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知半解]闲扯东归、西投和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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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流落至后来被纳入沙俄版图的伏尔加河流域。公元一七七一年一月,因来自沙俄统治的巨大压力关乎到自身的存亡与发展,土尔扈特的汗王断然率众启程东归,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满清才得知这一消息,引发了朝中的纳拒之争,最后乾隆作出予以接纳的定论,等伤损落魄的土尔扈特部进入满清疆域后予以郑重接待并确实逐步作了妥为安置。朝中拒挡之议无非是因为一旦接纳土尔扈特部势必引发清俄外交争端,同时安置课题又成为朝廷重大的内政负担,那么乾隆裁定予以接纳的策略是出于何种考虑呢?显然关系到更高层次的政权巩固方略。

明末后金得以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皆赖努尔哈赤英雄造势。熟读《三国》的努尔哈赤确是女真族历史上不世的人才,运用或武力或权谋整合了关外东北零散的各游牧部落且始终稳固本族在部落联盟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不断拓展势力范围,对明廷北疆构成了重大安全威胁。至于大漠内外蒙古各部,若化零为整其力量绝非后金各旗合力所能征服,高傲的天骄后裔、蒙古王公更非满清能予以收编同化的,因而这就成为后金政权外交的关键,但爱新觉罗家族能游说漠南蒙古各部为满人(清)征战,并为满清最终入主中原出了大力,这里的要旨在于满蒙结成军事同盟乃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准则。尽管在满清的权力扩张过程中满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但鉴于前述蒙古部落势力之庞大,满清的首脑绝不敢轻慢作为自己皇权支柱的蒙古各路王公首领。假设蒙古各部疏离了满清政权、脱离控制,当他们遭遇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时,照样会南下袭扰满清的行政治理并掠夺民生经济,满清在中原作为少数族政权,要想清剿后院、驱逐或征服蒙古势力,必须动用大量人力和资源,而同时要维持南下对中华的统治必然就岌岌可危了,最糟的结局甚至是最终连关外龙兴之地的主权都不得保全于,所以,满清的历代帝王一直通过联姻、封赏等各种手段赐以尊荣和实惠与蒙古各部权贵,通过笼络亲近的方式打造满蒙一家亲的特殊关系,就差个一字并肩王的封号,以此军政同盟供满清驱策来维护满清王朝针对中原的殖民统治。同治年间征剿捻军而亡的僧王格林沁一例即足以说明满蒙之间的渊源。

沙俄治下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与遥远的东方满清治下的同族所享的境遇不啻于天壤之别,故土尔扈特人基于满蒙特殊关系的认知而不远万里克尽艰难归顺满清,本质上脱不了利益的诉求,然而这支在后金崛起之前即已流落遥远异乡的土尔扈特部落对于满清皇权并无功勋建树,乾隆却仍予以接纳善待,其实是爱新觉罗家族告诉原先的蒙古各部“满蒙一家”绝非虚言欺饰,皇室连土尔扈特部都不欲轻忽,自然更不会亏待素来随驾尽忠的各部,等于宣示皇权的巩固即是蒙古各部利益的最佳保障。此外,乾隆为彰显大清皇朝的正统合理性,显然也不可能逐决意归化之民于治外。

当历史的车轮转至近代,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对于华夏的三百年统治,民国政府划设的外蒙行政区基本上属于大漠之北的喀尔喀蒙古,这一部落为对抗准格尔部历经康、雍、乾三朝才正式归附满清,同沾满蒙特殊关系的恩泽,应了有奶便是娘的老话。当满清王朝崩溃终结,原先相对高度自治的外藩蒙古失去了以往来自朝廷的特殊利益,在“驱除鞑虏”的余波中外蒙无奶不认娘也算合乎世道人情,因而必然不甘心安居于民国政府的版图之内臣服于汉人政权的统治,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喀尔喀蒙古反土尔扈特部落其道而行之,西向寻求先是沙俄后又苏联的翼护,最后在苏联的声援与力助之下外蒙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和波折终于得以独立。一九四六年一月,疲弱无能的民国政府对外蒙既无利诱之资兼且鞭短难及,只得对外蒙的既成事实予以承认。

笔者在此想表达一个观点,若因肤浅荒唐引来争议也在情理之中,看官无妨予以批评斧正。沙俄与后世的苏联均对不同时期外蒙的独立诉求给予了大力支持,笼统地说均是为了拓展俄(苏)的地缘势力,但前后两者应存在着深刻的立论差异。苏联的支持代表的并非是传统的势力范围之争,而是刻有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战事失利而退出欧洲大战和外交事务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早期的苏联确实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经济效能显著,这一道德价值观的传播必然波及周边国家或地区,红色思潮渗入外蒙自然与当时享有合法主权的民国政府形成了论述冲突,像乔巴山等领袖人物因信仰的趋同而引领外蒙追随苏联乃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不能简单地说是利益的驱使,于是,基于民族地区偏远于中央政府的现实条件,蒙古人民党寻求政权独立的理念自然滋长。外蒙只需脱离中华民国统治即可建立红色政权(对中共来说却势必要推翻民国政府才能建立政权,因而可以说内战不可避免),奉社会责任观念为道德价值观的苏联老大当然不可因回避援助外蒙的国际义务而违背信条,况且,能压制亲英美的中华民国政府,等于是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记反击。添一句,笔者此处所述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对历史事件作出分析,并非否认苏联此举损害了中华民族的重大权益。

共和朝已历六十多年,外蒙独立这一事件仍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痛,对中国许多具有大国情结者来说很难有痂落痕消之日。从纯粹的历史角度来看,客观地说,外蒙原本是满清之外蒙,若非近代中华的羸弱,本可以永久成为中华之外蒙。历史的经验虽没有说失去的必将永远失去,但也没有说失去的必将回归。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未来又难以把握,中国的外交之路必须以当前的国家利益为依归,无谓地纠结于外蒙回归的幻景有悖于现实的理性。

今番习老大访蒙,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以提升双方宏观的外交关系,虽然各自的民间情绪未必适应时势的发展,也许台湾的“民国政府”还会叽歪几句,但中蒙“五不”的交互承诺毕竟在政治层面进一步消解了双方历史的恩怨和心结。在中国现实的外交战略选项中,蒙古的地位并非至关重要,经历了几十年的平淡,时至今日中国却给予其前所未有的外交优惠——提供过境运输和港口出海的便利,或许,其一深层的意味是,中国言在域北意在南海,也是警示菲、越等辈甚至其他各邻邦回顾一下蒙古追随苏联的历史,再看看蒙古当前困顿的境况然后琢磨下自身的前途。不尊重中国传统的大国地位,当然别指望天朝“怀柔”有加,小国的挑衅讹诈终究换不到实际的长远利益,蒙古已然醒悟,尔等执迷可知利害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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