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误国和极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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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古代有清流,当代有极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代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如此之像,好像一脉相承。危害也一样大。清流误国,说的就是这些人。      说文解字,先说说什么是清流吧。清流,在古代,指的是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再来说说清流的演变。在汉朝的时候,像萧望之、陈蕃这些当时知名的名流人就是最正宗的清流,名气大、学问深。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

古代有清流,当代有极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代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如此之像,好像一脉相承。危害也一样大。清流误国,说的就是这些人。


说文解字,先说说什么是清流吧。清流,在古代,指的是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再来说说清流的演变。在汉朝的时候,像萧望之、陈蕃这些当时知名的名流人就是最正宗的清流,名气大、学问深。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这些清流虽然遭到镇压,但是却博得了士林的一致拥戴,而汉桓帝却因此而声名狼藉。清流成为社会名流的代名词。


一直到魏晋,清流还是一个褒义词,意思是一些忧国忧民的士人或知识分子,不满朝政的腐败,不满人心的不古,不满社会道德的沦丧,而站出来抨击时政,攻击朝臣,议论社会腐败政治和风气。但是,正如我三常主义的此时彼时的时间性原则所说的那样,一切事物都会异化,越是好的,越是如此。因为没有比打着大家都喜欢的旗号售卖私货更好的买卖了。后来,清流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派别的名称。


在明代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监察院等这些部门的言官和监察官员也被称为清流。他们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抨击政治黑暗,给自己争取了很好的社会声望。里面也确实很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最极端的就是海瑞。海瑞骂皇帝,嘉靖皇帝想不出名都难了,明朝皇帝中,嘉靖皇帝的知名度非常高,部分是拜海瑞所赐。


明朝后期出现一个东林党。东林党也号称清流,但是这时候的所谓清流已经出现“异化”,成天的就是拉帮结派,热衷党争。东林党与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斗法不止。并借京察等名义互为倾轧。有人评论,明朝之亡,亡于党争,东林党这样的清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清朝鉴于明朝言官之弊,刚开始是没有所谓清流的。一直到清朝慈禧太后掌权后,地位不稳,就放纵言官,肆意攻击,为己所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出现了前后两辈清流。以中法战争为界,前清流奉文华殿大学士李鸿藻为魁首,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支柱。主要人物有李鸿藻、张之洞、邓承修、张佩纶等,他们多出身翰林,喜欢褒贬时政。光绪帝亲政后,他们以拥帝相标榜,称为帝党,以别于当权的后党。


给“清流”画一幅像:一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至少也是知识分子中比较知名的,普遍有精英意识,喜欢俯视芸芸众生,非常矫情,都有点程度不同的虚伪;轻视他人,又爱结党;情商普遍不高,情绪偏激、轻率,容易走极端,不识大体,看人挑担不腰疼,最爱无原则抨击;无治事之能,偏要揽权,勇于任事,“书生而握大权”,缺乏自知之明,每每害人害己;自命不凡,不听他人之言,师心自用,务虚名而取实祸;有些是过度自信,有些则是内在的自卑,很敏感,最易受伤,而反击都是情绪性的;最好沽名,其实一般也都非常好利。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承,不可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清流是知识分子里的一个部分。


清流派的主体都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充满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精英意识,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些精英脱离民众、轻视民众,不懂下层生活、不懂基层事务,不通政治,不懂实事,他们做什么事,都不是从现实和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和理论出发。在这个方面他们最擅长,一般的人根本说不过他们。


清流的学问一般都很好,当清流也是要有资格的。清流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做起文章来花团锦簇,可真正干起事情来,经常愚不可及。


精英有一种通病:没有自知之明,没有解剖自己的勇气,喜欢站在一些自己臆想出来的道德制高点俯视世人,俯视太久后还常把自己都感动了,于是长吁短叹、哭哭啼啼,以为没了自己这颗宝贵的“良心”中国人民就都不活了。这种精英,我们是不是看得很眼熟。


中国皇朝时代的文化人虽然不乏秉承儒家传统、以天下为己任而铁肩担道义,也有很多超凡脱俗者致力于心灵修炼、智慧求索,但是东汉皇朝以降的中国文人主流是求名求利而不是追求知识和智慧。既然名利为优先,那么知识分子的就很难有真正的独立性,只能依附于权力阶层,混口饭吃,还让当权派看不起。


官场之中,拉帮结伙是必需的。即使所谓贤者也不能例外。儒家治史素来信奉“为贤者讳”的价值观。他们还经常认为学问好的人,道德就会好,做官就会好。实际上,绝不是这样的。儒家错误的历史观和脱离事实脱离常识的判断标准,制造了很多错误的舆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精英意识的发酵、助长了精英群体的出现。


下面,让我们看几个精英的故事,活生生的事实会让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生动的印象。


先讲萧望之的故事。


萧望之冤杀赵广汉韩延寿


萧望之,萧何的六世孙,名门之后。西汉历史上继汉初叔孙通之后的第二位“儒宗”,本人精通五经,是著名的石渠阁会议的主持人,因此在后世儒家信徒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汉宣帝时,他不仅仅为了太子刘奭的老师,他还被任命为丞相司直的监察高官。汉宣帝之所以任命萧望之为国家监察高官,是以为萧望之是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宗”,殊不知,这个萧望之是个特别喜好拉帮结伙的奸佞之徒!他的学问,并非是用来政治天下的,而是用来以“师门,师法”关系拉帮结伙勾结朋党的。


西元前64年的汉宣帝元康二年,丞相魏相家发生命案,魏相家的一个奴婢因被魏相夫人侮辱而自杀。长安最高长官的京兆尹赵广汉受理此案,他在调查此案过程之中,遭遇魏相的极大阻扰,赵广汉为了直接取证,就亲自带领衙役直接进入魏相府邸审问魏相夫人,这样,就更加遭遇魏相的不满了。萧望之本为国家监察高官的丞相司直,按照职责,他本来应该支持赵广汉。但是,萧望之与魏相关系非比寻常。萧望之年轻的时候不得志,曾经是魏相的属吏。后来魏相步步高升,萧望之也水涨船高。在政治上,魏相对萧望之有知遇之恩。萧望之就利用自己的职权,并利用儒家礼法向汉宣帝诬告说赵广汉“摧辱大臣”,他要求汉宣帝诛杀赵广汉。


汉宣帝很相信萧望之,没有详细了解情况,就偏听偏信,下令逮捕了公正执法的赵广汉,最后,决定腰斩赵广汉。行刑的那天,数万长安吏民跪伏在街道上哭着为赵广汉送行,许多吏民请求自己愿意替代好官赵广汉去死,但是,他们救不了赵广汉的命。


萧望之并非历代正史所渲染的那样,是一个刚直不阿的无辜君子。萧望之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喜好拉帮结伙,他判断人的好坏,是看其是否与自己是一党。他在最得天子宠信的时候,出于嫉妒和担心别人后来居上,就刻意陷害左冯翊韩延寿。


韩延寿的除了在朝廷做过很短的谏大夫之外,其他时间全都在淮阳、颍川、东郡、左冯翊四地任最高行政长官。每任一地,都能实现“大治”。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上做了三年,便被再次平调为左冯翊(接替刚刚卸任回京的萧望之)。“左冯翊”既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京师周边三分之一的地区),又是该区域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职同“太守”。他在左冯翊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便使“郡中翕然,莫不传相敕励,不敢犯。(韩)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韩延寿为官四地的卓著政绩和崇高声望,显然触动了萧望之的神经。地方大吏调任中枢这种事情在汉朝很多,正担任御史大夫(相当于中纪委书记)的萧望之正在挖空心思争取接任丞相一职,以他的品性,大概接受不了别人的“呼声”在自己之上。此时有人及时(很巧吧)向萧望之诬告说,韩延寿在做郡守时曾经自办军队,有谋反的罪名。


萧望之如获至宝,赶紧丞相丙吉报告。丙吉大概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便借口说朝廷这几年已经接连多次大赦天下,像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再追究。但萧望之却不甘心。他派手下的御史去东郡调查其他事情,“顺便”调查一下韩延寿的情况(是不是也很巧)。


萧却派人去东郡把韩延寿的“黑材料”准备得非常充分(毕竟人家是吃这碗饭的啊),更有意思的是,他把韩延寿在东郡期间的“乡射”、“都试”、“讲武”等等一系列原本非常经典的政事,说成是“上僭不道”,言下之意是说他妄行天子仪仗;把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说成是用公款私置属吏,言下之意是说他私结同党,图谋不轨。样样都是死罪。为了避免宣帝的猜疑,萧望之还在奏书中表白说,自己此前被韩弹劾,如今又反过来弹劾韩,百官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在报复他,因此请求提交丞相、九卿和博士公议。萧望之在政治上还是很有一套,他知道这么做的成算。


当时的丞相丙吉不大可能发表对萧不利的意见。如果丙吉要反对,会更早时候就打消此事,而不会等到局面已成再逆水行舟,要知道,丙吉也是个一流政治家。另外,丙吉年老,即将退休,最有可能接替他的就是萧望之,他不可能得罪自己的继任者,跟自己的晚年和子孙过不去。除丞相之外,其他人站出来反对的可能性更小。因为萧望之确实拿出了证据,而且他身为御史大夫(中纪委书记),掌管百官监察,得罪他,就意味着秋后算账。另外,他本人身在朝中而韩延寿却不在,通常不会有人当着一个人的面却支持另一个不在场的人。


后面事态的发展,都在萧望之预料之中,宣帝果然要求三公(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及九卿公议,大家果然一边倒支持萧望之。于是“天子恶之,(韩)延寿竟坐弃市”。接下来便出现了足以感动中国人的一幕:数千名男女老少和官员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到韩延寿的受刑地——渭城,拥挤在他的囚车周围,争相给这位昔日的父母官献上酒和烤肉。韩延寿不忍拒绝,每人的酒他都喝,总共喝了一石多,并派他的旧部分头感谢百姓们说:有劳大家远送,我韩延寿今天虽死无所恨了!“百姓莫不流涕。”


萧望之是个口是心非之徒,他生前长期为监察高官,满口仁义道德,却放任自己的妻子做生意,且要求下属官员购买自己家的商品,搞得许多官员不得不给他送礼。后来,他终于因此被法办撤职。但是,他仗势自己的汉元帝的老师,他居然躲过了这一劫。汉元帝时代,他还被汉元帝尊师重教地封建成关内侯!萧望之最后因为受宦官石显陷害,而被汉元帝指责,他惧怕再进监牢,就自杀了。


班固居然称赞萧望之“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班固看走眼了。那些只有书斋阅历的知识分子看历史、看历史人物,经常会看错,他们抓不住要害。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有条件把某些事情看的更清楚、更客观,不能像班固这个书呆子那样受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宦官石显奸佞,就认为他迫害死的人肯定高尚。坏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好人。


清末的清流


清末的清流,主要在同治年间开始在朝廷发挥作用。


这些清流大多年纪轻、职位低,但影响却深广。大多数清流派健将都是一些不掌实权的言官、御史、翰林院、国子监等闲官散职,大多都有“风闻言事”的权利。但是清流的首领就不简单了,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的帝师先后是清流首领。


清流大多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平时个都心忧国家社稷,他们的奏章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参劾、揭露朝廷墨守陈规、拒绝变革的贪官污吏的!其中尤以张佩纶最出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张佩纶是谁。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孙女——张爱玲。


在以李鸿藻为精神领袖的“清流”一派中,张佩纶可谓佼佼者。或许因为他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合舆情,所以与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等的,被时人誉为“翰林四谏”,是有名的“红翰林”。文章写得极好,但是其中真正能被采纳的精髓却并不是很多!这样的性格当一个无权的言官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不幸的是,他被委以重任了。


中法间战争将起,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也就是军事钦差大臣。张佩纶最大的失误是放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马尾港是闽江的内港与军港。此港距闽江海口八十公里,两岸山峰陡立,层峦叠嶂,河道迂回,水流湍急;加之闽江口外岛屿与暗礁密布,更使马尾港险要天成,易守难攻。


孤拔率舰队(有军舰8艘,总排水量14000余吨)抵闽江口外,向张佩纶、何如璋提出须进入闽江马尾港区停泊。张佩纶只有外交忧虑却缺乏防务意识,竟然允许了法方的要求,闽江口的海关大门,彻底敞开。在大战阴影之下,竟然放法国整整一个舰队进入。张佩纶开门揖盗之余,还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


书生谈兵,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的败绩。张佩纶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马尾海战炮声一响,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事后,空谈误事的清流张佩纶被讥笑为“马谡”,从此不得翻身。可谓误己误国。


清末,内外危机重重。对于洋人的步步紧逼,清流派们表现出的是一贯的强硬!强硬要靠什么?靠的依旧是实力!必须有一套依靠现有局势、现有条件来保卫国家的策略!很不幸的是:这点正是清流派所极度缺乏的!他们只是一味攻击别人做得不对。清流只破坏,不建设。这就是清流危害最大的地方。


如果国家的权力被清流掌握、国家政策被清流影响的话,后果将是十分悲惨的!


清流派有他的积极一面:嫉恶如仇的批判评精神、坚决抗敌的骨气、做官也比较清廉,揭露弊政的勇气,这些都值得赞扬!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潜伏在清廷的戈尔巴乔夫——张之洞


张之洞,16岁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会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少年得志,当了翰林后,抨击时政,臧否人物,声誉踔起,与张佩纶并列“清流党”之先锋,人称“青牛角”。但是张之洞比张佩纶幸运的是,他先当地方官,有机会慢慢磨练,而不是像张佩纶那样一下子就碰到了迫在眉睫的大战,直接就over了。但是张之洞好大喜功、用度奢侈、举动固执的毛病却在其一生中始终没有多大改变。例如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办汉阳铁厂,在设址、道路、矿质、冶炼之法等方面都没有思虑周全,仓促上马,亏本极重。


有人评价张之洞的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其对洋务,实际并无定见,乃是随波逐流而已”,梁启超称其为“浮华之人”.


为什么说张之洞是潜伏在清廷的戈尔巴乔夫呢?


看看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是怎么“办新军”和“练人才”的。


清末,为了推行“新政”,清政府派遣大批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湖北派的最多。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湖北学生大多来自武汉各学堂,以李书城、耿觐文、白逾桓、居正、田桐、余仲诚、吴崑、但焘等为核心。同盟会成立时,两湖地区的留学生占了多数,居正、田桐与白逾桓、吴崑是湖北会员中的骨干。张之洞派遣的留学生同盟会的主干力量,这些派出的留学生归国之后,很多进入体制内,又在周围发展新的会员。


张之洞还在武汉办了一所“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校长张彪是挂名的,真正负责学校事务的是“常务副校长”,也就是“会办”,名叫黎元洪,人称“黎菩萨”。对学生们的各种新派思想和做派,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都不管。所以,在清廷办的“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里面,革命的风气却很浓厚。张之洞前前后后,一直在为革命党人培养人才。倒是慈禧太后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她在1907年召见湖北巡抚端方时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的所虑也在湖北”。


再来看看张之洞编练新军。


1889年开始,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张之洞特别重视士兵的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在此思想指导下,“新军士卒,多文人投笔为之”。1905年,该军在黄陂募兵96人,册中竟有禀生12人,秀才24人。


张之洞的意愿也许是好的:既提高新军素质,又解决社会问题。张之洞招收到新军里面的有文化的青年,大多数是“双失青年”——失学、失业。这些由于清廷废除科举、生活无着、被迫投军的“双失青年”,本来是要考秀才举人进士跳龙门的。他们最看着不爽的就是朝廷,害得他们白读了几年书,不能出人头地,反而还要来当丘八,很有失落感,牢骚满腹。革命党人通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到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会员达到5000人。数年之间,政府军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革命党的大本营。


再来对比一下袁世凯练的北洋军。袁世凯选拔的都是河北乡下的粗朴青年,这些人从贫穷的农民一下子成了国家的军人,每月饷银远超他们在乡间的收入,所以,既有尊严感、又有切实的经济利益,对袁世凯感恩戴德。辛亥革命期间,北洋军没有起义的。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十几年中,孙中山黄兴徐锡麟等人共举行了几十次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每次起义都是精英型的,参加的大多数是革命党人和帮会分子。但是武昌起义,起事的是国家的正规军,用的是制式武器。这就是武昌起义在几天之内就能底定大局的原因。


湖广总督瑞澂说:“总督张之洞费十数载之经营,糜数千万之库帑,辛苦选练,而不料均为匪用也。”1912年孙中山曾说张之洞“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不管张之洞的本意如何,从客观的效果来看,对于民国来说,张之洞实在是有功之臣。但是对于清廷来说,张之洞简直就是潜伏的戈尔巴乔夫。


现在抛开革命的正义性不谈,单从行为本身来评论。张之洞可谓“种瓜得豆”,这就是清流本色。如果说,张之洞的本意就是要为革命培养人才和军队,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是观察张之洞一生行为,他恐怕没有这样的深谋远虑。


说了几个历史上的清流故事,现在把话题转到当代的中国。


谈谈当代误国的清流。


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枉法腐败。一个国家,积三十年高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转型,然后是高质量成长,否则就会进入一个污染拥挤、枉法腐败蔓延社会矛盾冲突的乱局。


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核心仍然是健全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法治国家,控制枉法腐败,不能让枉法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势力像瘟疫一样到处传染,让生民不再憔悴,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发展的荣耀与实惠,正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要求。


其次误国的就是清流。但是当代清流和历史上的清流很不一样。当代清流有哪些特点呢?


清流误国——财产公开问题


先介绍一类最好的清流,这类清流和古代清流一样:做事情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过于理想化、过于书本化,不务实,实际发挥有害的作用。例如几年以来,为了形成官员监督机制,有人提议要把官员的财产公开。这种倡议遭到强烈抵制。是谁抵制呢?不说,大家也知道。


于是有个叫刘日的人提出一个建议,简单的说就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也就是说,应以“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为契机,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先推进一步。“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相对年轻、没有历史包袱(意思是还来不及贪污),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进步”就必须率先符合舆论要求。所以,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请他们率先公示财产,让他们接受新的清廉的官场文化和规则最为合理。经财产公示后选出来的干部既会给群众以全新的形象,也会更加注意约束自己。


刘日还归纳了新官公开财产的三大好处:一是绝大多数干部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干部队伍会比较稳定,并可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二是对想当后备干部的人、想被提拔的干部来说,率先公开财产,接受群众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能够接受这项考验。三是对人民群众来讲,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能迈出这样一步,他们肯定是高兴的。


刘日的建议提出之后,马上有人跳出来反对。理由主要是两条: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分新人老人,要公开,就全都公开,一步到位。第二,新人还来不及贪污,所以公开没有什么意义。即使公开,也是应该让老的官员先公开。


问题是:刘日的建议更好?还是反对者的意见更有道理?


现在官员财产不能公开,阻力来自哪里大家都很清楚。但光知道没用,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种事的实质一方面是“与狐谋皮”,要触动官员们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不能对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稳定运行造成影响,所以要解决起来难度可想而知,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一些简单化的方案看似完美,但实际上根本推进不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刘日提出的方案正是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即能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得以实质性的实施,又能避免的现有官僚阶层造成过大的震动,在积累实际操作经验的同时,还为将来解决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打下了基础,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一种兼顾理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的可行方案,正是当前所急需的,虽然只是迈开半步,但却是能实际迈出来的半步,也是将来能继续走下去的半步,比一动不动、踯躅不前要好得多。


但是清流们不顾当前的现实情况,一厢情愿总想一步到位,但实际上可能吗?对别人的方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自己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顾自己唱高调,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自己的名声有了,但事情却给耽误下来。


只要是改革,必定有人受益,有人受害。要想改革成功,必须要形成一批从改革中受益的人,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改革的措施还能稳固地实施下去。商鞅变法能成功,就是因为形成了一批军功贵族,他们当然要维护这个让他们受益制度。后来的贵族虽然杀了商鞅,但是却无法废除商鞅之法,因为这些军功贵族绝不会同意。废除商鞅之法的难度,比当初商鞅变法的难度更大。


当前公开官员财产的道路也是如此。只要有一批新人受益,就会形成体制内的压力,老官员们就要在公开财产和保住自己地位之间做选择。公开财产的改革道路就会越走越容易。否则,就变成了最上级领导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博弈,老百姓只能焦急地当看客。有劲使不上。改革实际上就耽误下来了。


当然,除了刘日的方案之外,还可以摸索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关键是走出第一步,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会有机会走出第二步,这就走上了不归之路,最终的成功会很快到来。否则就会在等待中浪费时间,10年过去,还在原地,也许就错失了改革时机,很多更严重的问题因此而进一步恶化。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就是要善于在反对中找到通向正确目标的道路。而不是在无所作为中等待问题自行消失。


讲讲现代中国清流——极右


极右是怎么练成的?我把当代的清流,叫做极右,全称是“极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多极右是很不“清”的,头脑不清,钱包不清,比传统的清流差远了,简直就是浊流。下面开始用“极右”这个词指代这些人。


那么极右是怎么练成的呢?简单地概括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1、80年代整体向右转


2、极左的嘴脸太难看,说话太难听


3、“不争论”是对的,“不引导”就不应该了


4、宣传部门战斗力为零


5、西方有意识地培养代理人


6、利益集团和极右的结合


下面分开来一个一个地谈。


2、极左的嘴脸太难看,说话太难听


极左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市场,但是极左的作用,不是影响引导教育一批人成为左派,而是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往右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极左的嘴脸实在太难看,说话实在太难听。极左得势的时候,把国家搞成那样,不思悔改、不谢罪天下,还是一副真理化身的模样,大言不惭,毫无反省的态度。而且极左把思想问题政治化,说话的时候,蛮横的很,好像手里的鞭子随时会抽过来。


很多没有倾向的人,仅仅因为讨厌极左,也要同情右派,甚至亲自去当右派。所以,极左培养了一大批右派,甚至是极右派。


3、“不争论”是对的,“不引导”就不应该了


邓大人这个人是不搞理论的,他也不喜欢别人老拿理论说事,没个完,听着气闷。80年代、90年代,极左极右在理论上争论得非常激烈。邓大人大智若愚,一句“不争论”,废了双方的武功。改革才能顺利地、务实地发动起来发展下去。排除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干扰,这是对的。但是在思想领域内,还是要积极引导的。


我们不去引导,西方势力就要来引导。当一个时代的人都很不成熟的时候(80年代的人还是很淳朴幼稚轻信的),这种敌对势力的引导就成了误导。80年代末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90年代以后,“不引导”的问题一直长期存在,但是由于人民的眼界开阔了,同时本国的发展确实还不错,东欧苏联垮台之后的乱象我们也看在眼里,人民的免疫力提高了,所以才算是没有惹出什么大祸。但是20年来,极右势力有增无减。


4、宣传部门战斗力为零


宣传部门的工作能力实在是太糟了。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成就没有说清楚,好像也说不清楚。一方面是只宣传西方的好处,不介绍西方的坏处。也许他们的本意不是如此,但是客观效果就是这样的。宣传部门似乎完全不懂“大众传播学”,他们只知道垄断宣传媒体的垄断——但是后来沦陷给南方系了,但是不知道以什么方式、用什么语言让大众听明白、爱听、听完愿意相信。


举几个例子。


建国之后,最大的成就是两个,一个是基干工业的初步完成,初步工业化基本完成。第二是国家安全问题基本有了保证。


这两个功劳是特别伟大的功劳,是国家生死存亡、继往开来的大功劳。但是宣传部门以一种只有专业人士才可能听懂的措词、千篇一律的说明方式把大众都搞糊涂了。不知道的人听完还是不知道,甚至还以为他又在强词夺理呢,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两大成就的价值。


老百姓往往通过切身的体会来认知世界。由于前30年轻视轻工业,大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几十年没有大的变化,所以生活得很辛苦,这些是活生生的,宣传部门避重就轻偏偏不谈这些事情发生的根源和历史合理性。


在介绍西方方面,也是片面得很,客观上起了误导的作用。


例如80年代进口了很多西方电影。他们愚蠢到只进口最好的电影、不进口差电影普通电影的地步。进口的是西方百年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那么百来部电影。老百姓只要一看到西方电影,都是特别棒的。老百姓会怎么想?他们肯定以为西方电影都是这么好的。其实,西方的好电影也就这么多了,再多也没有了,到现在回头去看,还是只有这么多。绝大多数西方电影实际都是很烂的、或者很一般般的。这就是宣传部门干的好事,他们做了敌人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


5、西方有意识地培养代理人


西方一直在敌对国家扶植代理人。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很有一套的。在中国,在右派中寻找极右分子,发展极右分子,然后让极右分子从内部攻克堡垒。这是西方的策略。他们在前苏联、在以前的东欧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在自己的盟国其实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对我们当然肯定一定也会这么做,不这么做才见鬼呢。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看看现在的极右势力有多大吧。


6、利益集团和极右的结合


90年代以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国内的利益集团开始成型,他们要为自己的利益寻找代言人。由于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大众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回去找极右分子做代言人。这种结合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事,但是这种结合很厉害、危害很大。因为利益集团有钱有势,极右分子有舆论导向能力。两者一结合,甚至可以左右大众舆论、左右国家政策。


极右分子和利益集团形成“铁三角”


“团结力量大”,极右势力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各种身份的势力纠集在一起,形成“铁三角”同盟。铁三角有两个,一大一小。


大的铁三角是:


国内利益集团、国外反华势力和极右分子形成大的铁三角。


小的铁三角是:


学者——媒体——腐败官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铁三角。


一大一小两个铁三角都有国际背景。


目标是:在经济上的彻底私有化,在政治上是彻底民主化,在思想上是彻底自由化。


私有化、民主化、自由化,都不是坏事。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一旦“彻底”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坏事。


利益集团正在沦为卖国集团。极右分子沦为带路党。利益集团挟洋自重,利益的大头输送给海外,目的是为了别人吃肉的时候,利益集团喝上汤。他们的企图一旦成功,中国的结局就比前苏联还惨。中国的复兴就不要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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