候用的是“坦诚”,有时候用的是“强硬”。比如,去年4月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时候,就当着记者的面,对哈格尔日前在周边国家发表的一些言行表示不满,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的采访。因为哈格尔来华访问前几天,公开表示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撑腰打气;在南海问题上,袒护菲律宾,指责中国。范长龙当面对哈格尔说,你“讲话讲得挺硬、态度很鲜明。中国人民包括我个人看了以后十分不满意”。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外国有些人对中国这种强硬姿态还不习惯,也还有些不适应,罗将军您怎么看?

罗援:我想他们会逐渐适应的。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就是该硬的时候就要硬,该软的时候就要软。硬是以不影响大局为度,软是以不牺牲我们的原则为限,这两个都是有底线的,就是我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我们的军队领导人发出了一些强硬的声音,也是我们国力发展后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我们军队应有了一个作风和风格吧。

我记得我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参加一次中美战略对话,当我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一位美国学者说,罗援将军,你不用自我介绍了,我们每个美国人都在关注你的观点,你是中国军方“强硬派”的代表。

记者:当时叫“鹰派”。

罗援:是,当时叫“鹰派”。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解释,我说要在你这个“强硬派”之前,我要给你加上一个定语,叫做“理性的强硬派”。我说,你们都管我叫“鹰派”,我觉得我也可以不否认,因为军人都应该是“鹰派”,军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我们说话的底气吧。

记者:有阳刚之气,有血性。

罗援:作为一个军人都是应该有血性的,因为从我们的社会分工来讲,就应该是一个“鹰派”。但是我又对它作了一个解释,我说我们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但是我们又长了一个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就是我们在手段上是要强硬的,但是在内心里,我们是崇尚和平的。我当时又给他举例,当时接待我们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他们给我提供的这个会徽就是一只老鹰,左手拿了一只剑,右手拿了一只橄榄枝,我说我们也是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所以说硬和软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我们不说我们是“强硬派”,或者是“鸽派”,或者是“鹰派”。我在一些媒体做节目的时候,有些人曾问你到底是一个“强硬派”还是“鸽派”。我对他的回答,我是“维护国家利益派”,只要是能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该说什么话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

记者:我们要和平,但是绝对不能用我们核心的国家利益去换取这个和平。

罗援:对,我们不愿意和任何国家打仗,但是如果别的国家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也绝对不惧怕战争。我们中国的原则我觉得非常好,就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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