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战略角度处理中日关系

      从战略角度处理中日关系,亦即跳出中日关系本身来处理中日关系,这已经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课题,也是中日关系进入瓶颈状态之后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笔者在上文提出的对日策略需有更宏观思维的基本涵义。

这一宏观思维的具体做法,就是将中日关系置于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就中日关系本身而言,历史、现实和未来冲突等因素,分别置于什么位置或阶段性?二、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究竟有什么关联?以上三点对中国崛起的综合影响如何?如何分阶段化解?

大格局中重新定位

以这一思维来审视中日历史问题就可发现,历史问题虽然重要,但不应成为中日发展关系的唯一前提。

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在历史观上存在巨大模糊和错误的国家,这与战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未对日本采取思想清理运动有关;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无奈现实则是:日本的错误历史观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而中日之间却有更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

在这方面,中国须仔细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中日关系现阶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二、究竟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处理中日在历史观上的分歧?显然,用“德国模式”来规范中日历史观争端已显得不切实际。一如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中日在历史观方面的交锋无任何先例可寻,对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笔者去年年中曾经提出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不回避历史问题,也不将历史问题作为发展政治关系的唯一前提;在具体操作上,不使历史问题蔓延而毒化整体关系的气氛,而是首先寻求在专家范围内的交锋。

当然,近年中日历史观争端的直接导火线之一,就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便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研判小泉及其对华政策?其中可以被分解出来的相关问题有: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否一定与中国过不去?小泉的亲美,是否意味着他必然反华?

笔者从种种迹象分析和通过在日本政界圈子的调研,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在小泉的个人天平上,中国和亚洲邻国不占主导地位,他对中国也没有兴趣,也没有恶意;小泉的亲美,并不意味着他必然反华,他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一方面是受日本社会整体右滑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其个人性格使然。但必须承认,在迄今的中日各种冲突中,除了今年5月中国副总理吴仪突然取消与之会面,小泉基本上还是保持克制态度。

对小泉其人及其政策的准确研判,涉及到中国对日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否因中方某些对日策略的不当,而导致亲美右翼和极端右翼逐渐走到一起。

划定红线,以退为进

除了历史问题须在大格局中作重新定位外,中日关系目前还有另外一系列亟需重新定位的问题,那就是东海能源、钓鱼岛争端和台湾问题;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孰轻孰重或孰急孰缓,中方也需要理出一个头绪,并找到一个突破口。

其中,东海问题虽然是一个事务性问题,但由于放在中日亚洲定位未定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双边关系本身已经严重毒化,因此这一议题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许多情绪化色彩;钓鱼岛问题虽然涉及战略利益,但基本上还是一个领土争端问题;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而且也因日本的“台湾情结”而变得复杂。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为了找到突破口,北京有必要从近年的“对台战略新思维”中寻找一些灵感。众所周知,在过去十几年里,北京对台政策几乎走进了死胡同,直到去年底出台《反分裂国家法》,情况才有根本改变。而以反分裂法和连宋登陆为标志的“对台战略新思维”,特点就是划定红线,以退为进;而更深层的特点就是,回归现实,抓住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并找到突破口。

以此来看中日关系,笔者认为,北京有必要设定中日关系的上限和下限,亦即对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和底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所谓上限就是放弃中日友好的迷思,使中日关系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而所谓下限,则是要求日本在台海问题上保持内外一致的立场。在这一框架之内,中日可以就一些艰难、复杂的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东海问题)展开良性对话和互动,其中包括适度的妥协和让步。

这一思维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归纳,即“划定红线,以退为进;纲举目张,谋求大赢”。在此基础上,再谋求营造属于中日共同利益的氛围,从而使政府到民间都在平和的心理状态中,进入两千年交往史上一个全新的磨合、定位和整合期,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相对平和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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