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

 一.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学说

    各国文化中都有社会发展学说,如印度教在三千多年就提出了四个社会发展阶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红铜时代、黑铁时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有孔子说了两类社会:《礼运》中说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到了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这类思想就更明确了,他明确指出社会分仁、礼、义、智、信几个阶段。提出“君子从天以本天时,不从人而强违天。”
    其原文如下:
    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时之始元者,德之长。时则未盛,而德足以长人。故言德不言时。亨者,夏也,礼也。夏者,时之盛。礼者,德之文。盛则必衰,而文不足以救之。故言时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之义也。秋者时之成。义者,德之方。万物方成而获利。义者,不通于利。故言时而不言德也。正者,冬也,智也。冬者,时之未也。智者,德之衰。正则吉,不正则凶。故言德不言时也。故利贞者,性情也。
    可见邵子提出的社会发展是有定数的:仁_礼_义_智,仁为一、为敬心所以时还未盛所以言德不言时,礼为二、此时高低已呈,贵贱已分,大道既隐,所以要正君臣,笃父子,故作礼。礼为德之文,文有当有不当,文不当常犯上之逆鳞,故言有听与不听,言时而不言德,得时则入,故文极盛,过盛则衰,文不足以救之。义为三,为利、为秋,时之成,为义,是德之方,物终成于利获义,然义又不通与利,此时杀伐四起,有一二次世界大战,言时而不言德。智为四,为贞,正也。为冬,冬时之未也。为智德之衰也。此时近“仁”之社会人人平等,高卑不明,欲归复于“仁”,此时正则吉,不正则凶。
    可见社会发展学说并不是马克思一人的创见,中国与印度都比马克思要早。以中国之社会发展论来说,马克思正处在秋未冬初的社会,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战事不断,马克思虽欲复春之仁,然杀气不能免,实则进于盛冬之严寒。这种思想也是历史性的,为春之“仁”气复于秋之“义”气,而成冬之寒,冬寒即是一“崇智”社会。
    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排序问题,有人以为“义”与“仁”相类:老子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到最后上礼为之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也常言“仁义礼智信”,《易》却以“义”为三,以“利”相释。到底次序是如何呢?朱熹以为:“仁义礼智信”也有两类,一是时之概念,二是空的概念。生时有序则当言:“仁礼义智信”,义居三属金为刚果之气,物至义则分为两半,义断则明生,义由礼所生。若是发时而言:“仁礼义智信”则不分先后。但人们通常言“仁义”而不言“仁智”是因为“仁”与“义”相反而类,“仁”属阳,义属“阴”。居两端,如人喜言“春秋”而不言“春夏”。以时序列应从《易》与邵子学说,而不从老子学说。

    二、再述“仁义礼智信”

    提起“仁义礼智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封建”的东西。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封建,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马克思不了解“东方文明”,没有对中国的文明做一个总结,把它定义为“封建”,是中国人自己定的。如果把中国的孔夫子定义成为“封建”,那么,马克思就应该把苏格拉底、亚里土多德,定义为很“奴隶”,他们不是生活在奴隶社会吗?现实社会中人们一提到孔夫子则厌之,耻读其书。可是平常的俗话里却经常听见孔夫子说话的声音,“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人行,必有我师”……进入现代社会了,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些都抛到脑后了,他那时提出来的道德标准,到底还能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呢?
    (一)、 为儒道正名
    孔夫子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和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举贤任能,修信讲睦…..”说的是大同世界,不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吗?但是他的理想是没有被当时的社会接纳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个个讲的是王霸之术,要的是富国强兵,没有时间听他鼓噪什么“礼”、“仁”呀!这样一个失意者,死后理想也没有被他的弟子实现,以王霸之术得天下的君王,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秦始王“焚书坑儒”、汉高祖刘邦可以“尿溺儒冠”;后来帝王们重视孔夫子了,把他尊为圣人,可只是重提“愚忠”、“愚孝”,在我们所以看到论语里并没有这么提。相反,还可以看到“君子事天而不事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要是“愚忠”、“愚孝”的话,孔夫子不应该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不该再去求“苟我用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历代帝王,并不想实现他的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举贤任能,修信讲睦…..”,只是想保得王权不变。因为“夫子”的学说不主张造反。主张的是“仁义礼智信”。
    (二)、 如果马克思知道了孔夫子的“儒家”学说,也应该叫他一声“同志”。
    “同志”,是志向相同的人;因为夫子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举贤任能,修信讲睦…..”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一致。夫子的<礼运>下一段有对私有制的认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另外他继承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也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是一致的。
    下面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联系



    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都是主张世界由矛盾构成,不过中国古代哲学对矛盾的设想更加细致一些,而马克思对矛盾的设想是很简单的,我们就知道它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再没有往下分抽象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它们是相互斗争的,但如何斗争我们并不知道。
    不同之处:
    (1) 对矛盾两个方面的设想不同,马克思的矛盾两个面的设想是平等对立的事物,象两国交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它们是相胜的关系。而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设想:1个刚,1个柔;1个健,1个顺;1个施,1个受;1个唱,1个和;1个动,1个静。象天与地。四时节律,气候条件是不可改变的。地只有顺天的规律,万物才能生长、发育。天道所施,万物没有理由不应。这些都是自然的。
    (2) 中国哲学的阴阳矛盾不是相互战胜的关系,而是互根、互为消长的关系。矛盾分化以后道隐,阴阳仍在,不过在具体事物中变为最细微的东西。
    (3) 中国哲学的阴阳矛盾不是斗争的,而是在分化以后才斗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A:两阳相互为亢,这是斗争。B:两阴为隔绝、不通。如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C: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事物发展的和谐关系。就拿夫妇来说,“夫唱妇随”,如果两个人都唱则争;两个人都不唱则该分家了;一唱一随才是和谐之道。
    (4) 中国哲学推出了“矛盾”的发展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矛盾之后又推出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再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再将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归属在自己所属的类上。如气象分春、夏、秋、冬;颜色分青、红、橙、紫;情绪分喜、怒、哀、乐;更有五味,五音,它们都和金、木、水、火、土相对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呈相生、相克的关系。能不能推知事物的发展变化就看对事物的抽象归类是否正确了。我国的中医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夫子的人格化分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仁义礼智信它们也呈相生、相克的关系;仁(木)-生-礼(火)-生-信(土)-生-义(金)-生-智(水)。信-克-智-克-礼-克-义-克-仁。这样一来古代伦理道德的脉络就清楚了。为什么夫子强调归仁?因为仁是恻隐之心,发端之气。归仁就是一个善的开端,以后就是自然的发展。
    (5) 以下<礼记>中的<经解>各类气质各有所偏:入其国,其教可知,其为人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广博易良<乐>之教也;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恭俭庄敬<礼>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賊;<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因此古人从来都是辩证的看待问题;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不足。
    (三)、“仁义礼智信”是人事的顺和之体,知天命尽人事
    儒家学说对事物的认识以人事为基础。他提出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是最基本的。它的比拟仍是建立天地关系的模拟上,地球的地理环境,四时规律,这都是不可变更的,万物生长发育都是顺应“天”的环境,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故此人应该法“天地”,知天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成功。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想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其次,顺天尽人事称为“元亨利贞”,不顺天则称“意必固我”。这完全说明了马克思关于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有意在先,则期其必成,然后处理事物来自然就执滞不化,不化又成就了一个自我意识(如我生气、我愤怒都是一个我意)。而后,我又生意,则为物欲牵引,循环不穷,越加办事不通。<论语>里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事之始,以无我之心处之,一切顺应自然规律,此称善之始,为“元”;之后处理一切事物自然就顺畅,称嘉之会,为”“亨”:这样就自然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称利之和,为“利”;最后以正为固,意气不发散,不得意忘形,守住“无我”,称之为“贞”。
    由此可见,儒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制造一个道德的枷锁套在人身上。而是想通过心性的修养,使人心境顺和,称为“中庸”。这样处理事物来就不会“主观”与“偏执”,从而正确认识世界,使人得到“善”的结果。
    (四)、“仁义礼智信”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崇“智”的社会,象过去的社会一样;蕘舜时期崇“仁”,那时候可“推位让国”,竟还有许由不受,嫌听到这样的话脏了自己的耳朵,跑到河里来洗耳来了;夏商周三代崇“礼”,讲适于心的礼术,这时有人劝帝王们推位让国,没有人能接受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崇“义”,孔夫子再想复“周礼”,已经没有人能接受了。这样说来,现代社会迪“智”,谁智商高谁的生存、发展权就越大,因此,科技发达,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但也会因为“智”发展的太快,人情变得自私、冷漠,人与人之间变得不信任了。之后崇“信”应该成为主流,人们急于建立信用关系、信用制度。今后社会又会不会崇“仁”呢?应该是这样。
    (五)、现代社会的“智”与“情”
    六百多年前,宋明理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被看成封建的代表,不断遇到攻击。但总不成去纵人欲吧!当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各种思想也是攻击教会的禁欲思想,如著名的“蜜蜂宣言”,声称人都是自私的,人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能促进社会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强有力的需求,保证不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的维持,因此,要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因素,调动每一个人的内在欲望,欲望越大需求就越强有力。因此,主张纵欲并不奇怪。这样的话,每一个人的情绪、感情,都可能变成赚钱的因素,如为了满足人的名誉心,可以顾客的名字命名星星;还有人突发奇想,知道人都有气要发泄的时候,因此造一把出气椅子,人要在坐它之前先要把它砸扁才可以坐。崇“智”的社会,只要脑筋活,哪有赚不到钱的道理。这样的社会就自然首先要打破礼教的条条匡匡,所谓“智”克“礼”。但经过这样一个时期的发展,智导致的“道德”败坏,环境污染,原子弹可以毁灭几个地球,“克隆”出的人又变成新的奴隶,没有父母、亲人,只能被别人当零件使用。很显然今后世界崇“信”是必要的,所谓“信”克“智”
    综上所述,中国儒教可谓博大精深,特别是提出的道德标准值得现代人借鉴。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