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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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人都对未来的发展有悲观情绪,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忧心忡忡。他们的焦虑,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危机感,但另一方面,也有判断与预测的失准。在笔者看来,至少过去20多年,许多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判断都是不对的,尤其是所谓“唱衰”中国的崩溃论。 第一轮唱衰源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当时,中国经济过热,通胀高企,通胀率高达 18%。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而国际环境更加恶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倒下。美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人都对未来的发展有悲观情绪,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忧心忡忡。他们的焦虑,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危机感,但另一方面,也有判断与预测的失准。在笔者看来,至少过去20多年,许多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判断都是不对的,尤其是所谓“唱衰”中国的崩溃论。

前三轮“中国崩溃论”失准

第一轮唱衰源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当时,中国经济过热,通胀高企,通胀率高达 18%。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而国际环境更加恶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倒下。美国等加紧对中国的遏制与渗透。在所谓“西风全面压倒东风”的大形势下,美国积极倡导“华盛顿共识”,整个西方世界洋溢着“历史终结”的判断,认为下一个崩溃的国家一定是中国。然而20多年过去了,西方世界民主化浪潮席卷了东欧、西亚、北非,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转型成功,甚至造成了部分国家长期经济低迷,政局动荡、社会失序。“阿拉伯之春”即是转型失败的惨痛教训。而中国在抵御遏制西方意识形态的进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实现了国家崛起。1978—2013年期间名义GDP增长了155倍,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治崩溃论”从此破产。

第二轮唱衰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出口锐减,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加之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效率低下负债沉重、银行呆坏账情况比较严重,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国际金融大鳄还乘机围剿香港特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有可能就此中断。恰在此时,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所著《中国即将崩溃》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要,走俏欧美市场。这部2001年出版的书断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经济不仅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中国内地还出手相救香港,起到稳定亚洲经济的作用。最终中国经济成功走出了低谷。2003—2012年的10年间中国经济保持高位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达10.5%,年均通货膨胀率维持在3%的低水平。中国政府在危机面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更是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高度赞赏,增强了双边的政治互信。随后开启了中国-东盟合作的“黄金十年”。

第三轮唱衰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逻辑重心是“中国社会崩溃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再度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股市高位下泄,经济急剧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极度过剩,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不满情绪积聚。与此同时,互联网2.0技术开始普及,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由此陷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整个社会几近崩溃。中国社会在连续发生“郭美美事件”、“7·23动车追尾事件”之后也陷入各种不安中,一些人甚至放言要借微博“谣倒中国”,不少外媒还宣称中国要爆发“茉莉花革命”。在国际压力、经济下行与社会恐慌的三重冲击下,中国仍然挺过难关,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保民生的社会政策,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不但实现了自身的稳增长,而且起到了全球金融稳定器的重要作用,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复苏作出重大的贡献。一时盛行的“奥运低谷效应”言论也随之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崩溃论”在党的十八大平稳过渡后不攻自破。

三轮崩溃论都恰与中国经济三次下行周期相重合,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候,唱衰中国的论调也抬得越高。唱衰中国的言论与中国经济暂时滑坡、风险累积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这导致部分国内外人士对中国产生悲观预期。但这可能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某些外部势力想借中国经济陷于危险境地之际,否定中国前景,打击国际国内社会的信心,加剧对中国的恐慌心理,进而达到“预期自我实现”的目的。中国用35年的增长与发展的实践,否定了上述三轮的崩溃论调。

如何看第四轮“中国金融崩溃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关于中国崩溃的论调并未终结。随着2012、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风险累积,新一轮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论调再度来袭,尤其是以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难题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为主要逻辑的“中国金融崩溃论”悄然兴起。2014年初,一家著名外国媒体甚至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冰山崩塌的嘎嗒声”。因此,有必要对类似言论的逻辑进行理性的分析与合理的解释。

第一,“三期叠加”减缓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发生,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首先,近年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人口红利逐步下降,资源成本上升,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不得不从高速回落到中高速的“档位”。与此同时,传统的以消耗资源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正在转向追求集约经济增长。其次,伴随着去产能化,淘汰落后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经济在短期内出现部分行业衰落和失业的增加,引发局部阵痛。再次,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还处于消化期,特别是副作用也日益显现:如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增多,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等。正是由于“三期叠加”的共同作用导致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对此,政府不宜采取力度过猛的“强刺激”经济政策,适度采取“微刺激”的政策可以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但在短期内,中国经济由长期两位数的增长向7.5%甚至更低的水平转变可能还需要国内外人士适应一段时间。

第二,经济金融的一些部分数据下滑加剧了市场的悲观预期,这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债务、影子银行三大块。从房地产角度看,投资增速下滑、楼市低迷快速蔓延至钢铁、水泥和玻璃等上游产业及家电、家具和装潢等下游产业,相关产业也表现出明显的同步下行态势。这是导致2014年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最大因素。从债务风险角度看,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升至17.9万亿元,占GDP的33%,其中地方融资平台的相关债务超过10万亿元。数据显示,多数地方债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债务融资期限结构偏短,今明两年部分省份到期债务高达60%以上,但资金却流向回收期较长,回报率不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中。债务期限错配加大了债务违约的风险。据渣打银行最新估计,中国经济的杠杆水平仍在增加,2014年6月底中国的总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51%,远高于2008年底的147%。从影子银行的角度看,据估计,影子银行业占新增信贷的比例已从2008年约20%升至2013年6月的40%,其规模大约占到未偿贷款存量的1/4。去年中国出现的“钱荒”反映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增长已经产生某种背离,影子银行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舆论猜测,影子银行一旦遭遇严重挤兑,中国可能出现“雷曼时刻”。

第三,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化,加剧中国经济形势的下行压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美欧先后祭起量化宽松的大旗,导致发达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国际汇率大幅波动。这期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房地产等部门,推高资产价格,加剧了国内流动性的风险。而近期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又导致新一轮资本出现外流迹象,加剧了国内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构筑排斥中国的国际贸易版图。2008年以来,美国先后积极参与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进程,TPP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经济上制约中国的关键一环,TTIP则被称为“经济版北约”,欧美国家加强经贸合作,确保优势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两项协议以确立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为目标,一旦达成也必将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产生冲击。美国的贸易战略调整加剧了中美经济双边的竞争和摩擦。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越美国的过程中势必遭遇美国的打压,目前,中美在人民币汇率、贸易、网络安全等问题存在的较深矛盾和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外部的压力和风险。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应对之策

一是靠改革。向改革要动力,通过改革释放红利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深入研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2013年以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产市场改革为主的金融改革成为经济改革的重点,并提出加快财税改革的政策。这些措施有利于改善资金供给,包括转变利率和汇率等要素扭曲的价格,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健全资本市场和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将促使金融更好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财税改革也将改善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理顺财权与事权。

二是靠创新。无论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要强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 因此,必须加大对创新的资金投入,培育创新型人才,重点扶持创新型产业 ,提高我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经济竞争力。

三是靠新型城镇化。中国未来10年还将有近3亿人从农村到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坚持“四化同步”的城镇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也是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和凸显文化传承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是我国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四是靠开放。今年上半年我国审批通过了四个国家级新区,这些新区的建立将大力促进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政策性开放”、“制度性开放”和目前的“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的对外开放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2年底我国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国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一个具体步骤。自贸区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金融等领域扩大开放。中国正在实施的“一路一带”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也将进一步合理调整国内国际经济布局,应对欧美自贸区战略的挑战。

与其说中国经济会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如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阵痛后再次起飞的前夜,正在为更加扎实有力地实现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增长进行修炼,未来的中国经济就像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所描述的那样,将再度腾飞。因此,“唱衰”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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