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之后各王朝选择首都有哪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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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之后各王朝选择首都有哪些原则?


大一统中华帝国出现于秦始皇之后,秦朝之前各朝、各国的首都选择一般都出于自然原因,例如,一个族群的自然居住地(西周、东周有点特殊)。而在秦朝之后,国家版图大了,定都哪里,选择性很大。因此,秦朝以后各朝代的首都选择,日益显示出政治和经济考量的因素。

首都选择政治考量的原则是,离王朝最大的威胁源头不能太远,便于迅速获得信息,便于有效指挥军队。经济考量的原则是,离富裕的地区不能太远,便于获得财富和物资。总体来说,政治因素始终在经济因素之上。

西汉时期,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这一时期,虽然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如关东,但是,出于政治优先的原则,定都长安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到了东汉,匈奴势力被分化瓦解,南匈奴归附,北匈奴逃窜,因此,匈奴的政治威胁降低。而广阔的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经济潜力,于是,东汉的首都定在了洛阳。

汉朝之后经历了一个动乱的时期。曹魏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方的蜀吴,因此,首都选择了靠近南方的洛阳。司马氏成立的西晋政权虽然有一个短暂的相对和平时期,但是,北方民族重新崛起,西晋政权无力对抗,只好在洛阳安家。短短半个世纪,便被赶到了南京,成立了东晋。繁华的江南腹地辽阔,东晋之所以选择南京,而没有选择更加南方的城市,也是因为靠近来自北方的威胁,打起仗来方便一些。

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权来自外部的政治威胁不大,加上初期还有一些游牧民族的特征,因此,选择大同定都是兼顾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选择。等到北魏彻底汉化后,迁都洛阳显示了他们对游牧经济的放弃,对农业经济的重视。

隋朝由于野心太大,太急迫,短短38年,壮志未酬。隋朝在首都选择上,显示出复杂的多重考量。隋朝从一开始就面临各个方向的敌人,其中主要的是北方突厥。因此,隋朝刚建立的时候,定都长安也是出于对抗突厥的需要。隋文帝统一了中国之后,雄心万丈的隋炀帝继位,为了进一步对付北方的危险,再加上他本人对南方的偏爱,隋炀帝设立了靠近南方的东都洛阳,并从洛阳开始修建大运河,目的是更有效地获得南方的财富,支撑北方的战争。隋炀帝还三次到达扬州,第三次之后还常驻扬州,因为他年轻时就在扬州封王,使人怀疑他对江南的迷恋,如果不是北方未定,会不会再次迁都南方。大运河后来一直修到北京,目的是为征服高句丽提供物资支援。隋炀帝过于急迫地建功立业,欲速则不达,终于短命而亡。

唐朝一统天下,唯一的威胁就是北方突厥,因此,首都选择长安就顺理成章。此外,唐朝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使得丝路的贸易成为唐朝的重要收入,而长安作为丝路的起点,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赵匡胤建立北宋,定都开封似乎有点让人不解,其实也挺简单。赵匡胤为了显示自己是合理取得天下,而不是政变,始终宣称是后周恭帝禅位于他,而小国后周的都城就是开封。为了让这种粉饰的禅让显得像真的一样,赵匡胤迁都就不太有道理。北宋建立后,有人多次提议迁都洛阳或长安,都被赵匡胤否决。除了“禅让”的面子外,还有一个就是外来的威胁。北宋初期的主要威胁来自辽国。开封在地理位置上与洛阳相比,距辽国更近。后来金国取代了辽国,定都北京,西面又出现了西夏国,但是,金国的威胁始终大于西夏。于是,出于定都的政治原则,开封还是首选。

如果有可能的话,南宋应该定都南京,但是,金国咄咄逼人的进犯,使得南京岌岌可危,南宋不得不选择相对安全一些的杭州。其实,南宋时期,更为南方的福建泉州等地经济也很发达,而且更加安全,然而,福建离主要威胁太远。虽然南宋不太愿意对抗北方,为此甚至杀掉了岳飞,但是,为了和谈的方便,太远也不好,杭州在地理位置上,不论是战是和,都比较方便。

元朝定都北京与游牧民族有一定的关系,不愿离家乡太远。再说,有了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南方的物资运输比以前方便多了,否则的话,元朝的首都有可能另选地方。

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定都南京多少有点是衣锦还乡的虚荣,也是出于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考虑。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一般都是开国皇帝的庙号为“祖”,例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等,后嗣皇帝的庙号一般都为“宗”。非开国皇帝庙号为“祖”的没几个。明成祖朱棣就是其中一个,还有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其他都是一些短命的小王朝,庙号为“祖”有点泛滥。几百年的大王朝,后嗣皇帝庙号为“祖”的,都是做出突出贡献的皇帝。明成祖朱棣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他作出迁都北京的决定。其原因是,来自北方的威胁依然强大,逃窜的元朝皇帝还在不断骚扰明朝的边境。定都的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再次发挥了作用。

清朝定都北京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历朝历代政权,如果不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多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巨大威胁。辽、金、元的依次兴衰,都对全国性政权造成巨大的影响。而清朝的祖先基本上与辽、金、元是一样的。为了防范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清朝不光选择了兼顾南北的北京作为首都,还在原首都沈阳设立了类似北京的五部衙门,作为统治东北的最高权力机关。应该说,解决北方民族对中原的威胁,清朝做得最为成功。

上述定都的原则基本上只在中国有效。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由于地理的原因,或者由于国土大小的原因,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进入现代社会,上述定都的原则即使在中国也逐渐淡化了。对于古代定都要靠近威胁源头的政治原则,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便,如果首都离威胁源头太远,不容易及时监控和决策。同样,如果离经济发达地区太远,中央政权所需的物资供应也会产生困难。

如今,交通运输和信息流通已经突飞猛进,首都地点的选择已经较少政治上的考虑。而首都的经济考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首都要么是靠近经济发达地区,要么本身就是经济中心。但是,各国的这种惯例已经发生改变。例如,巴西为了开发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决定迁都,在巴西利亚这个小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前不久,韩国也打算放弃最发达的城市汉城(汉城)作为首都,决定在一个小地方建设新首都。虽然这个构想最终被否决,但是,从这个迁都的构想可以看出,现代国家首都的作用,已经从过去享受经济发达,变成带动经济发展。所以,我曾经开玩笑地说,中国开发西部最好的办法,就是迁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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