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中午,已经向敌人倾泻几个小时怒火的阵地上,“轰隆隆,”地响起了雷鸣般的声音和巨大的振撼,我警觉地举目向前远眺,在前方山峰下方约六七十米,横向长达百米的水平线上,多个爆点同时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芒。我断定;敌人终于狗急跳墙,垂死挣扎,向我反扑了。

但是这种判断,仅存在了短短的零点几秒钟的时间,就被我自己否定了。因为,若是敌方射击,他们的炮弹既然翻过山峰,就一定扑向我方阵地,而不会在山的背面爆炸,那里是敌人的射击死角,而且,山峰下山梁很多,如果是敌方射击,所有的炮弹,就不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爆炸。

唯一可能,就是我兄弟炮兵单位射击诸元失误,首个齐射,弹道偏低,未能翻越前方山峰。好在炮弹在山崖绝壁处爆炸,那里应该没有我方人员(当时我主力已攻取敌四号桥,向五号桥挺进,而我阵地前方山峰在三号桥以北)。

就在此时,“进入(掩蔽)工事”的口令由我连政工首长发出。

刚刚完成一个齐射,蹲着的,站着的,躬身作业的炮手们,都如同瞬间充满了气的气囊,全都站立起来,随后又像是电控机器人一样,面朝后方,与地面行成大约22.5的度角,扑向掩蔽坑。

掩蔽坑是在地面向下深挖约1.5米,宽约1米多,长度在两米左右的大坑,上部有木材,树枝和泥土覆盖层,战友们像游泳运动员入水一样,都是头部首先扑向坑里,其速度之快,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

整个阵地上,我只看到一个人——连长王正。他身背无线电台,双耳戴着耳机,仍在作业板上记录着接受到的射击诸元。

我快步向连长跑去,连长在下达一组射击诸元后,没有听到熟悉的复诵声,回过头来,只看到我一个人,他惊诧地一把扯下耳机,惊惶地问我:“人呢?”

已经跑到连长身边的我,简扼地说出了我的看法。连长对着阵地大声命令:“继续射击。”

炮手们这才又从掩蔽坑里跑出来,特别是炮长们,就像平常紧急集合一样,飞快地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动作之快,似饿虎扑食,尽管如此,比起进入工事的速度,至少多用了十倍的时间。

显然,战友们知道保存自己对消灭敌人的重要性。不能有效保存自己,谈何消灭敌人?

在完成一个齐射后,连长腾出时间,怒气未消,冲着政工首长大声吼道:“从现在开始,你管好你的政工就行了,军事指挥上的事,你就别管了。”

连长的话伤人啊!可是,战争,它不会给你改正错误的机会。正确的指挥,她不仅关系到你的生死存亡,还关乎国家、民族之重托。我很是有点敬佩我们的连长!也包括此次批评不讲方式,那是战争。

政工首长的这次失误指挥确实让人不敢恭维,首先对战场形势掌控欠佳,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而且自己掩蔽太快,根本就无关照连长人身安危的意识,至使全连进入掩蔽壮态,而连长成了孤家寡人,无人管,无人问。

连长连长,一连之长,很难想象,没有连长,或者说没有王正这样的连长,我们连会是个什么样子。

还在部队进入备战阶段之初,刚到我连就任连长不久(大概是78年3、4月才上任),忧心忡忡地、悄悄地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部调我到柬埔寨当军事顾问。”“全军像我这样的球连长,随便都能找几万十几万,为什么单单找我。”(后来一种说法是,早在南京炮校毕业时、总参就盯上了他)。

后来,在越军强势攻击下,柬全境被占,军事顾问之事被取消,尽管我们即将开赴前线,但我们都像中了六合彩,我们有一个好连长,王正有一帮能战的兵,晚餐,我们狂饮了一顿。

其实,有时一个老兵在战场上还真能发挥一些可圈可点的作用。占领阵地后,作为驾驶班副班长的我(我们班长张天玉,临时被营“前观”,连人带车调用)。我把驾驶班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由一炮车驾驶员吴顺记负责,听从司务长指挥,主要是搬运炮弹。第二小组由战前刚刚补充到我班、常年跑川藏线的某汽车团驾驶班长的老张负责,主要任务是阵地左侧和后方警戒,我自己站在阵地的左后方,对阵地右侧和前方实施监控,所以,当政工首长惊慌失措之时,我却淡定自如,否则,当全神贯注指挥全连作战,阵地上竟然找不到一个兵,再伟大的连长,恐怕也难快速作出最正确的决策。

当然,还有汽车团战前补充到我连的驾驶班长老张,常年跑川藏线,驾驶技术可以说无可挑剔,到我们班后当上第二副班长,第三预备班长(第一第二分别是我和吴顺记),但上了战场,差点误了我的大事。当听到敌人枪声后,水箱就“开锅"了。全班、乃至全连,险些被拖垮(我在《南疆轶事》有叙)。

好像有这样一个统计,七九对越作战牺牲英烈中,副连长、副班长、中共党员、指导员、新兵,比例分列一至五,而前四属于职责和使命,唯第五属于技术性问题,包括临时从非野战部队急调兵源,投入参战部队上前线的,不仅仅为他们的牺牲感到可惜,甚至拖累整个团队作战,不可否认,也有新兵立功者,但老兵有时会有四两拨千斤的奇效。老兵——战争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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