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之间能否上演“中越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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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之间能否上演“中越之战”?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访问越南,并将访越视为职业生涯中的亮点;作为朝鲜公布绑架日本受害者报告的回报,朝鲜要求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进一步放松对朝制裁,朝日关系快速回暖。

这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关,但是却凸显了一个事实:东亚冷战的意识形态阵线已经彻底成为历史遗产,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小国”再次成为撬动东亚格局的支点,这一点就可能会像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一样。

在阵营已经瓦解的东亚,中国的周边外交原则与美国的机会主义的“补漏”政策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回旋空间,同时也使地区局势更加迷蒙不清。

朝鲜、越南,谁的支点国家?

朝鲜与越南分居导东亚的南北两端,中欧亚大陆伸向太平洋板块的两个支点,其地院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分别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一场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成为撕裂美国社会共识的导火线。

而美国打这两场都有共同的诱因,即遏制共产主义主义向南扩张,防止在东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此后东亚的发展则证明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要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美国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美苏的核军备谈判逐渐展开。

意识形态的纽带的牢固性还是有限的,冷战结束之前,中越就爆发战争,而“敌我”的概念已经重组,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也是波折起伏不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越南并不是中国的支点国家,反倒消耗了中国大量的战略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思历史,或可得出以下教训:

其一,朝鲜与越南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家,朝鲜直到近代一直是中国铁杆的朝贡国(至于朝贡是为贸易而来,另当别论),从朝贡的等级关系向现代的同盟体系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那就是责任取代友谊,不计成本的朋友之情终归抵不过利益的算计。

同盟体系的主体是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需要划定各自的责任与权利,但是等级式(家长式)的关系中并没有这种责任的划分,大国与小国之间毋宁是一种购买忠诚与服从的关系。

其二,冷战期间,意识形态以及政党关系的纽带在形式上超越了国家关系,但是这些国家都需要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而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合法性资源,民族主义是对等级式国际关系的否定,尤其是曾经的帝国征服的历史都会被重新钩沉出来,作为民族认同的资源,无论越南还是朝鲜都对中国抱持戒心,甚至敌意。

其三,朝鲜、越南虽然是“小国”,但是一直心怀大国之志,并不甘于做大国的棋子,也在事实上抗拒“支点国家”的身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棋手国家,参与大国的博弈之中。

朝鲜和越南的近况反差甚大,访越的美国高官络绎不绝,而朝鲜则处于被制裁和鼓励之中。美越关系在最近两三年内突然热络起来,2012年时任防长的帕内塔访问越南,并且到金兰湾一游,2013年国务卿克里到访,今年则是军事主官邓普西到越南,次一级的官员、议员到越南也是家常便饭。

美国政府也在考虑放开对越南的致命性武器出口,两军的合作破冰的前夜,越南大有成为美国的“支点国家”的架势。

原因大体有两点:越南可以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有力棋子,而越南可以以美国为靠山增强对华博弈的筹码;而越南****的进程以及承诺“感动”了美国,尤其是越南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美国倡导的民主、法治靠拢的时候,“敌友”的阵线会很快模糊化。

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朝鲜却没有越南那么游刃有余,几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彻底成为东北亚的孤儿,近期日朝接近应该是非常态下的权宜之计,日本安倍政府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与中韩不和,对东北亚的外交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朝鲜就成为安倍的突破口,同样处于孤立之中的朝鲜,就有了抱团取暖的需求。

在目前的制裁框架之下,日本只能解除对朝鲜的单独制裁作为朝鲜在人质事件“合作”的回报。

至于朝鲜发射导弹、进行核试验而采取的国际制裁,日本很难有所突破,而朝鲜希望从日本打开制裁的缺口,声称发射导弹并不是针对日本。

换句话说,朝鲜还会继续发射导弹,但不是以日本作为威慑的目标,那朝鲜的目标是谁呢?朝鲜的中短程导弹根本到不了美国,那它的目标是韩国,中国?最近中国政府将11名“脱北者”转交给韩国,而中国也是对朝国际制裁中的关键一员,扎紧制裁的铁桶,迫使朝鲜弃核。假定朝鲜最后就范,中朝关系是否会步中越关系的后尘呢?

美国的机会主义

越南与朝鲜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也是冷战在东亚的“热战场”,而现在越南已经变成了中美博弈的风向标,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楔子,拥核的朝鲜并不是中国可靠的朋友,越南的经验似乎证实,朋友一夜之间可以成为敌人。

在中美博弈的格局之下,越南和朝鲜可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小国玩弄大国也并非不可能。美越关系热络,朝日关系趋缓,人们第一反应或许就是“围堵中国”,但在东亚目前的权力结构之中,围堵有相当的难度,就像卡尔•施密特所言,政治首先要划清敌友,现在的东亚很难出现阵线分明的敌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既有的意识形态阵营已经彻底瓦解,此前东亚地区的敌友也出现转换,比如中越战争、中苏冲突,但是那都是在两大阵营尚存的情况下出现的调整。

美越在1995年建交之后,关系一直不温不火,既有的意识形态依然影响着美国对中国、越南等国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褪色意味着地区合作缺少了理念的支撑,东亚地区尚未出现一个可以界定地区特质和未来图景的国家,就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

东亚地区的合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稳固的地区合作需要共识与理念的支撑。

在儒家文化、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后,东亚地区缺少主导性的共识。经济合作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持久性的纽带,但经济合作终归是有限的,深入到金融货币领域还是要依靠价值观念的认同才能推进下去。

冷战曾经东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阵营内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出现了多次冲突,多边安全机制根本没有可能;而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采取了双边结盟的方式,与欧洲那种多边安全机制大有不同,双边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庇护与附庸关系,不像美欧之间更多的基于一套透明的程序建立同盟关系。

东亚这种破碎的双边同盟安全体系使美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也鼓励了美国的机会主义做法。

自希拉里在东亚外长论坛中提出重返亚洲之后,美国的机会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纠纷之际,美国便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美越关系在几年内急剧升温就是证明。

美国这种补漏与钻空子的做法并不能重塑东亚秩序,因为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已经分层且互相交错,敌友难分,极大地显示了美国的机会主义做法。

首先,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朝鲜除外),在产业连接上相互依赖程度很深,虽然中日、中越关系时有紧张,但是产业的合作依然继续,越南在南海与中国有纷争,但是其进口极大依赖中国,尤其是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越南很难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

其次,经济增长一直是东亚的亮点,而现在中国已经展现出重构东亚经济合作网络意愿,亚投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远景规划都为周边国家带来红利,在这一点上,美国并不占优势。相比于TPP的高大上,RCEP可能更适合东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领土争端方面,美国试图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构建敌人”,但是又不愿意为这些小弟的“冒进”、“鲁莽”买单,乌克兰、中东的危机已经显示出奥巴马在外交的笨拙,最近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依然无法掌控一切。

1993年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已经断言,在21世纪美国当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了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都不算。20年前的断言现在尤为恰切。

奥巴马坚定地相信美国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责任,但是“领导”并不意味在已经漏洞百出的东亚安全百衲衣上再挖洞,而是要做一件新衣服。

中国与周边关系也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纷争也是这种变革的不适应症,去年中国历史性地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这既是对目前周边局势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既往外交欠账的弥补。再次引用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的一段话,对中国当下外交的变革或许有些启发:

没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负,任何民族都无法立足于伟大国家之列。只有那些国家,具有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上自发地爆发出不断探索和取胜的富于自信、敢于竞争和充满活力的欲望,才能自行转变成一个明显地高于别国一头的实体。

这一欲望反映了共同致力于民族富强伟大的荣耀和命运的无数人全心全意献身精神所表达的神秘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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