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19路军血战 蒋介石寄望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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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九·一八事变”没过几个月,日本在上海又挑起了战争。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若不是非蒋嫡系的十九路军舍命相拼,也许第一次淞沪之战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本的入侵,国民政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的辩解是,日本太强,中国太弱,如全面抵抗,给日本扩大侵略的口实,则中国会迅速灭亡。他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调停,以此获得喘息之机,扩军备武,以图日后决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下令不抵抗,几个月后,日本就在上海再起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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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没过几个月,日本在上海又挑起了战争。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若不是非蒋嫡系的十九路军舍命相拼,也许第一次淞沪之战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本的入侵,国民政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的辩解是,日本太强,中国太弱,如全面抵抗,给日本扩大侵略的口实,则中国会迅速灭亡。他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调停,以此获得喘息之机,扩军备武,以图日后决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下令不抵抗,几个月后,日本就在上海再起事端,若不是非蒋嫡系的十九路军舍命相拼,也许第一次淞沪之战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东北与上海:千里之外的战争

“一·二八事变”的起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促使日本引燃战火的区域,不在上海,而在东北;更为奇特的是,日本攻击上海,其目的,不在上海,而在欧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尽管国联始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本,但国联理事会绝大多数国家与美国都对中国表示同情,日本在国际社会日显孤立。由此,日本碰上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军事占领后如何把中国东三省从“国际法”意义上的中国切割出去,既占为己有,又获国际承认,更能解决日本面临的国际外交危机。

1931年10月,日本的应对策略,变得日益清晰了起来,具体的执行办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棋,将溥仪接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以使国联承认满洲“独立”。第二步棋是与之相配合的在上海“搞事”。

第一个想到要在上海“搞事”的,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日军的运作机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陆军,实权往往出自参谋)。1931年10月1日,板垣征四郎召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赴沈阳密谋,板垣要求田中在上海挑起事端,称,“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在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整个满洲国。”田中向板垣保证能执行好这一任务,并称已经在上海训练了一个极好的特务,能在上海收买闹事者。这个极好的特务,就是川岛芳子。

1932年1月,板垣征四郎代表关东军高层赴日本述职并协商进一步军事计划, 10日,板垣与大本营参谋本部制定了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

1932年1月18日之后,田中隆吉假手川岛芳子,连续在上海策划了日僧事件与三友实业社事件,引燃了“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

“一·二八事变”,起于东北事变,但日本要转移国际注意力,为什么要将地点选定在上海?上海的特殊地位,恰恰满足了日本选择最佳进攻地点的各项要素。

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全国金融中心,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财赋重地,也是各国列强的跑马场,各大国在上海均有错综复杂的势力与利益关系,上海一乱,不但南京政府穷于应付,也会引起列强的强烈关注。此外,上海有大量的生活在租界的日本“居留民”,可临时武装,寻衅挑衅;上海在地理上临海,日本能通过海上路线及时补给战争给养及人员。

战与和:制造方与被制造方

战争,总需要理由,即便再牵强,也要制造出来。第一次淞沪会战的理由,一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炮制的战争理由,诡谲狡诈且蛮横无理。此时,该醉心于满洲“复国”的川岛芳子登场了。

川岛芳子,汉名金壁辉,前清肃亲王之女,从小由日人抚养长大。“九·一八事变”之后,川岛芳子秘密潜往天津接皇后婉容出关。此后,前往上海。据田中隆吉二战后供称,“当时有个和我亲近的女子叫川岛芳子。(我)……就把二万日元交给她了。上海有个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也是排日根据地。我托她‘巧妙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她果然这样干了”。

日莲宗为日本佛教一分支,后逐渐右翼化,从事暗杀等活动,成为反华日本浪人之首。战前,日莲宗僧人天崎启升等人以“化缘”为名,在上海刺探情报。天崎启升认识川岛芳子之后,受后者委托,前往三友实业公司寻衅滋事,要制造事端。天崎启升不知道的是,川岛芳子怕事情闹得不够大,另雇佣日本青年浪人冒充毛巾厂工人,要在日莲宗僧人造出事端的时候,将天崎启升等人击毙,以引发外交争端。

1932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启升等僧人在三友实业社门口敲鼓打钟,并向工厂投掷石块,引起工人追打。日僧逃至赵家宅附近,突然出现一群打手,直扑几名日僧,击毙一人,重创天崎启升等日僧。

“日僧事件”后,上海日本侨民群情激奋,仇华心理高涨,纷纷要求严惩中国工人,报复三友实业。田中隆吉顺势布置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等人组织人员,袭击三友实业,焚烧厂房,同时,日本武装浪人在附近监视华人巡捕,其中两名华捕因发现事端而被击毙,一人受重创逃回巡捕房。20日,1000多日本侨民前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出兵保护侨民。

与此同时,日本驻华领事要求中国就日僧事件道歉并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和组织,对焚毁三友实业一事,仅口头表示遗憾。不过,日本有要求是假,求战是真。

21日,日本海军派出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舰载6架飞机),巡洋舰“大井号”、第十五驱逐队(下辖军舰4艘)赴上海;22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声明,宣称中国如不作出“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手段”。至“一·二八事变”爆发,十天之内,日军在上海的兵力由六七百人骤然升至6500人,并有军舰20余艘,飞机40架,装甲车数十辆。

急遽的增兵,可见日军求战心切。与日本积极备战相反,中国方面,尽管对日军的动向十分清楚,其心态,则完全相反,是避战为上。当时,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红军的势力大增,成为南京的心腹之患。

十九路军:未被允许的应战

1931年,十九路军卫戍上海,完全不符蒋介石军政策略中的亲疏安排,是个意外。但在宁粤失和之后,十九路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调和力量,出现在上海,又不意外。

如果历史允许更多假设的话,如果1932年出现在上海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或许在抗战的史册上,就少了可歌可泣的第一次淞沪会战。

十九路军,其前身为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曾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诸战役,所向无敌。1926年冬,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1930年,重组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担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军长,下辖第六十、六十一两师。1931年,十九路军参与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争,在高兴圩一役中损失2000余人,军部也险些被歼。

高兴圩大败之后,非蒋嫡系的十九路军高层对内战已极为不满。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深受震撼,其高层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皆表示,“枪口一致对外”,“剿匪徒劳无功,应转向抗日,以尽军人天职,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及光荣”,遂“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

此时,宁粤和议为十九路军从江西“剿匪”前线开往上海提供了契机。

1930年,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国内再也没有与他抗衡的力量。为了进一步垄断权力,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并一度渴望通过约法将自己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此举遭到立法院长、粤派领袖人物胡汉民的强烈反对。

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在南京软禁胡汉民。国民党宁(南京,蒋介石)粤(广州,汪精卫)失和,双方陈兵湘赣,大有再开内战之势。“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外侮的压力,宁粤进入谈判。行政院副院长、十九路军创始人陈铭枢由于促进宁粤议和,被蒋介石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并调陈辖下的第十九路军进驻上海。陈铭枢回忆称,“蒋介石把我请到南京,要我去议和,并且答应调我的军队(十九路军)卫戍京沪,作为议和诚意的表示”。

1931年11月20日左右,十九路军全部抵达南京和上海,总计三个师(新增区寿年第七十八师),三万余人。

而蒋介石则被迫于12月22日宣布下野,偕宋美龄回奉化老家去了。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第十九路军自驻防京沪之后,就受日人之骚扰。上海的事态日益严峻。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全部沦陷。各种情报显示,日军进攻上海已成不可避免之势。十九路军高层乃在一月中旬召开会议,讨论进退之策。会议最后决定,日军来犯,就在上海抵抗,一来上海列强纵横,日本人会有所顾忌,二来十九路军在装备上大不如日军,据守上海,能够凭借有力地形抵抗。蒋介石对日本的入侵则有另一番考量,1932年1月11日,距淞沪之战爆发仅剩半个月,他在溪口武岭学校发表题为“东北问题与抗日方针”的讲演,为“九一八事变”后未做抵抗进行辩解。他说:“以中国国防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蒋介石指责“九·一八事变”后各地人民的抗日活动是“过当之行动”,“非特不能爱国救国”,“反适以误国”。有蒋介石的这种观点,十九路军在上海的处境可堪一忧了。

由于形势危急,新上任的汪精卫、孙科等人手中既无钱又无兵,只好请蒋介石出山。冯玉祥、何应钦、张继等人也劝蒋重返南京,主持军政大局。蒋介石见时机已到,终于答应复出,主持军务;汪精卫主持政府,接替辞职的孙科,任行政院长。22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高层召开会议,听取上海市长吴铁城关于上海问题的报告,蒋指示“先安内,后攘外”;23日,蒋、汪、孙科在宋子文宅邸会晤,决定调防抗日情绪较高的第十九路军,以免产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26日,日本要求道歉等内容的最后四十八小时通牒(截至时间为28日晚6时),28日下午2时,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接受。

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以保护侨民为由,要十九路军撤出闸北。南京军政部为避免冲突,下令十九路军后撤至南翔、真茹一线,将闸北防务交给宪兵第六团担任。当夜,就在十九路军移防之际,日军在闸北率先开枪,战争如期而至。只不过,这一次,日军撞上的,不是软柿子东北军,而是有备而来、满腔杀敌热血的第十九路军。战争的第一个照面,即是繁华之区,上海闸北。

闸北,地处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毗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即设在了靠近闸北的天通庵车站的四川北路底。

1月28日晚11时,淞沪会战首先在闸北天通庵车站打响。该车站只有少量警察守备,不战即溃。盐泽幸一下令全线进攻,并夸下海口,称四个小时攻下闸北。日军兵分三路,每股约五百兵力,配二三装甲车为前驱,合攻北火车站。日军的意图十分明显,取上海北火车站,断京沪、淞沪、沪杭交通线,然后再取闸北占吴淞。蒋光鼐、蔡廷锴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立即从龙华总部步行到真茹前线指挥部指挥战事。陈铭枢及时来电,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光荣传统,坚决反击。蒋、蔡大受鼓舞,下令前线将士坚决抵抗。

28日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第一波攻势。战况异常激烈,中方战线几度差点为日方所破,终在预备队赶上后,恢复阵型。

29日凌晨,日军增援部队1700人赶到,发动第二波攻势。双方争夺阵地,达六七回合,血战两小时。我军击毙日军100余人,毁装甲车5辆。

第十九路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打之前,中央政府拖欠十九路军8个月的军饷达600多万元。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十九路军官兵几乎没有棉衣,身着单衣、短裤露膝,在冰天雪地里作战。武器装备也不足,战斗开始后,明显感觉手榴弹供应不上。日军的坦克车虽未装备火炮但有重机枪,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十九路军只能用集束手榴弹从楼顶上往下扔。十九路军的呼援中央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手榴弹。十九路军最需要的平射炮和高射炮,军政部也始终不予配发。

29日晨。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与民房,致使大量平民伤亡。盐泽海等上将从此以“屠杀婴儿的刽子手”而闻名于西方。

在飞机的配合下,日军发动第三波攻势。闸北区多处着火,火热灼伤皮肤,战士则以湿毛巾蒙面,坚守阵地不退。有前两次日军冲击的经验,中方先守后攻,逆袭敌军,并迅速肃清闸北日军。其中班长华中兴、钟国强带领两班士兵,从宝兴路一直追赶敌人至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震惊日军司令部人员

第十九路军在闸北第一天的保卫战中,经受日军三轮攻击而始终坚守阵地,可谓惨胜。这一战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树立了第十九路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军威,更破除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日本:一月之间,四易主帅

中日会战上海,不仅中国军民物资受损,英美列强的利益也难保,日本借上海战争以吸引列强注意力的目的达到了。1月29日,英美紧急调停,同日,南京政府向国联就闸北事件申述,要求国联干预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当日晚,淞沪会战出现首次休战。

1月29日晚的停战,于南京政府,是真实心意求妥协,于日本,不过是缓兵之计。休战,仅是作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序幕。

1月30日,蒋介石担心战火烧到南京,宣布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不过,他还是寄望国联的调停,因此战争爆发后,近在咫尺的无锡、苏州、浙江的上官云相等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从2月5日开始,蒋介石实际上已成为淞沪抗战的最高指挥官。这一天,他从洛阳回到浦口,张治中去迎接他,当面提出中央军参战。蒋当即应允,并命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两个师合编为第5军,任张治中为军长,率部参战。张治中早就按捺不住了,早在“九·一八”之后,他就收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寄来的一封信和女人穿的衣服,信中说,“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闸北一战,轻狂的盐泽幸一损兵折将,未得尺寸之进展,引起日本海军部与天皇的关注。遂决定继续增兵上海。第一次增兵,至2月3日,日本援军大批抵达上海,其中陆战队7000人,战舰14艘,飞机20余架。2月3日,战斗再次打响。4日,日军再次猛攻闸北,战况较28日夜更为激烈,至5日,十九路军再次击退日军攻击。于是,日军决定更换主帅。

第一次淞沪会战中日军第二任主帅为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擅英语,为日本海军军官佼佼者,曾在巴黎和会上充任日本代表团海军随员。野村替代盐泽,不仅统率原在上海侵华日军,还增加了以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三战队,并负责指挥号称劲旅的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

野村率部于2月8日在吴淞张华浜铁路码头登陆。

久留米混成旅团立即向蕴藻浜一带阵地发动猛攻,激战四日,未获丝毫进展。2月13日雨雪交加,久留米混成旅团在烟幕的掩护下,在纪家桥方面强渡蕴藻浜成功,守军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张炎部就地抵抗,战况激烈。迄下午七时,张炎率部反攻,击敌侧翼,敌纷纷向南岸撤退,而南岸之日军,误认为是中国军队渡河夜袭,猛加轰击,致使久留米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14日,日本陆军主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接替了日军陆上作战指挥任务,成为“一·二八”战役中日军的第三个主帅。与此同时,第五军张治中部到达前线,于2月16日编入战斗序列,为左翼军,担任江湾以北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右翼军的第十九路军担任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作战。

植田率第九师团在吴淞铁道码头登陆并部署完毕后,于2月17日向蔡廷锴发出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向租界外撤退二十公里,蔡廷锴向蒋光鼐请示如何答复,蒋说:“用大炮回答它”。日军全线展开进攻,试图寻找薄弱环节,并一举突破。22日,庙行之役,是为决战时刻。当天日军以全力攻击第五军庙行阵地,一度突破第八十八师防线,情况危急之际,八十七师孙元良旅正面出击,同时以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在三方猛击下,日军溃退。此役,激战一昼夜,日军中间突破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战后,日军称“庙行之役为‘一·二八’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战”。

庙行战斗后,日本内阁于2月24日决定再次增派两个陆军师团――善通寺第十一师团和宇都宫第十四师团来上海,改由白川义则大将担任新司令官。

一月中四易主帅,一次比一次投下更大的赌注,日军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战术上也陷于狼狈境地。

失去的胜利

白川义则出任司令官之后,不再正面寻求决战,而决定实行迂回战,在淞沪正面战场的后方浏河登陆,企图通过大包围,一口吃下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

3月1日,日军再次发动全线总攻击。当晚蒋光鼐、蔡廷锴在迫于后援无继、侧背受到威胁的困境下,决定十一时作战略撤退,将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之线。

3月3日,日军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白川、野村分别发表声明,称“中国军队业经撤退,帝国臣民安全及租界和平已得到回复,战斗行动即予中止”。此后直到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场,除发生局部战斗之外,基本趋于平静。

回顾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计有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两个军参战,总兵员5万人。日军由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组成,总兵员约7万人。在战争的准备、武器配备、人员上,日军皆占绝对优势。

然而,就是这局部性的两个军,顽强抗战三月余,杀伤敌军近万人,使日军三换司令四次增兵,终因后勤补给匮乏、援军不至而败,是为淞沪会战之最大遗憾。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区驻军。由此,上海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又一战争跳板。五年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再次首当其冲,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数年来苦心经营的最精锐的几十个德式装备“虎贲师”几乎丧失殆尽。

侵略者更没有好下场。在两国正式签署协定前,日本人在4月29日于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集会庆祝天皇长寿的天长节以及日军的胜利。朝鲜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白川义则大将被当场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只眼睛。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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