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谣言:厘清中国放弃二战日本战败赔款真相

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临近,网上关于中国1972年放弃二战日本战败赔偿谣言沉渣泛起、甚嚣尘上,一些别有用心人员谣传当时日本积极要求赔偿,并准备了500亿美元赔偿款,造谣毛泽东不顾中国民众死活,大笔一挥,免除了日方巨额赔款。这类歪曲编造历史的谣言流传甚广、用心险恶、危害极大,表面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祟,背后则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黑手,他们的目的是制造舆论混乱,激起不明真相民众对国家、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情绪,广大网民应提高警惕,客观看待历史。紫网在线编辑部综合相关史料文章,还原中国放弃二战日本战败赔款真相,以正视听。核心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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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错失第一次索赔机会。1945 年《波茨坦公告》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即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用来赔偿。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背弃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无暇顾及对日索赔拆迁的实施,未能把原定的驻日占领军投送到日本,使得中国在在美国主导的“谁拿走的就是谁的”索赔态势下,仅拿到索赔数额万分之三的物资,错过了宝贵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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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政府违背承诺,从中作梗。为尽快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以打赢当时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战争,美国避开中国私下与部分国家联合签署《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以劳务、技能、维持日本生存发展外的战后物资作为赔款,变相减免和限制日本的战争赔偿。

第三,蒋介石台湾当局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第二次放弃索赔。在要求日本战后赔款的最佳时机,蒋介石当局为争“正统”之名,1952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署《华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为此,日本专门建立了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以示感谢。

第四,日本政府并无未动提出赔偿,相反极力予以拒绝。中日建交前,日方以与台湾当局交往作为砝码,并非真心愿意赔偿。在中日1972年第一轮外长谈判期间,日方以蒋介石当局曾放弃赔款为由,拒绝中方关于战争赔款的要求。

第五,中国政府从大局大义出发放弃对日方赔偿要求。各方承认的《波茨坦公告》确定了日本以战后所余物资设备赔偿的原则,新中国政府无法超越这个原则,日本恢复主权后,再以其后来拥有的设备物资作为战争赔偿的可能已微乎其微。在这种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获得日本国家赔偿的情形下,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于1972年从国际形势出发,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大义放弃赔款要求。

第六,中国政府并未放弃中国民间赔偿要求。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综合以上情况可见,真正放弃对日索赔的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台湾当局,中国政府1972年放弃对日索赔要求,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并且中国政府从未宣布放弃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容和智慧。


二战后中国放弃对日本索赔的内幕来源:网络综合


中国国家对日索赔的第一阶段因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错失良机。

1945 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即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用来赔偿。以美英 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 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应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同盟各 国向日本提出了总计540亿美元的索赔要求,但对日本赔偿的分配比例意见不一,仅英国要求的25%、美国要求的34%、苏联要求的14%、法国要的 12%、澳大利亚要占的28%相加就超过了100%,这里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要求的40%,各方只同意中国占30%。在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的情 形下,美国倚仗其对日本的实际军事占领的地位,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只计划将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 作为日本的赔偿物资,而其中中国只能得15%。中国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应有索赔份额,也对先期拆迁可获物资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 局背弃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无暇顾及对日索赔拆迁的实施,更重要的是未能把原定的驻日占领军投送到日本,而是把这支精锐部队投放到内战战场, 使得中国在对日索赔的执行上缺乏实际的有力手段,在美国主导的“谁有实力谁就拆”“谁拿走的就是谁的”这种实力索赔的实际态势下,中国以微弱的力量只拆运 回来很少一部分设备,不过2250万美元,只占国民政府赔偿委员会保守估计的620亿美元的政府战时损失的万分之三。中国应得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 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日本吴港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和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这些设备为各方瞩目眼红,中方即派专家前往拆 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 日索赔的实际执行已被美国腰斩。

在这一阶段中,国民政府虽然坚决主张对日索赔,但因为发动内战而没有实施索赔的行动力,错过了宝贵时机。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1949年, 美国已经看到东亚将出现社会主义中国和苏联结盟的情景,为了扼制新中国和苏联,美国不惜扶持日本作为远东反共基地,为此悍然中止了中国的对日索赔进程。 中国国家对日索赔的第二阶段中止于国家的未统一状态。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 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至1950年4月,印 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此时,台湾方面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以及为了在对日和谈中取得所谓 “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地位,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首次表 示对日索赔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 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1951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 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 了强烈的反对,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 当局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通过了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 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起的单独抗击日寇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 偿问题上极力放纵日本,仅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具体赔偿数额绝口不提,却对战胜国的索赔要求作出限制: 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 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以日本人的劳务取代日本战争赔偿的作法等于释解了日本的应有战争赔偿,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 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世界上半数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9月18日,周恩来外 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 谓“正统地位”,竟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给了日本利用中国分裂状态实质取消战争赔偿的玩弄伎俩的机会。1951年10月底,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 时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能够接受旧金山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与之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日本政要玩弄的伎俩使台湾方面如坐针毡, 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台湾提出的和约草案对日作出重大让步,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 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 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就在实质上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日本方面却如中山狼一般步步紧逼,进一 步提出连劳务补偿也不给了,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 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台湾代表虽然还想力争,但美国人突然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952年3月20日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并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 生效。和约正式生效将使日本解脱战败国束缚恢复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限定的生效时间对台湾的谈判更为不利。美国的背后一刀逼迫台湾方面在旧 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为此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沉痛决定放弃全部赔偿。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各方承认的《波茨坦公告》确定了日本以战后所余物资设备赔偿的原则,新中国政府无法超越这个原则,但能够实施实物赔偿的时机被国 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和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耽搁,美国一手主导的旧金山和约在极大损害中国权益的情形下过早赋予日本主权国家地位,日本恢复主权后,再以其后来 拥有的设备物资作为战争赔偿的可能已微乎其微。在这种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获得日本国家赔偿的情形下,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归根结底,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根源于海峡两岸未能实现统一。

王若寒:中国政府为何放弃日本1200亿美元战争赔偿?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 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 应有和及时的战争 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

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欧洲战事赔款问题上,英美联合起来与苏联分庭抗礼,而在太平洋战场和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尽管苏联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地位与美国采取抗衡的态度,但美国采取有关措施和步骤,使之握有对占领日本和处置问题的实权,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 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 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

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国家已通过将 九月三十日 定为烈士纪念日

中新社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 蒋涛 郭金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25日听取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以下称“草案”)的议案。草案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烈士纪念活动。

草案称,1949年9月30日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又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10月1日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等烈士纪念活动相衔接,因此草案将9月30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

中国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当天就草案向大会作说明。李立国表示,该法立法目的在于缅怀烈士功绩、弘扬烈士精神,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传承中华民族气节血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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