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国军忆抗战:部队大都积极抗日 并未出现反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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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展开后,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土地,中央、各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流动人口象潮水般涌向西南,势不可当,云南这个壁垒也架不住冲击,终于被拥进大量的机关、学校、企业和数以万计的人口。昆明和昆明近郊的及邻近县城、滇西沿线,到处是机关、厂房和人口密集的所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城乡的繁荣,交通的发达,文化的传播,蒸腾着民族抗日热潮。《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声响遍了三迤的山山水水,连山野牧童和穿着开裆裤的三岁孩提都能唱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对于反对日本侵略,实行抗日救国,尽管龙云怀有保护自己领地和私念,但他较之蒋介石没抱消极情绪。卢沟桥枪声响起,他即组织以安恩溥为军长的六十军出师抗日,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一九三八年,他又组建了以孙渡为军长的五十八军出兵湖南,参加薛岳指挥的长沙第三次会战。而且,还以云南为后方基地,不断征兵训练补充,配合六十、五十八军转战日前线。虽然不能排除龙云借抗战之机,行扩充军事力量之实。但是,他除了把护卫、近卫团扩充为两个旅外,大部分兵力部用于云南边防,特别是日军侵占越南后,百分之八十的兵力用于扼守红河一线,抗击日军。他还采取许多步骤加强战备。为了系统地指挥部署军队作长期抗战,他请准了蒋介石,把以卢汉为总司令的第一路军指挥部、第二路军指挥部所属部队固守云南南疆,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当时,我军驻防河口,日军驻守牢开(越南、一般人讹称“老街”),隔岸对峙,相互虎视眈眈,无实或懈。

自一九四〇年五月,在红河一线临战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从云南的最高统帅部到部队基层,除个别部队个别军官消极颓丧,腐化堕落,甚至吸毒贩毒外,大部都是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尚未出现过反共潮流。一九四二年后,尽管有什么、“防共”、“溶共”的文件下达,但大都视为具文,谁也没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中共地下党一些较有地位的党员如朱家壁、马易非等仍在部队继续任职,安然无恙。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傍晚,电波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啦!军营里刹那间欢声雷动,兵士们敲着瓷盆瓷碗,炊事员击着锣锅在操场上欢呼跳跃,喜泪直流。河口镇上老百姓鸣放鞭炮,敲着铜锣,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一向沉静的山村,沉闷的红河,一霎时沸腾起来,澎湃起来了。次日晨曦初露,我们眺视对岸日军,木然地立在岗上,没往日那么神气了。

喜报归来,痛定思痛,五年来,在红河沿岸虽然没和日军大规模交战,但为击退日军偷渡,局部的、小规模的战斗是从没间断过,特别是日军以河内嘉林机场为空军基地后,几乎每日都有敌机沿红河一线侦察、扫射,间或还投下炸弹,试探我军防守态势。有相当部分官兵或伤或死于敌火之下。云南南疆,自古称为蛮荒之地,红河北岸,山高林密,人迹罕至,毒蛇猛兽,出没无常,尤其山岚瘴气,触者不死必病。在医药缺乏,医疗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一些官兵因触瘴、毒疮溃烂而死者,隔三添五,连队几有尸体运出,深谷山涧间,白石垒垒,长眠着多少抗日英灵。艰苦抗战八年,终于盼来了全面胜利,官兵们谁不向往着和平、安定与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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