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大假时,回到老家,看到那棵树,又一次想起父亲。

树是柏树。就在我家房后檐边。据母亲说,是我出生时,父亲亲手栽的。后来问过父亲,说是为我植的“生命树”。这说法我信,也理解。父亲是独儿,快30岁才有了我,对我格外珍视,疼惜,也是自然的。关于那棵树的由来,父亲说,在田野里劳作,无意中发现了它,不过尺余高矮,香棍粗细。柔嫩的枝叶,挺直的树杆,满逗人喜爱。便连根带土刨起,小心翼翼带回来了。

柏树生长慢,我是知道的。但只要存活,有雨淋,有露濡,它总会长。先是比我矮些,但渐渐地,就齐我胸了,齐我肩了,齐我耳了,齐我额了,与我一样高了。我也在长,但它到底比我长得快。它很快超过了我,并继续超着。其体态,也越发匀称,秀颀,洒脱。直挺挺上去,一点旁逸斜出的枝杈也没有。“真是一棵好树。”父亲满心欢喜地说,“让它好好长着,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木。”

父亲说这话时,刚36岁。父亲还很年轻,身板结实。个头不高,身体不强壮,但并不单薄,孱弱。父亲那时,还能下田犁地,上山砍柴。还能带着我走村串户,唱戏理发。但他从说那话后,就对树格外用心照拂,一如对我。

在乡村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古训,也是现实。家里兄妹四人,我是老大,也是独子,父母对我,自然倾注了更多的寄托和期望。我上学后,母亲常说:“老大,好好读,我们二天(方言,”以后“之意)老了,还指望你呢。”这让我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一直觉着责任和压力。

但父亲不这样说。父亲对我,一直充满希望和信任。记得,送我进学校的第一天,下了很久的雨,从家里到乡场上的路,格外泥泞,滑溜。父亲一路背着我,直到校门口。父亲牵着我的手进校门时,气还没喘匀,就说了一句话:“娃呢,你要好好读书。只要你能,不管上到哪一级,砸锅卖铁,拆房卖瓦,我都供你。”父亲一脸庄肃,话语坚决,如同发誓。

那年我7岁。这句话,和父亲说话时的神情,我一直记着。记在心里,也记在血里,记在肉里。就像记着他说的:“让它好好长着,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木。”

再回家时,看着那棵树,就觉得它和我一样,也有了责任和压力。

树和我一同长着。它以它的年轮,我以我的年级。我小学毕业,它超过了我家的房梁。我初中毕业,它有了碗口粗的胸径。我上高三时,双手合在一起,也围不住它了。那时候,面临高考,觉得特别苦闷、迷茫。每月回家,总要到树下走走,看看。感觉里,它就像我的兄长,或弟弟。农村的孩子,走出农门是唯一的愿望。那时,读师范还不太热,国家还会给予一些鼓励,提供一些补助。在我们那样的家境里,这是最好的选择,也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那样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情非得已,就像那棵柏树。在被父亲移栽到我家贫穷的屋檐边后,它就只能在命定的地方,静静默默地生长。

参加工作时,那棵树到我家,已经24年了。如我一样,它也正值最好的年华。但父亲正渐渐老去。父亲五十有四。多年的艰辛劳作,使他的身体,如经年的土墙一样,班驳,脱落。岁月在他身上积存的病痛,也开始渐渐显露。支气管炎是多年的老病。久拖未治,又连带上了肺心病、肺气肿。父亲已不能干重活,稍强或稍久的劳作,就张着嘴喘粗气,就咳嗽不已,昼夜气紧,浓痰粘连。

父亲是一直指望着我能有出息的。虽然很少提起,但从他眼神里,我能看得出那指望的热切。就像当年,他看着那棵树的情形。但是我终于发觉,我所谓的出息,也不过如此。作为穷教师,在90年代初,所有的收入加一起,也不过就是100多块。除糊口外,每月下来,并不能有多少结余。而且很快地,又是结婚成家,又是生养儿子,又是买房置屋。拮据和窘困,可想而知。能给父母的,可想而知。有好几回,甚至连春节也没能回老家去过。父亲对我,是有过指望的,但在儿子的窘迫和困境面前,他并没多说,也似乎无法多说。

父亲日复一日地瘦了,更瘦了。父亲的病,也日复一日地重了,更重了。他泥墙一样的身体,仿佛经受了连绵的风雨,正加速地垮蚀着。偶尔回家,父亲总要和我到那树下去走走,看看,仰头望着那如云的树冠,重复着说:“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木。”父亲的话里,已没有“让它好好长着”的字眼。父亲说完,喘着粗气,抚着胸腔。父亲眼里,有一些隐含的泪药,浑浊而沉重。父亲心里,其实是明白自己身体的。只是当时我并未注意到。或者是不愿意。总还以为,父亲年纪并不大,一切,也许还早着呢。

那棵树,或许也这样以为。它一如既往地长着。沉默。镇定。虽然慢,但它的胸径,也快三尺了。它的树冠,已像一柄巨大的伞,能在我家房后,托举出巨大的阴翳了。

工作九年后,我终于改变了工作状况。虽仍是教书,但情况,正一天天好转。对于未来,也渐渐有了更多的想法。但父亲的病,却越发加重了。到我觉得有能力带他去作彻底的检查和治疗时,却被告知已是肺癌。而且是晚期。“带他回去吧。”医生说,“能吃什么,就让着他吃吧。”医生说这话时,眼里有种悲天悯人的意味。那一刻,我的悲凉,我的伤痛,我的愧悔,我的懊恼,真是难以言说。

那是2004年春节前夕。那个春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病情对父亲瞒住,将他和母亲接到城里,与我们一起过春节。悲哀而伤痛的春节。父亲一生里,最后的春节。

正月十五没到,父亲就执意要回去。回去后没几天,他就再一次住了院。然后,是隔三岔五地出院,又隔三岔五进去。农村人都说,破罐子经得摔。我也侥幸地以为,父亲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但到阴历二月初,父亲预感到不行了,就让我通知了在外打工的三个妹妹。兄妹四人聚齐在病房后,父亲咳喘着浓痰和粗气,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出院。回家。父亲只说了四个字,但他脸已憋得发青,胸腔惊人地起伏着。似乎每吐出一个字,都像搬动了一块沉痛的砖头。

而在回家后第二天,父亲的身体和生命,便彻底沦陷在沉睡和死神的阴影里,再没有走出来。

父亲走了。父亲走时,66岁。我36.正是父亲当年对着那棵柏树,安排他后事的年龄。“让它好好长着,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木。”望着那棵树,父亲的话,隔了30年的时空邈邈传来,一字一句,砸在心里,让我生生地痛。

其实,父亲走前一两年,就曾多次跟我和母亲谈及过他的后事,并一再提及他的棺木。柏树生长缓慢,砍下后,得置于阴凉处,一两年才能晾干定性。按农村的习俗,老人老了,是该早有准备的。但我们一直觉得,父亲太多虑。再看那树,生长得正好,便总忍不下心将它砍倒。而当父亲突然撒手,一切匆忙得让我们措手不及。因此最终,父亲的愿望,父亲期待了一生漫长光阴的微薄愿望,没能够实现。就像父亲当年对我的期望一样。岁月的风雨,将它从父亲手里、心里,一点点地吹刮干净了。

这是我最大、最痛的遗憾。也是父亲的。

安葬父亲时,按照习俗,我和三个妹妹,在他坟周,每人为他栽了一棵柏树。既有松柏长青的意思,也有让那些柏树,代替我们陪伴他的想法。

而那棵树,那棵父亲为我种的“生命树”,那棵父亲期望着为他作棺木的树,至今还在我家屋后,一如既往地生长着。如我一样,如我的兄弟一样。给父亲“烧七”的时候,“烧百日”的时候,清明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每次回去,总自觉不自觉地要到树下去,走走,看看。偶尔的风声里,想着父亲的一生,想着父亲一生卑微的念想,想着自己的愧悔和懊恼,脑子里总不禁浮现出那行悲哀的句子: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再望着那高大的树,一行热泪,就禁不住落下来,冰凉凉地,扑落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