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由来——皖南事变历史6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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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出于控制台湾、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需要,进行一系列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军事活动。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和维护国民党政权的需要,蒋介石坚持了一个中国,反对西方策划的“划峡而治”、“两个中国”,在民族精神这一点上与中共方面形成某种默契,对防止祖国被分裂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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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28日,在美英两国的策动下,由新西兰向联合国提案,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旨在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制造“两个中国”,两岸中国人对此都反对。[/p][p=24, null, left]

周恩来严正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合法,那是梦想。”[/p][p=24, null, left] 蒋介石也明确表明反对这一提案。他主要担心“大陆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直至台湾被大陆接管”。同期美国政界出现许多危及国民党当局法统地位的舆论。1955年2月8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2月24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p][p=24, null, left] 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抗议,加上前苏联代表的态度,使美国政府暗中操作的新西兰提案流产。[/p][p=24, null, left]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因为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含糊”的。同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等11名国民党战犯时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p][p=24, null, left]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变化,一方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蒋介石当局,意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划峡而治”的分裂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国种种只顾自身利益的所作所为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给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时机。[/p][p=24, null, left]

同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强调:“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p][p=24, null, left] 毛泽东的这句话被会议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说:“对于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p][p=24, null, left] 随后,周恩来提出了颇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一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委于蒋;二是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系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是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给蒋介石,指示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做政协委员,并要求他们照顾好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p][p=24, null, left] 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所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对台湾当局和蒋介石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蒋介石一直在高唱“反共复国”的调子,但他多次明确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接受两个中国”。可以说,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p]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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