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国锋,现在人们用的仍然是邓小平定了调的一个评价。邓小平认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由于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对华国锋的历史作用似乎有点瞧不上眼。1980年8月他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当记者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时,邓小平回答说:“这是集体的力量。……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根据各种史料记载,正是华国锋首先提出,并巧妙地组织实施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当然,叶剑英的支持给了华国锋行动的勇气与力量。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邓小平根本没有提华国锋的名字,只是一味强调“集体的力量”, “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颇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意味。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不能因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就小看其历史功勋。正是他首先提议,并当机立断,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一起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功勋是伟大的,中国近代史在其任内完成了其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折;华国锋留给中国的还有一个历史功勋,那就是他的那种政治品德——光明正大,朴实率直,宽容大度。在共和国的官场上,这种政治品德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想当年,华国锋能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完全可以说是历史的巧合。1949年,作为南下干部到湖南后,他先后担任了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可能他当时也没认识到这几个职位的重要性——那是毛泽东的父母官!因了这个,也因了他那纯朴的热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而不是因了尔虞我诈打倒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华国锋逐渐给毛泽东留下了完全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因此,当1971年“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从此,在毛泽东的一手提拔之下,华国锋不但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而且青云直上。

华国锋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得以登场,完全是因为大家视他为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因为毛泽东生前已经为华国锋“度身订造”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职位,制衡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势力。再加上有毛泽东的身边人员声称毛泽东对华国锋有“你办事,我放心”之语,华国锋被举国上下看成是得到了毛泽东“钦点”的真命天子。尽管华国锋在党内威望不足,又缺乏有实力的后台,权力地位并不稳固,“四人帮”夺权野心不息,但当他站在握有军权的中共元老叶剑英一边,通过“宫廷政变”拘捕了“四人帮”后,就扫除了登上中共中央主席宝座的最大障碍,同时为祸神州大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亦得以结束。

可惜的是,华国锋虽然结束了文革,却不是改革开放的先导者。这当然就是他自身政治视野的局限了,我们也无法对他作太多的苛求。毕竟,他是在毛泽东的荫庇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只能漠视毛泽东的错误,在政治理念上只能倾向“毛规华随”,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理论,作为自己权力的护身符。中国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前途不说渺茫,起码很难达到今天的这种繁荣盛世(当然仅仅是经济上的)。所以,华国锋在中共的地位很快被顺应民意、主张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取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邓小平的复出掌权是在华国锋手里得以实现的。要知道,这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全面拨乱反正还没有开始的那个年代,要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华国锋清楚,为邓小平平反不但对他本人的权威和地位是一种威胁,而且还要改变毛泽东生前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这就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否则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可是,华国锋的全部权力都来自毛泽东,批评毛泽东就是批评他自己,何况当时华国锋还在坚持“两个凡是”。换了其他领导人,不用阴谋秘计压迫邓小平就算不错了,还会为他平反吗?这个时候,华国锋的朴实大度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他首先做了让步,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而邓小平却显得还是相当固执,虽然他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但却坚决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如果华国锋也像邓小平一样固执,那邓小平的平反肯定遥遥无期。但大度的华国锋并没有那样做,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尽管他这是为自己寻来了一个掘墓人,但却为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举荐了优秀的人才。这点更是功不可没,值得历史永远铭记。

最让我感动的,是华国锋的那种宽容胸怀,这点在xxx之子胡德平忆述《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报刊文摘》2008年7月2日)一文中有着生动的说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当时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究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其中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华国锋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并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这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全党的思想大解放,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且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xxx那一年在中央党校有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xxx还说过这样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连xxx这位当年的党的最高领导人都能认识到华国锋的历史价值,作为后辈的我们,如果仅仅因为他下令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结束了毛泽东的文革时代,或者曾经在一段时期坚持过“两个凡是”,就对他吹毛求疵横加指责,那就未免有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这是典型的数典忘祖。

还是让我们牢牢记住华国锋他老人家的历史功勋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华国锋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