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父亲的私宅

我的父亲,这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就参加了刘高红军即红26军的陕北汉子,打那以后就跟随革命队伍南征北战成为家乡人说的“公家人”。“公家人”的父亲,一辈子为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而革命一生。而他自己却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搞几间“广厦”。直到他临终前才似乎想明白了要我们为他修建了他一生唯一的“私宅”。
那么父亲当“公家人”时期我们的宅子在哪里呢?嗨。说起来有点啰嗦,但是我还是啰嗦一长篇博文吧。这也是因“尽忠不能尽孝”的我对父母亲的追思吧!
“公家人”的特点就是公家让去哪里就得去哪里也就是四海为家。四海为家的特点也就决定了我们家经常的移动,所以说起来,我们家居住过的宅子还不少咧。那个年代父亲工作一有变动我们家必然变换宅子。每次居住的宅子样式呢都不一样。这使得我打小就开了眼界,对宅子的学问颇有收获。
从我记事算起,我们家先后在重庆、邻水、涪陵、泸州、宜宾、峨眉、五通桥、乐山、安塞、延安等地居住过。母亲在世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辈子搬家把我搬怕了”。这些个住房也罢蜗居也罢宅子也罢那都是公产不是私产。当然公产房我们家不白住,那是需要交纳租金的!
我的出生地是四川省邻水县,所以我的名字有一个邻字。也是家族里唯一一个没按家谱排字的族人。但那个时候家里的住房是啥样子我绝对不记得咧。等我开始记事时父亲在西南军区保卫部工作。当时部队驻扎在重庆马王坪大院里。我印象中当年我们家是三间并列平房,门前有一个带墙的院子,但没有院门,是一个开敞的进口。进了院子要进屋里的那两扇门开在中间那间屋。进屋后再有门分进左右间。父亲转业前,我们的家就在那里。我们也过了一段时间安定的日子。
父亲转业以后,我们的家就漂泊不定了。那时军人说走拔腿就走。接到转业命令立马连同老婆孩子腾出军房走向新的岗位。绝不会如同现在一些转业人员占着房屋不腾以致成为军委主席亲自拍板才开始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父亲刚转业时,去向一直不确定。先是要父亲去涪陵当武装部长,我们乘上轮船朝东走,长江风光使得我兴奋不已地站在甲板上给父亲说“爸爸,干脆咱们就住在船上不搬家了。”谁想刚到涪陵还没有下船呢武装部的接船人员就给父亲一道指令,上级要求父亲立即西进,到峨眉山下的强华钢铁厂去“那里炼军工产品,需要加强领导”。一贯服从组织(这点优良性也遗传给了我们)的父亲二话没有说我们一家人连船也没下又随着船头调转西进。船到了泸州,前方传来话说钢铁厂那里暂时无法安置家属,所以泸州军分区奉令把我们先接到他们那里暂时安置在一间大会议室里。我非常恋恋不舍地下了船。父亲把我们安置好就走了。而我们在这里这一住就是100多天。一家人居住在会议室非常不方便,窗户多而且窗帘也不完整,晚上母亲就用床单挂在窗户上遮挡。时间一长人家接待方也烦了自然怠慢也多了。而我呢还小不懂事,整天在院子里同一帮相同年纪的孩子们打打闹闹的也许更招人烦,有的军官见了我们就不给好脸子,有的开口“妈的个比”闭口“他妈的”。总之我们也觉得这地方实在不是个家。一段时间不知为啥原因我们还到宜宾县武装部住了几个月,住的房屋是几间办公室,我感到非常高兴地是这里的叔叔们非常喜欢我们,绝对不骂人也不嫌弃我们淘气。还容许我到他们的会议室书架上看画报看图书。我们一家人也在食堂吃饭。我还暂时到附近的小学校读书。这个原因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家搬到乐山才知道。原来那时宜宾的武装部长刘叔叔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当年在山西打鬼子我父亲救过他的命,我们家在泸州军分区居住时的拘谨他得知后当即把我们接到宜宾县暂时栖身一段时间。以后刘叔叔在乐山县武装部工作。那年我就是找的他声称我要当兵去。当然这是没有任何麻达的很快我就新军服上身整天得意洋洋的觉得这头可比同学们都高一头还高点咧。可惜的是父亲知道后严令我脱下军服到陕北插队去此处就不多表了。
在宜宾暂住到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冷了。父亲来接我们了。这回我们家搬到位于峨眉山脚下的强华钢铁厂。我们住进了工厂建在山脚下的一排平房里。这又是我们的一处新家。
新家是前后一串通的三间房屋,后面还有一间厨房。由于时间紧,房屋盖起来还没有晾干就分配居住了,以后房顶上不断有油绿绿的苗子长出成为一道风景。只是屋里地面的砖缝里也时不时地冒出青苗需要不断的铲除。至于潮气则大得很,不过我那个时候对此不注意,只是把被子潮的无论是啥时候转进去都是湿淋淋的很不舒服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在强华钢铁厂附近的龙池小学,我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也在那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饿肚子之苦。也是我有生第一次尝到了饿肚子的难受。就在那里,母亲为了虽是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但整天就在车间同工人们同甘共苦的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不被饿倒,尽让我们吃而她却吃些菜叶子大口大口的喝水。结果她得了浮肿病,很快就肿到了肚子上,母亲仍然强撑着整天忙于厂家委会的事务(那是一分钱也没有的工作)和家务,结果一天终于倒下了。我和姐姐吓得嚎啕大哭急急忙忙地找来平板车我在前面拉着姐姐在后面推着把母亲送到厂医院。父亲呢,已经几天几夜的在车间里紧盯军工产品根本回不了家。
经过医生的救治母亲醒了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不许我们告诉父亲。医生说如果母亲的浮肿到了胸部“那就没救了”。医生按照当时的政策给母亲开了10斤糠面,说是治疗浮肿很有效。把母亲送回家没等母亲上了床我就拿起口袋跑到粮站去买糠了。到了粮站才发现我连钱都没有拿。幸好售货员是同学的妈妈认识我说先把糠拿回去再把钱送来。
就这救命的糠,母亲还舍不得她独享。病稍有好转,她就挣扎着病体,找来箩子把糠面萝了一遍,箩下的比较细的糠面,她给蒸成窝窝头,先让我给在厂里的父亲送了几个。剩下的让我们几个孩子吃。而她呢把剩下的粗糠面搅和了一些菜叶子煮成糊糊吃。看见母亲如此做,我和姐姐很难受,直求母亲吃糠窝窝但母亲就是不吃。粗糠的味道我在农村插队时,为了成为真正的贫下中农,我曾经多次吃过。那是很难吃的!吃进嘴里满口腔转就是咽不下去,强咽下去拉的嗓子眼真疼。而且大便都不好解,还拉的屁眼都疼,真是上下不舒服。
那时候上级为了确保钢铁生产,钢铁厂的工人们的口粮还是有保障的,但不少工人家属都涌进厂里来了,当然工人不能不管。所以把粮食都省出来自己的老婆孩子吃也就是一份粮食几张嘴吃。这样一来工人就吃不饱了。有的工人也因此饿昏在岗位上有的还险些栽进钢水槽里。父亲为了解决这问题,多次跑上级或者驻军求救,虽然有点救济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于是父亲顶住压力,号召工人们利用空闲地种植瓜果蔬菜弥补少米之炊。工人们积极响应,家属们自然不甘落后,所以很快全厂的缺粮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但父亲提出的“以菜代粮”的口号被人小报告到了省委。当时的省委领导来了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提出的是“以糠带粮”,还讽刺父亲“你们陕北人就是直肠子,饿的快”。虽然地委领导再三为父亲辩解,以后省委还是把父亲调离钢铁厂,“他不是‘以菜代粮’嘛,到粮食局去”。据说那位主要负责人有这样的话。
父亲工作的又一次变动,我们自然又搬迁了。新家位于竹根滩上,那是一座解放以前修建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到新的地方母亲仍然被推举为居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整天忙于事务。我们自然是上学的上学,弟弟则进了幼儿园。
我们新家是两层,楼下住着单位的副职。由于父亲的到来,他没有当上一把手所以对父亲非常不满意。这种情绪也带来他的家属对我们的不满。由于木楼结构二楼上走动一大楼下是有响动的,那位副职经常在单位说我们几个孩子上下楼走动动静大,他无法好好休息“工作就不得力”。而他的老婆也经常讽刺母亲“假积极”啥的。更令人生气的是,他们的孩子时不时的趁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殴打年幼的弟弟。有一天我正好感冒发烧在家休课,他们又以弟弟走动大而殴打他。其实弟弟是看见我烧的满脸通红,他打算下楼到楼后的厨房了给我端点水喝。当弟弟下楼后副职的老婆大喊大叫说弟弟走动的带起灰尘漏到他们的饭盆里了。他家大儿子(比我大一岁多不到两岁大可个头却比我矮。个头高是北方人的优势吧)随着他母亲的叫喊声竟然跑上楼冲进我们家不容分说就对我弟弟连踢带打的。弟弟端的缸子也被打的掉落在楼板上“噹”的一声。
本来发烧非常难受正卧床的我,听到弟弟的哭声和他儿子的叫骂声以及缸子摔在楼板上的啶噹声,一股无名火腾的就上了头,我啥也不顾了翻身起来跳了下来,连鞋都没有穿,冲出里屋到了外屋,弟弟坐在楼板上正在哭,人家正伸手还要打弟弟的头。我大喝一声“你要干啥子”就扑了上去狠狠一拳就把他打倒在地上了。这一拳打的很有力而且位置恰好在右眼眶上。他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就倒地轮他哭喊了。他妈妈听到后连忙也上了楼,伸手就要打我被我躲过了。我一不做二不休立刻扑上去跟她扭打在一团。也许人家毕竟是大人不好意思跟我厮打也许是真打不过我,三五个回合下来她也被我打倒在地咧着大嘴哭了开来拉起她的孩子就下了楼。上哪去了,到单位告状去了以后听说父亲正在市委开会又哭着到市委去告状了。
这件事他们错在先而且我们还是孩子所以他们没有占到啥便宜,而且那孩子和我同校。第二天一到学校就被我再次修理了一番,结果连学也不敢上了。直到父亲严厉责令我不许再打人家了才偷偷摸摸的到校就那样看见我就躲开了。当然,再也没有发生弟弟被他们殴打的事情。
这处新家对弟弟来说真是不幸。大概是为我端水被人家打了一顿吓着了。没有几天就发烧住院了。那次很危险!弟弟烧的全身抽搐直翻白眼。我背着弟弟和母亲往医院赶,一路上母亲急得直哭,感染的我也直掉泪。闻讯飞步而来的父亲从我背上抱起弟弟大步流星的朝医院飞奔,我还要小跑才能赶得上。那次弟弟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院才康复。有一天傍晚我和母亲探望他要离开医院,弟弟嘶声哭着要跟我们回家,当时他满脸泪水自己从儿童病床爬起来穿衣服,那情那景,母亲见此也流了泪,逐停步不走了,那天晚上母亲就在床边坐了一夜陪着弟弟。
就在这处新家,弟弟还患上了百日咳。整天咳嗽的小脸憋得通红好几次气都背了过去。母亲听人介绍一位江中医治疗此病很有效但人家不出门诊,于是母亲抱着弟弟去求治。当然由于有父亲的名望更有医生的良知,江大夫给弟弟开了三服药因不在门诊人家没收一分诊疗费,三服药吃了,纠缠弟弟半个多月也刺痛全家人心的百日咳就被祛除了。为答谢人家的医德之恩,母亲到粮站掏粮票和钱买了四斤七二粉挂面,我陪同母亲给江医生送去,人家再三推卸但经不住我们再三请求还是收下了。但就是这样一件事,父亲得知后大发脾气,认为母亲这样做是破坏了政策,当时的七二粉产品只能给高知高干享用。父亲还动手打了母亲呢。这也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动手打母亲也是最后一次。当然这事要放在现在,恐怕人家会认为是天方夜谭咧。
1964年随着父亲工作变动,我们的家又搬迁了,新家在乐山县城。刚搬迁过去也是暂住河街某单位腾出的一间教室里,那比在泸州的会议室还要亮敞。就是厕所不好,男女共用,谁进去得插门,而且单位食堂饲养的几头猪也在那里面其气味可想而知。
我们从竹根滩搬迁那天,我突然发了急症,呕吐不已。家人都忙着收拾东西,我自己到街上的一个韩大夫诊所,韩大夫给我把了把脉看了看舌头说中了暑气当即开了两角钱的中药听说我们家又搬迁呢,大夫就让药童在诊所煎药让我喝了药才让我离开。等我随车到了乐山,就好了,跟没发生过这事一样了。
刚到乐山的新家,父亲请帮助搬家的同事们吃饭。派我到街上酒馆买些猪头肉四川话俗称“猪儿杠”。我呢不懂市场的行情所以闹了场笑话。父亲给了我5元钱要我买一斤或、二斤猪头肉。我呢到了酒馆就忘了父亲的话所以告诉酒保买五块钱的“猪儿杠”。人家半信半疑的问了我好几遍是不是买五块钱的,我还不耐烦的说你问个啥子嘛,就是五块钱的。结果人家称了后切了满满冒尖的一脸盆“猪儿杠”,我双手端着一路抖颤不停费劲巴力的端了回来。叔叔们都笑着说父亲大方“买好多肉慰劳我们”。父亲则尴尬的笑了一笑。那盆子肉,连我们一家5口人加上人家四、五位愣没吃完。这也说明当时四川的东西实在是便宜。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搬到陕西街的粮食局后山宿舍,住进了楼房一层。这楼房前后串通三间。除了后间,还有厨房一间。如同在峨眉山的住房一般。以后才知道这房子的设计师都是一个设计所的专家设计的所以基本一样。只不过乐山的是两层楼而峨眉山的是平房。乐山的家也是我们家在四川的最后居第。

1969年4月,被父亲严令脱下尚未捂热的新军服的我也是在父亲的严令下离开了出生和生活了十七年的四川,到了陕北黄土高原的小山村插队。我们的家又一次搬迁了。
我们去插队的小山村位于安塞的一个山沟里,那是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时,父亲随同他的父母亲从原籍米脂(以后划为子洲县)一路逃荒要饭落脚的地方也是父亲参加红军的地方。当时我的奶奶和叔父们也在那里居住,父亲自然对这地方的感情非常深厚。所以要我们去那里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次的搬迁费了劲。因路途遥远家里不少东西无法携带只好送人的送人扔掉的扔掉。我的损失也不小!那时代我冒着政治生命受损而留藏的红岩、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李自成、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以及一期都不差的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科学与技术、中学生、故事会等书籍杂志偷偷地在一个月黑杀人夜的晚上付之一炬。带回陕北的就是精装的毛主席选集和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在小学自己组装一直伴随着我的矿石收音机也被解体了但没有办法。总之这次搬迁,我们家在四川二十多年积累的家具和生活用具基本淘汰光了,也就剩下一些个人的衣服被褥而已。
小山村的家倒是新鲜,一孔土窑洞。刚开始雄心壮志的我还高兴地不得了,因为住上了毛主席曾经也住过的土窑洞嘛。刚开始那觉得我们这光荣呀,这伟大呀,我们改天换地的第一步这就迈出去了嘛。因为住的是土窑洞嘛。“土窑洞的灯火映红了天”,歌词都是这样写的嘛!
土窑洞有历史了,当年父亲就在这里住过!以后队里一直当仓窑用。这次我们插队回去了。队里就把它腾出来让我们居住。当时,队里要给我们修新窑也有政策,但父亲说队里有困难不许修。
这孔窑洞不大,宽两米,深三米,陕北特有的炕就占了一米八。所以进了门一步就可以跨上炕去。炕的右边是锅台,左边放了三口陕北特有的陶瓷缸就塞的满当当的地上站两三个人就转不开了。在我们搬进去前,队里对窑洞进行修缮时,父亲当时倒提出把窑洞再打进去二米“宽度也往外再旋一些到三米左右”。但是有经验的匠工们仔细查看的山势土面后,建议不要再动了“再深再宽了恐怕撑不住”父亲就不再坚持了因为父亲知道人家说的对。
我们在陕北的第一个新家就落在了这个母亲形容为“戳皮啵啵”的旧窑洞里。我就在这个新家体验好几年的农村生活。白天我同社员们一起做农活,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继续读书学习。在农村我经常读的书除了毛主席选集和那本翻得破烂不堪的赤脚医生手册,更吸引我的是那年我偶然在县革委会军管组张组长,他是父亲的干儿也是我的干哥。在他那里,我寻觅到两本文革前出版的书,一本是苏联刑法学,一本是内部发行的公安工作手册。我告诉干哥哥我想学,干哥哥翻了翻说了句不要让人看到就给了我。可以说我的法律之路就是从那里启程的。
以后知青返城和招工我们不在山村居住了,父亲呢也从四川调回延安工作。我们的家又搬进了延安城。不过,我在新家住了没几个月,我就参加革命工作走了。打那以后,我就不再是我们家的常住户咧。
就父母亲而言,虽然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再没有调动过了,但家仍然是按照单位要求东挪西移的,砖窑洞住过,石窑洞住过,简易的平房也住过。
随着改革大潮,一些人尤其是领导干部或者有点权的都设法占块地盖几间私房。那时我在当地也算是有些权咧,做点啥事也是不难的。有一次我回家去看望父母。那时父亲的宅子“恰好”被单位安排在臭水沟旁的平房居住,不要说夏天就是冬天那水沟里都散发着令人非常难受的气味。这,也是一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革命老干部享受党的高级领导待遇的宅子。我在寒心之余,不由的建议父亲由我找块地皮盖几间房?“起码不要再这样搬来搬去竟然住在臭水沟胖闻臭味!何况你革命一辈子了,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嘛。”但父亲就是不同意“利用职权搞地皮,这是败坏党风,占国家和人民便宜的坏作风,不能干!”他不仅不做还警告我们也不许这样做!“不管别人咋接,我们谁也不准这样干!”我听了后只得说他不知道当今世态已经变得是个啥样子了,但心里非常佩服父亲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如此之坚定。
长期的革命生涯使得父亲的身体隐藏着严重的疾患,在职期间他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身体当回事,结果等他离休了各种疾病来了个总爆发。虽经治疗可惜病入膏肓医院也是无力回天。
那天正在外“尽忠”的我接弟弟电话说父亲要他向我要一千元钱,干啥?弟弟说这回父亲想明白了,要修“私宅”了!父亲要我们给他修的私宅,就是给他修建他百年以后的墓穴。而且修在哪里“父亲生前已经选好地方了。就在当年他和战友们曾经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贾家梁”。
听弟弟传达完父亲的训示后,我深深叹了口气“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我当即给弟弟寄了修建费用。修建过程则是弟弟和几位堂兄弟们主持的。作为长子的我因“尽忠”没有回去亲自主持修建父亲唯一要求建设的私宅甚为遗憾。不过为了“尽忠”这二字,我已经“甚为遗憾”多次了!按照故乡民俗,我们用红砖给父亲建了一孔窑洞式的“私宅”。
转过年来父亲去世了。他连自己的“私宅”是个啥模样都没看见。以后,我们以一场简朴又隆重的仪式把父母亲合葬在这里。革命七十余载的父亲终于拥有了再不用东奔西颠的唯一一处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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