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的历史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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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六十九岁的宣宗成皇帝,匆匆召见满汉王大臣,宣布硃谕,立皇四子为太子,封皇六子为亲王,随即驾崩。不过一个时辰,刚成储君的四阿哥,就继位皇帝,可谓运气好极。

然而时年二十、于次年改元咸丰的满清七世皇帝,甫登极便厄运连连。首先是外患,沙俄已在北疆侵吞了帝国发祥地满洲的大片领土,不久英法又于南疆开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次是内战,原先已在南国处处冒烟的民众造反,迅即燃成太平天国起义的燎原大火,不久便建都天京,得捻军支持而与满清中分“天下”。更不幸的,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攻占北京,迫使他在满清入主北京二百十六年后首创帝国首都沦陷的历史纪录,而且于次年七月十七(1861年8 月21日)病死热河,虚龄仅三十一岁。

庙号文宗而谥称显皇帝的咸丰帝,虽是满洲皇室的纨绔子弟,却因争夺皇储而颇具教养。当他如愿登上大宝,起初也想有所作为。例如即位初期,面对谏臣奏章,都表示有听德,并且很快惩办父皇宠信的佞臣穆彰阿、耆英,又起用林则徐,以示有意“维新”。哪知天不我佑,外患内乱不绝。他和他的亲信,都十分迷信中世纪的传统数术。两汉的《周易》纬书,不是说每个新朝都必遭“百六阳九”的厄运吗?就是说,每个新王朝,每逢建国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类似厄运九次,而据相传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传统解释,又说其卦(离下坤上)表征“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既然咸丰帝实际在位十一年半,却屡遭患难,那么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应说颇近历史实相:“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纪的作者,接着“评价”这个皇帝,说他在倒霉的处境中,“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末二语很有趣,意谓假如咸丰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个人专制能延续,那么“后来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出现,大清帝国说不定将绵历百世。

历史从来拒绝假设。事实是咸丰帝的“庙算”,不仅着着失灵,连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归的亡命徒。他除了众多妃嫔,还有从民间私纳的曹寡妇之类,却只同一个宫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远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储的传统,如其父道光帝那样,有立储的选择余地。当然他还有一个选择,即如北国鲜卑族先辈传统,立子杀母,并借口沿袭汉武帝晚年立少子而杀其母的先例。相传咸丰帝在热河临死之际,曾密授皇后一道硃谕,谓如发现那拉氏恃子为帝而骄纵不法,便可将她处死,这证明咸丰帝是熟悉汉魏传统的,但更反证这个皇帝无能。明知满清早有“母以子贵”的太后专政传统,却不敢冒犯独子生母,而将死后预防大权旁落的希望,寄托给无子又仁柔的皇后,岂非恰给遗妾僭权开路吗?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半,正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关头。但看个人,这个皇帝应属亡国之君。然而帝国竟没灭亡。首都沦陷而王朝犹存,江山仅存半壁而帝国名义仍在,君主死于流亡而其子仍能复辟,诸如此类的悖论,怎样给出合乎历史实相的解释,至少既有的历史教科书,说法虽多,却都难以令读者信服。

悖论已属于历史,当然不能用逻辑代替历史。历史真相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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