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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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几十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虽有仍需改进完善的地方,但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因为它已经融合了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   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型政党”,也可以叫做“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然


近几十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虽有仍需改进完善的地方,但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因为它已经融合了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

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型政党”,也可以叫做“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一个多元的社会就这样从“分”走向了“合”。但问题是,非西方国家一旦采用了西方政治模式,社会“分”了之后大都再也“合”不起来了。从乌克兰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都是这样的例子,现在连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今天的美国是分裂的,共和与民主两党尖锐对立,使美国的各种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用政治学者福山的话来说就是“极化”政治成了主流,“否决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美国整体实力也随之不断走向衰弱。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承。我们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大多时期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的人口规模,广袤的疆域国土,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复杂的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和中性包容的政府,它要能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正因为如此,在过去2000多年的多数时间里,中国是一个比欧洲更和平、更繁荣、更发达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充分汲取了历史上儒家执政集团的优长,并借鉴世界上其他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使自己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引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迅速发展。过去10来年,许多独立的民调,如美国皮尤中心(PEW)和亚洲动态(Asia Barometers)等都发现,中国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会的支持率。一些仇视中国的人总是盼望中国共产党走向崩溃,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国情的误判。坦率地说,中国如果由一个只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过四五年通过“党争”来换一个中央政府,这种所谓的现代政党制度在今天的西方似乎是天经地义,在中国则是难以想象的。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西方模式下的大多数政党只能算是“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他们大都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日本的政党竞选导致十年九相,选出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是否会把日本重新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最终祸害日本自身,祸害整个东亚和世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承担一种终极责任。习近平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相反,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外部势力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

与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选贤任能的制度、社会整合的能力和战略规划的定力。在选贤任能方面,“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国必须靠人才”等观念早已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心理结构。在西方,说就可以竞选上总统,但它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格格不入。中国当前的“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如源远流长的官员选拔制度)、红色传统及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有益做法,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这是对西方仅仅依赖选举制度的一种超越。正是这种科学合理的人才制度,使得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经历、素质、能力明显高于西方普选产生的政治人物。

在社会整合方面,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几乎所有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利益急剧分化和产业大幅调整的困难,社会纷争普遍增多,这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政治制度在整合与协调社会不同利益方面,明显比西方政治制度更胜一筹。例如,千万左右的外来移民问题就可以把美国和欧洲的政治搅得鸡犬不宁。而过去30年里,中国任何一个一线城市都成功整合了上千万的外来移民。在产业整合方面也是一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通过自己的整合能力,较好地实现了产业调整与整合,而欧洲不少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明显缺乏这种整合能力,所以它们到现在都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产业竞争。

在战略规划方面,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出类拔萃的。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顺利制定和成功执行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就是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规划,但西方国家没有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

西方企业界对中国特有的社会整合能力和战略规划定力感知颇深。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CEO的调查中,询问他们:您认为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这些企业老总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第三位,得票率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总之可以说,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造就了国家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高。中国政治制度及其独特的优势,将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重要制度保证,它将极大地丰富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文明,并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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