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延续至今的秘密 余秋雨谈神秘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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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告诉你延续至今的秘密 余秋雨谈神秘中华文明

思想者小传

余秋雨1946年生,

汉族,浙江人。文化史学家、艺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辞职后十余年来越野历险数万公里,实地考察了中华文化在内的人类各大文明的兴衰脉络,沿途所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一直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

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无可置疑,但对中国的文化形象仍然比较陌生,认为两者之间落差太大。我们和下一代需要了解中华文明的骄傲和弊病,了解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是什么,带着这种意识走向世界才会更自足自在。

为了说明中华文明,我先在国内考察,写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但是身在庐山可能不识其真面目,我又去国外做对比。首先是和中华文明同年龄的文明对比。我在枪林弹雨、绑架危险中去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从埃及、中东、伊拉克到尼泊尔等地,经历了人生中最恐怖的半年,写出了《千年一叹》。这些文明如今大多已不可收拾,而中华文明跌跌撞撞一路走下来了,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但这样比,似乎只能显出中华文明的好处,看不出其毛病,于是我又花了很长时间走了欧洲96座城市,写了《行者无疆》。就这样,我以一个旅行者、考察者的身份,从一条与习惯做法很不一样的途径,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秘密

文字的灭亡,意味着文明载体的死亡。如果中国不是因为统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战败时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没有人认识了,因此,很多地方的历史也随之灭亡了、消逝了、不为人所知了。可我们现在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一种文字,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能保持到今天还被广泛阅读、使用,平心而论,这是人类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迹。

首先我要谈谈,为什么那么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全灭亡了,而中华文明却一直活到今天?她到底凭借哪些力量得以延续至今?

第一,统一而延续永久的文字系统。我认为这是中华文明没有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我以前并不理解统一文字对于文明延续的重要性,可是,当我站在古埃及的城市卢克索,看到太阳神庙里那些雄伟石柱上的文字,除了考古学家能够认出极少数,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认识。我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寻找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那里有一种A形文字,可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但是这种A形文字大概要到100年以后才可能被解读。还有,我在巴比伦遗址看到的楔形文字,现在有谁能读得出来?文字的灭亡,意味着文明载体的死亡。如果中国不是因为统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战败时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没有人认识了,因此,很多地方的历史也随之灭亡了、消逝了、不为人所知了。可我们现在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一种文字,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能保持到今天还被广泛阅读、使用,平心而论,这是人类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迹。

第二,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所以从来不主张远征。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农耕文明依靠的是春播秋收、精耕细作,强调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按照许倬云教授的说法,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不少中国文人即使在城市里呆很久,也认为是“客居”,迟早也要还乡。这种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航海家的海洋文明和马背上的游牧文明全然不同。后二者强调冒险、进取,前者则主张防守、和平。譬如我们的万里长城,就是用来防守游牧文明的进攻的;再如杜甫写过“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的诗句,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想过远征希腊和埃及。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世界地理知识,可当时其他文明的君王也没有世界地理知识,但只要听到远方有财富有强权就骑上了马背,到很远的地方去征战。这就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差别。守土自安,对外面的土地不感兴趣,这是沉淀已久的民族集体心理。所以你看郑和下西洋,走了那么多地方却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只是展示大国雄威。再看古代世界,很多军事远征,必然会遭到报复,军事报复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对方的文明。即使胜利了,也可能是文明自杀。比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从希腊一直打到伊朗,还到了印度、巴基斯坦。看上去是胜利了,使希腊文明得以东传,但这也间接导致了希腊文明的衰落。因为在古代,一种文明超越边界,变成军事工具,要在不同地方落根,这个文明就很难存活。中国没有发动过这样的军事远征,为文明的延续保留了实力。当然,这个规则一到近代就被西班牙、英国的海洋霸权打破了,远征不再意味着文明自杀。但古代的历史毕竟长得多,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避免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灭亡命运,确实与不远征有关。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时大明王朝气数很盛,按他的说法,中国当时拥有世界上相当精良的陆军和海军。中国会不会打人家?利玛窦就此进行了几十年的考察。晚年,他在《中国札记》里得出结论:中国的皇帝和官员都很满意自己的一切,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稍微有一点富强就想到去占领。有两个美国史学家写的《世界文明史》,其中一段说:中华文明登上世界文明舞台的时间比较晚,但登上后却未曾中断,主要原因是:中国从来没有把整个国家都变成远征机器。这一点确实是中华文明在古代没有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灭亡,还在于它一直处于有序状态。“有序”的代价是使得整个国家比较保守,不太自由,但“有序”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文明避免了“无序化耗损”(熵)得以有效延续。一方面,自秦代对文字、度量衡的统一,自汉代开始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如郡县制、户籍制等,使得国家即使经历了战争和改朝换代,还能运转有序。另一方面,延续了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度,为有效管理提供了丰沛的人才资源和统一的管理哲学。与世袭为官、养仕为官、军功为官等方式很容易造成的无序吏治完全不同,科举制度确立起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国土地上,任何一个男子通过文化考试就可以成为各级“公务员”,这就使偌大一个中国一直处于有人管理的状态,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科举主要考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恰恰是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和社会管理有关,所学与所用还是“专业对口”。这就产生了另一个奇迹:思想延续的奇迹。因为为了考试、求官,儒家经典被千万人背诵濡养达1300年之久,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四,中华文明以“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避免了长时间陷入极端主义。中庸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弹性哲学,它对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接纳,有针对性的处置。国外有些地区的文明深受原教旨主义,即基本教义派的毒害,用极端的方式解释自己宗教当中的某些教义。这一点中华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庸之道告诉我们,走极端是错误的。世界其实不是纯白也不是纯黑,还有中间辽阔的灰色地带。纯白和纯黑至多只是边缘,而且是很窄的边缘。这个思维方式很重要。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不同观点的人说成是异教徒,而且把异教徒说成是魔鬼,有被杀死的必要,然后战争就开始了。中国文化对各种宗教似乎都不太认真,这当然是“弱点”,但我在耶路撒冷却感受到某种庆幸:我们确实不要那种“认真”。那种“认真”是年年月月的互相伤害,中华文明却靠中庸之道弹性地存活下来了。
中华文明的几个缺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中得到了弘扬,其实这种精神也需要受到“法律石”的一一评判,但这样的评判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因此,法制意识一直稀薄。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喜欢通过司法起诉,而更喜欢逐级上访,就是一例,这是古代“拦轿告状”的现代版,与法治背道而驰,而我们又总是纵容这种行为。其实,矮化法制就是矮化现代文明。

当我看到和中华文明同年龄的文明逐一消失在废墟之间,就觉得我们的祖先真不容易。但是中华文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但环顾现代文明,很少有东西是中华文明创造的。为什么近几百年中国大大地落后于西方?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人的整体形象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满意?中华文明的毛病究竟存在于哪些方面?走了欧洲的96个城市后,我归纳为四点。

第一,中国缺少一种组合。这是我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感觉。佛罗伦萨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为文艺复兴在那里发端。文艺复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思想大解放,无论是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还是后来的启蒙运动都和它有关。文艺复兴为什么能够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第奇(Medici)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家族集权力、财富和文化使命于一体,在佛罗伦萨完成了一个惊人之举,并因此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面貌。作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银行集团,美第奇家族可谓富可敌国。这个家族同时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家族里有人做教皇。更重要的是美第奇家族沉迷于古希腊文明,支持艺术创新,办了柏拉图学院、雕塑学院等。他们发现一个13岁的小男孩非常有艺术天赋,供他吃、穿、上学,这个人就是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整个欧洲雕塑历史的人;他们重用达芬奇,培养了近代欧洲第一代重要的艺术家。佛罗伦萨的居民一开始不见得会佩服艺术家,但他们崇拜贵族,于是尽力模仿着贵族的一切:造房子按贵族的造,过日子按贵族的过。于是以贵族为中介,新兴的文明发扬光大了。这种权力、财富和文化的组合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过。中国的权势力量始终都在为争权、保权而奋斗,玩弄文化只是一种装饰;中国的富豪有时也在收藏一些文物,却无心营造公众文化;中国的文人要么做御用文人,要么做孤寒清流,从未实现过在权力和财富支持下的人格独立。因此,在三相割裂的情况下,难成文明转型和文化创新的大气候。

第二,中国缺少一种大学。欧洲许多大学几百年来培养了大量既有独立判断能力、又有广泛公众信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蔡元培先生提倡过,但很快被政治运动席卷。康德说,法国启蒙主义者最大的优势是把高层理性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考虑这些问题,高层理性永远就像高层理性,和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什么叫日常生活,我在《行者无疆》里讲到,比如交通规则,金融制度,公民规范,公共空间,流行文化,都在知识分子研究、设计、更正的范畴之列。但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闭门造车,或在小范围内互为观众,互相消耗。

我们的大学在纷纷庆祝的时候,欧洲的好多大学安静地度过了它的几百周年。我在德国著名的洪堡大学逗留期间看到,这个学校没有校门,没有围墙,在校内一个很小的聚会场所,墙上挂着一些黑白照片,这是学校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一共29位。正是在这种不事张扬的安静中,大学始终表现出一种高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气度。美国总统小布什耶鲁毕业,做总统一年以后想要争取一个名誉教授的头衔,但由于他在读书期间成绩一般,居然没有通过。后来他去做了一次演讲,说“成绩不太好的耶鲁毕业生可以做总统,成绩很好的哈佛毕业生切尼只能做我的副手”,耶鲁非常高兴于对哈佛的胜利,才通过了。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精神文化的重心所在,大学不崇拜外在的多种重心。没有这种安静的重心,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就会在热闹的权力文化和经济浪潮中失重。中国的大学虽有不少,却缺少大学应有的文化伦理。

第三,中国缺少一块“石头”。北欧一些国家的祖先都是打家劫舍的海盗,然而现在那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海盗的痕迹,人们都非常文明安静,信奉宗教。这个转变是怎么产生的?我从冰岛火山断裂处的一块“法律石”得到一些启悟。当年的海盗也有利益纠纷,需要评判,一年一度,海盗头子都要到法律石面前,让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裁决他们的是非。裁决就要讲理性和公平,多年以后,他们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尊奉的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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