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蜀夷陵之战:刘备错失了从江北进攻荆州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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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国时期的吴蜀夷陵之战不仅是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于此战的规模及刘备战败原因等问题,历来颇多争议。兹拟针对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夷陵之战究竟是不是以少胜多的战例<!-SSE NEWSADSTART SSE-><!-SSE NEWSADEND SSE-> 蜀汉章武二年(222),刘备为了夺回关羽丢失的战略要地荆州,亲率大军东征孙吴。于是,吴蜀双方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地区)展开了一场生

三国时期的吴蜀夷陵之战不仅是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于此战的规模及刘备战败原因等问题,历来颇多争议。兹拟针对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夷陵之战究竟是不是以少胜多的战例<!-SSE NEWSADSTART SSE-><!-SSE NEWSADEND SSE->

蜀汉章武二年(222),刘备为了夺回关羽丢失的战略要地荆州,亲率大军东征孙吴。于是,吴蜀双方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地区)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史称“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那么,这场势在必争的大战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即吴蜀双方参战的兵力有多少呢?《三国志》之《陆逊传》、《步骘传》等明确记载了东吴参战兵力有五万,牵制兵力有一万,而对蜀汉参战人数却没有明确记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围绕着夷陵之战“以少胜多”的问题,学术界就争议不断。蒋福亚说:“夷陵之战中,双方兵力大体相当,陆逊的兵力还可能稍多于刘备。”杨东梁则说:“刘备投入夷陵之战的总兵力当在十万人左右。”任昭坤认为:“夷陵之战中的蜀汉数万兵力,与孙吴出的兵确实相差不大,肯定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似觉不当。”陈辽则认为:“刘备兴兵伐吴,总兵力约有二十几万人。而陆逊只有五万人,兵力之比为5:1。

”本世纪以来,这种争论仍未休止。认为蜀汉兵力强于东吴者有之,认为蜀汉兵力与东吴兵力相当甚至弱于东吴者亦不乏其人。如张启揆认为,《三国志·文帝纪》之裴注引录了孙权上魏文帝书,报告了“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的情报,这“应是指刘备所率的主力部队。至于马良从五溪搬来的蛮夷兵和先期到达夷陵的水军,加起来估也不会超过一万人。合计起来,刘备投入夷陵之战时的总兵力,应在五万人左 右。”杨德炳说:“刘孙投入此战的兵力是四万余对五万,刘备稍处劣势。 ”彭凯说得更加肯定: “刘备战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其兵力并不占优势。……孙权上书曹丕本意是请魏国发兵助其一臂之力,自当如实相报或适当夸大刘备兵力,可证刘备东征孙权兵力最 多四万人。 ”

由于夷陵之战刘备惨遭失败,故蜀汉史官羞于记载伐吴兵力的总数,以致今天学术界无法弄清其具体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蜀汉总兵力绝对不会少于东吴。因为:

(1)发动战争的一方往往是兵力强大的一方,这是军事常识。历史上的刘备虽然用兵无奇,但不至于鲁莽到以区区四万人去进攻五六万的东吴军队。蜀汉章武二年(222年)正月,即关羽被杀两年之后,刘备才兵出秭归东征伐吴的,说明其伐吴主要是出于蜀汉整体战略上的需要,是经过认真考虑和一定准备后才作出的决定。因而,其兵力不会少于陆逊。

(2)史籍告诉我们,蜀汉兵力应在十万以上。《三国志·先主传》:“(章武)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 军。 ”是说,章武二年正月间,刘备率大军进至秭归,其时吴班、陈式所部(含水军)为前锋顺江而下,已成功占据了夷陵城。至二月间,刘备亲率主力由秭归南渡长江,从南岸进攻东吴。而孙权向曹丕上书求援的时间是曹魏黄初三年二月间, 即蜀汉章武二年正月吴班、 陈式所部东出秭归进占夷陵之后。显然,孙权所言“刘备支党四万人”指的是蜀汉前锋部队( 还应包括黄权所率后续军队,黄权是在吴班、陈式之后至夷陵的)。既然吴班、黄权所率前锋部队有四万人,那么,刘备所率主力应在六万至八万上下。同年六七月间,刘备所率主力遭到惨败。《三国志·陆逊传》云:“土崩瓦解,死者万数。”《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云:“杀其兵八万人,备仅以身免。”综合这些数据,再加上投降曹魏的黄权所部,蜀汉总兵力应在十万至十二万上下。

(3 )夷陵之战前,刘备具有足够实力发兵十万以上出川作战。《三国志·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记述后主向邓艾投降时,“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彭凯据此认为:“按章武元年(221年)蜀中在籍人口不过九十万, 与蜀汉末期相去不远,是时南中尚未平定,人力物力尚不能充分调动,脱籍逃户之隐性人口亦不可相较,故蜀汉军力至多与末季大致持平,即十万上下。…… (刘备)带领全国兵力近一半讨伐东吴应为可信。 ”

这种推断显然缺乏根据。三国之中蜀汉国力最弱不假,但刘禅投降时所呈报的十万将士主要是蜀汉驻守在后方各地的军队,未必包括姜维所率领的前方作战部队(作战部队伤亡情况无法知晓和统计)。更何况蜀汉集团在夷陵之战前军力最为雄厚,断无“与末季大致持平” 之理。史籍提供的数据足以证明这一点。《三国志·庞统传》之裴注引《九州春秋》记庞统曾在荆州力劝刘备夺取益州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可见,东汉末年的益州少经战乱,人口繁盛。庞统所言益州有“百万户”,以平均每户四人计应约有四百余万人,这固然存在夸大成分,但刘备时期的蜀汉人口和军队数量绝对比刘禅末年“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的情况要好的多。《三国志·后主传》之裴注引《诸葛亮集》载有蜀汉建兴五年(227年)三月刘禅所发布的北伐诏令,其中有云:“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建兴五年就是夷陵之战结束之后的第五年。蜀汉经过夷陵惨败,又经过诸葛亮南征孟获的损耗,军力应弱于夷陵之战前。但诸葛亮尚能“统领步骑二十万众”北伐,足见此时蜀汉总兵力应不低于三十万。而《三国志·诸葛亮传》之裴注所引《诸葛亮集》之文亦可作旁证: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即刘备惨败夷陵的次年,曹魏华歆、王朗、陈群、许芝等名士得知刘备病逝之后,纷纷写信给诸葛亮,力陈天命不可违,奉劝诸葛亮统领弱小的蜀汉向魏国“称藩”。诸葛亮不予答复,仅仅写了一篇《正议》来勉励自己和蜀汉将士,其中有云:“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是说以有道伐无道,胜败不在于兵力多寡。当年黄帝仅率数万正义之师就能平定天下,何况如今蜀汉有数十万正义之师呢?这说明夷陵之战前刘备总兵力至少应有三十万,具备足够实力出兵十万以上参加夷陵之战。《三国志·先主传》载,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东吴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时,刘备就曾率五万之众出川进驻公安与东吴对峙,另派关羽率三万荆州兵进驻益阳。经过六七年的奋斗,剿灭夏侯渊,夺取汉中、上庸等地,至章武元年(221年),蜀汉集团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而夷陵之战又是一场与东吴争夺战略要地的关键之战,刘备仅率四五万人马东征孙吴,绝无这可能。

综合当时蜀汉总体情况看,刘备投入夷陵之战的总兵力至少在十万至十二万上下。因此,将夷陵之战视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并未违背历史真实。

二、蜀汉惨败夷陵的根本原因

据《三国志》等史籍记载,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败得很惨:“刘备奔走”,“夜遁”,“仅以身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刘备惨败夷陵呢?许多学者对此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归纳起来不外乎下列原因:(1)战略决策失误,违背了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2)蜀汉内部意见不统一;(3)战争准备不充分;(4)蜀汉后勤保障不足;(5)蜀汉军队缺乏名将;(6)七百里连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7)刘备盲目自信,骄傲轻敌;(8)刘备舍船就步,放弃水军,战术上失策;(9)旷日持久,师老兵疲;(10)吴军统帅陆逊足智多谋,部署周密。

上述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蜀汉惨败夷陵的主客观因素,但我以为这些并非是蜀汉失利的根本原因。刘备伐吴固然有违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但在孙权袭杀关羽之后试图以武力夺回荆州,也完全符合诸葛亮制定的“跨有荆、益”以争天下的总体战略思想,从战略上讲这一决策是正确的。蜀汉内部认识不统一实属正常现象,任何重大决策都难免存在不同意见,这不足以成为夷陵之战惨败的必然因素。而且,史籍未记核心谋臣诸葛亮的态度,正说明诸葛亮倾向于支持刘备伐吴。从关羽被杀至刘备兵出秭归足足有两年之久,两年的战争准备虽不充分,但也算不上仓促草率。蜀汉水军控制了夷陵城以西的水上通道,后勤保障基本无忧;且主力从江南进军,其侧后紧靠积极支持蜀汉的蛮夷部落,至少可以解决所需粮草。蜀汉参战的将领中固然缺少名将,但东吴参战的将佐大是此战之后才出名的,从吴班、冯习、陈式攻占巫县、秭归、夷陵和张南围困孙桓于孤城等战役看,蜀汉将军们的表现其实并不平庸。所谓“七百里连营”仅仅是说从鱼复县至夷道县大约七百里的路途上,刘备在关隘处曾建过军营哨卡多处,不是说刘备把他的十余万人马分散在七百里战线上。《三国志·孙桓传》云:“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三国志·陆逊传》亦云:“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足见刘备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没有集中优势兵力。《三国演义》将刘备写得十分骄傲轻敌,但事实上,七百里路途每逢关隘即“连营”,恰恰说明刘备非常谨慎小心,决无轻敌冒进之鲁莽。刘备后来舍船就步,放弃水陆并进之方略,确为重大失策,但这是因为蜀汉水军过于脆弱,刘备迫不得已而为之(后文另述)。而战争旷日持久,以致师老兵疲,这是吴蜀双方均要承受的煎熬,对于战争的胜负不起决定作用。至于说吴军统帅陆逊精明强干,这当然毫无疑问,但任何军事首领都不能将战争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对手的愚蠢上,如果刘备比陆逊技高一筹,鹿死谁手则难以预料。

那么,刘备最终惨败夷陵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选择主攻方向的错误是导致蜀汉失利的根本原因。夷陵(今宜昌地区)位于三峡峡口,山高路险,江河纵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刘备东出夷陵争荆州,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顺江而下;二是从江北夷陵道进攻;三是从江南夷道进攻。蜀汉居长江上游,对于居于下游的东吴来说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三国志·陆抗传》记载吴国名将陆逊之子陆抗上书吴帝陈述了自己的深切担忧:“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三国志·陆逊传》亦记陆逊率部迎战刘备之初,同样担心蜀汉大军顺江而下:“臣初嫌之,水陆俱进。”所以,顺江而下进攻东吴无疑是蜀军的最佳选择。可惜当时蜀汉实无水上作战的基础。三国之中东吴处于江湖密布的东南地区,水军力量最为强大,造船技术最为先进,赤壁之战打败曹操大军的主力是东吴水军,后来孙权派将军卫温等率水军万人渡过海峡经略夷州(今台湾),其水上作战能力与航行技术可想而知。本来,蜀汉关羽的荆州水军尚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在吕蒙偷袭荆州之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益州水军不过是刘备伐吴之前临时组建而成,作战能力很弱,根本不是东吴水军的对手。《三国志·黄权传》云:“(刘备)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晋书·羊祜列传》亦记三国末年西晋大将羊祜上书云:“吴缘江为国,……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所谓“吴人悍战”、“水战是其所便”,即指东吴水军所具备的令人生畏的水战优势。后来程畿等蜀汉将佐死于吴舰的追杀以及东吴水军将领李异、刘阿逆水而上如入无人之境追赶刘备直至鱼复县(今重庆奉节)南岸等事件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刘备不选择从大江上进攻东吴,实为无奈之举。

刘备被迫选择了陆路作战方案,其主攻方向是江南夷道,牵制方向为江北夷陵道;其作战目的是攻占宜都、公安等重镇,之后再会同黄权所部夹攻江陵。关于蜀汉军队主攻方向和夷陵之战主战场的方位问题,学术界大多认为在长江北岸,普遍将“猇亭”、“马鞍山”等大战地名标示在江北区域,这是不合实际的。《三国志·先主传》:“(章武二年)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三国志·黄权传》:“(刘备)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常璩《华阳国志》卷六《刘主志》:“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先主连营稍前,军于夷道猇亭。”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汉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这些权威史籍说的非常明确:刘备亲率主力“自在江南”,“自江南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而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统率“江北诸军”为偏师,以防魏军偷袭及东吴江北军抄后路。

把主攻方向选择在江南夷道上实为刘备致命的战术错误。第一,从江南进攻东吴,必须面对东吴严密的水军防线。长江之南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佷山县(今湖北长阳)境内河流纵横,夷水(清江)自西向东弯弯曲曲流入长江,长江与夷水交汇处便是陆城(今宜都市区),汉洋河(渔洋河)自西南流向东北,在陆城西郊汇入夷水。陆城为东吴重镇,为陆逊坐镇指挥之大本营。从陆城向西北溯江而上约五十里便是著名的楚国西塞(虎牙山和荆门山锁江关口,历代激烈争战多发生于此处),楚西塞及夷水、汉洋河下游等处显然是东吴水军重点布防之地。刘备从江南进攻宜都,必须面对东吴水军十分严密的防线,这是以己之短攻敌所长,结果可想而知。第二,江南多山,道路窄狭,大兵团无法展开,攻击威力难以发挥。蜀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且擅长陆地平野作战,选择多山的江南作为主攻方向无疑是自缚手脚。裴松之在《三国志·陆逊传》的注释中引《吴书》曰:“诸将并欲迎击备,逊以为不可,曰:'备举兵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陆逊认为在“平原旷野”与蜀军对峙,则吴军难以抵挡蜀军的猛冲猛打,这是陆逊最为担心的事。而刘备恰恰选择山地进军,则其优势尽失,时间一长,自会疲于奔命,吴军守住险隘,以逸待劳,自可事半功倍。吴蜀猇亭一带的对峙终以蜀汉溃败有力地验证了刘备的致命失误。相反,如果将主攻方向选择在江北夷陵道,则可避免上述不利因素。尽管从秭归至夷陵的江北地区被高山险壑(神农架山脉边缘)阻隔,道路不通,但自夷陵通往当阳、江陵的江北夷陵道上则多为平缓的丘陵和谷地平野,便于大兵团的展开和作战。刘备可以通过长江水路将大军运送至夷陵(此前吴班、陈式所部倚仗奔流而下的地理优势和兵力优势已成功夺取了长江峡口地带和夷陵城),再从江北夷陵道向东进攻,可一鼓作气直抵当阳、枝江一带,威逼江陵。

然而,刘备何以不选择江北夷陵道作为主攻方向呢?这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从江北夷陵道进攻,刘备担心遭到孙、曹夹击。两年之前关羽就是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之下败亡的,如果选择夷陵道作为主攻方向,必然会遭到当阳、枝江一线东吴重兵的阻击,而夷陵北部的上庸、房陵和东北部的襄阳、宜城等地为曹魏控制,如果吴、魏再次联手,魏军从房陵、宜城一带直下远安、当阳、夷陵,切断蜀汉大军退路,则形势不堪设想。这是刘备深为忌惮的。故而刘备舍弃江北进攻路线,仅派黄权偏师守护江北夷陵道以牵制吴军与“防魏师”,保证侧后安全。其二,刘备认为从江南夷道进攻,不单可以避免吴魏夹击的危险,还可以获得蛮夷部落甚至江南旧部的有力支持,后勤保障和兵员不成问题。《三国志·先主传》:“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刘备当年经营武陵郡,与蛮夷部落关系密切,深得蛮夷民心。关羽丢失荆州后,孙权、陆逊一直没有彻底收服蛮夷民心。当刘备发起伐吴之战后,蛮夷部落立即作出反应:“武陵五溪蛮夷使请兵”。蛮夷部落的积极态度坚定了刘备对江南主攻方向的抉择,并派遣马良联络蛮夷。

其实,刘备对于形势的分析出现了偏差,在用兵布阵上也缺乏杰出军事家的睿智和气魄。刘备以为,长江以南、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郡、零陵郡等地是其统治时间最久、拥戴蜀汉态度最坚定的地区,公安、宜都等重镇又是蜀汉最初起家之地,只要蜀汉大军一到,这些地区的部落长老和旧部官员就会纷纷响应,必将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但是,刘备显然低估了孙权、陆逊的政治才能,孙权、陆逊夺取荆州之后,除了军事上积极准备以应对蜀汉的军事进攻外,在政治上则采取了一系列收服民心、安定生活的措施,很快就赢得了绝大多数荆州吏民的支持:“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以致刘备发起伐吴之战后,仅有武陵郡部分蛮夷部落积极响应,而其他地区几乎纹丝不动。而刘备对于江北进军可能遭到夹击的担忧更无必要。三国纷争,争的是利益,联盟的建立必须以利益为前提。曹孙联盟的建立是因为刘备集团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威胁到曹孙两家的安全。关羽被剿灭之后,刘蜀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而孙吴则实力猛增,这也是曹魏集团所不愿看到的。所以,刘备伐吴争夺荆州,只要不进攻曹魏辖区,曹丕是决不会帮东吴夹击刘备的。事实正是如此:尽管孙权派使者前往魏国求援,但在整个夷陵之战中,曹魏始终没有对蜀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即便曹魏真有心南下夹击蜀军,也不难解决:可以命令汉中魏延所部作出东下汉水进击上庸、襄阳地区的态势,魏国必有所忌惮而不敢轻举妄动。

刘备正确的军事部署应该是:(1)派遣马良等人率五千偏师从秭归南下夷水流域,联合五溪蛮夷兵佯攻夷道,守住险隘,以牵制部分东吴兵力;(2)命令汉中魏延所部虚张声势,作出东下汉水进击上庸、襄阳地区的态势,以消除曹魏南下夹击蜀军的后顾之忧;(3)命令吴班、陈式率两万水军在夷陵江滨至长江峡口一带严防死守,在两岸多造箭楼,江中多设障碍物,以防东吴水军从水路进攻夷陵,保障蜀军主力侧后安全;(4)集中优势兵力于夷陵道,以勇往直前的敢斗精神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当阳、江陵。遗憾的是,谨慎有余、用兵无奇的刘备最终错过了从江北进攻荆州的良机,竟然将主攻方向错选在江南,终被精明的陆逊利用地利以火攻击溃,兵败如山倒,血洒清江,成为蜀汉英雄们终生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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