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到底有没有“卖国”行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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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官方语境中,孙中山都具有极高的地位,我们历来也被告知孙是“伟大的爱国者”。从推进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角度上看,称其为“伟大爱国者”并无异议。但以今人对“爱国”的理解,孙中山为达到推翻清政府统治而采取的某些手段,又算“不爱国”之举,一些学者认为至少可以看作是“民族意识淡薄”。   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清政府当时在北方接连败退,孙中山即决定利用清廷无暇他顾的机会,在广州策划起义。1895年3月,孙中山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


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官方语境中,孙中山都具有极高的地位,我们历来也被告知孙是“伟大的爱国者”。从推进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角度上看,称其为“伟大爱国者”并无异议。但以今人对“爱国”的理解,孙中山为达到推翻清政府统治而采取的某些手段,又算“不爱国”之举,一些学者认为至少可以看作是“民族意识淡薄”。

革命起义寻求援助不计代价

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清政府当时在北方接连败退,孙中山即决定利用清廷无暇他顾的机会,在广州策划起义。1895年3月,孙中山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希望日本协助筹借枪炮25000支和短枪1000支。中川恒次郎在给日本方面汇报的信中说,“又因孙名文辈于暗中称,须获本邦支持,举事打倒官吏,故目前当地支那人对我邦怀有敌意”。当时孙文也自称“自澳门近傍运进兵器之计划已成功”,广州已有日军计划进攻广东传言,孙中山在战争时求助日本并不得人心,孙中山在起义失败后也说,“当初次革命之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日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八国联军侵华。孙中山“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联军之进北”,但认为时机再次降临,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7月17日,孙中山在日轮“左渡丸”上与革命党人会商起义计划。9月25日孙中山赴台,会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两人答应在武器和军人方面给予孙中山支持。

不过援助是有条件的,日本当时有侵占厦门的计划。孙中山赴台之时,正是日本在列强干预下作出停止在厦门的军事行动决定后不久。后藤提出“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占领厦门,之后当可援助武器”。据与孙中山同去台湾的日本人平山周回忆,孙中山是答应了的,“孙中山为了再造支那全国,不得不许诺割让厦门一角,两者合作于此成立”。“借口”后藤都替孙中山想好了,让起义军攻打厦门抢劫“台湾银行分行”地下室的两三百万银币,如此日本便能“接管”厦门。孙中山也实际照此计划的,在“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中,将起义地点由广州改为惠州,并且起义后队伍向厦门进军,不过起义失败了。

出让满蒙问题

多位日本学者研究表明,孙中山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都曾同意将满蒙出让给日本。

据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在1932年回忆,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他说,革命成功后清政府必将逃奔满洲,以俄国为后援。而新政府将于日本结盟抗击俄国。“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

1906年,孙中山游说日本朝野人士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革命党。”

1907年,奕劻致电伊藤博文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出境,伊藤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1900年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拜访日本妇女界著名人物下田歌子,请她协助筹措军费。下田要求“革命成功之日,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中山也回答“可以”。

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些日本资料中孙中山也有过类似想法。如1913年春访问日本时,日本政治家桂太郎表示将来日本人口增长,除向满洲发展外别无他法,问孙中山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中山对此同意。以上这些材料大多属于当事人回忆,并非出于一人,作者记忆或有讹误,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而更有史料价值的证据,应该是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一份1912年2月3日的电文。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急需一笔巨款以作军费开支,筹划北伐。1912年l月,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县有朋获悉后指示三井财阀的益田孝,让他借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益田孝将此任务交给森恪,2月2日,森恪赴南京与孙中山谈判。在会谈中,森恪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2月3日会谈之后,森恪致电益田孝,电文中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并表示借款之后,孙中山与袁世凯议和即中止,“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

关于孙中山“卖国”,还有一份争议非常大的《中日盟约》。这份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就引起持久讨论。1915年1月,日本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有资料显示,孙中山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共十一条,与“二十一条”内容相近。有人认为这份盟约是日本方面故意伪造来要挟孙中山的。

如何理解孙中山的不爱国

这些言行不论是真是假,从孙中山的思想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去分析,也是有的根据的。当时孙中山首先考虑的就不是“爱国”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推翻满清。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夺权,但在自身力量不足时想要夺权,必然需要一些外部力量。而日本正是孙中山所看重的外部力量。孙中山对日本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敬佩,但他也并非没有察觉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只是二者权衡之间,推翻满清尤为首要之事。孙中山还长期抱有“大亚洲主义”思想,为了振兴亚洲,甚至有过撤废中日两国国界的念头。

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从中可看出,满族和满洲地区都被革命党人排斥在“中国之外”。孙中山游说日本朝野人士也称,“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当时的《民报》上不少作者也称“满洲人非中国之人民”、满洲国“在建国以后为中国之敌国”。孙中山革命也是要恢复满洲入关之前的明王朝的情形,并不含满蒙地区。

既然满蒙地区在孙中山看来不是“中华”领土,因而将其租让给日本人,自身无损又获外援,何乐不为呢?

不过,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8月,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也明确说,“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可见,革命成功后的孙中山,也已将满洲视为中国领土。

而“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态度又起了新的变化。孙中山开始公开声讨“二十一条”以及《马关条约》,斥责日本占据胶东半岛,还要求日本应于旅顺、大连25年租期满后(即1923年以后)“退出满洲各地”。

由此,如何理解“爱国”和“爱国主义”?学者杨奎松教授的观点尤为值得深思,“爱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不过,从孙中山至今,我们可能也没有机会判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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