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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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到底有多少难民?这是个当地人不易回答的问题。据香港社福界预估,目前居住在香港的难民超6千人。

香港元朗的一座乡村铁皮屋内,来自印度的Sateish缓缓地打开房门,探出身子。5年前一个月色昏暗的夜晚,他在偷渡者组织下悄悄进入香港。抵港后,他向政府提交了庇护申请,称因为政治原因来香港避难。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酷刑避难者,是被香港划为“难民”的三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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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日,一名非洲裔难民,躺卧在繁华路段的人行天桥上,试图以静坐的方式引起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香港并非1951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地区,至今仍然如此。出于人道主义,香港政府为在入境事务处注册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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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孟加拉国人Arif,原本的避难目的地并非香港。他原计划前往爱尔兰,因受中介欺骗,最终滞留香港。他称自己在本国家庭条件优越,拥有6个房间的大房子,开宝马,但后来受到政治压迫,不得已逃离本国。现在他的父亲过世,母亲躲在乡下,妻子已跟他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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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f住在沙头角附近一偏远地区的铁皮屋内,不远处就是深圳。难民们把这样的住宅称为“贫民窟”。多数难民每月可获得香港政府提供的1500港币的房租补助,但这点钱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难以租到房,难民只能住在远离市区的铁皮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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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铁皮搭建成的简易房屋卫生环境恶劣,厨房和卫生间多至十几人共用。一名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正在厨房内清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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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印度的Pola和巴基斯坦的Mah躺在铁皮屋内休息。他们反映,居住的铁皮屋不仅夏天闷热,而且时有漏雨。在夏季台风频繁光顾的香港,屋顶漏雨不仅是烦恼,且容易引发漏电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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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难民集中的房屋内,简陋的砖墙上贴着从杂志上剪下的美女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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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难民服务机构Vision First称,部分难民所居住的房屋是由猪圈改造而成,从半人高的水泥围栏可以看出猪圈的“影子”。现在有十几名难民住在这座类似猪圈改建成的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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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离市区遥远,信奉伊斯兰教的难民在铁皮屋附近的简陋住房内建起了临时的清真寺,以实施一日五次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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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巴基斯坦难民来到位于湾仔的香港社会福利署寻求帮助。中间身着白衣的难民因非法入境被拘留释放后,一直处于无处栖身状态。一旁绿衣的同伴能讲流利的粤语,协助同伴向社会福利署官员说明情况,以期望能得到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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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难民都住在郊区的铁皮屋内。部分难民向提供难民服务的“国际社会服务社”投诉,而最终获得了相对好的住房条件。居住佐敦道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Ismail自称受到邻居的不友好对待,晾在公共区域的浴巾曾被人用来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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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香港多年的难民逐渐学习到了港式民主。一部分积极争取避难者权益的难民成立了“难民联会”。他们每两周开一次会,讨论和表决组织内部事务。这天,他们举手表决以确定联会主席换届选举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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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已经获得难民身份的难民,还是正在申请难民庇护的逃亡者,在香港都不具备合法工作的权力。非法工作,在香港将面临最高罚款5万港币和入狱两年。这样的惩罚和一些轻罪相当,甚至更重。几名无所事事的非洲裔难民在一栋民居的天台上敲打非洲鼓,是他们打发无聊时光的一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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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斯诺登待过的重庆大厦,是香港南亚裔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电梯间外的两个监视屏让外人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电梯内的一举一动。重庆大厦治安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去年曾有大陆女大学生在此被南亚裔人士强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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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鼓,起源于西非部落,属于土著民族的传统乐器,通常由羊皮或牛皮制成。非洲难民们有时会获得邀请,在本地的学校内表演打鼓。有研究者指出,不允许难民合法工作,只会将难民导向犯罪,从而从整体上污名化难民群体,将难民贴上懒惰或者罪犯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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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们商讨组织内部事宜时难免产生摩擦。来自多哥的Abrahin和巴勒斯坦的Ismail发生了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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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人Sabir因娶菲律宾妻子皈依基督教,受到家乡民众的仇视和攻击。他说,早上出门后就不知道晚上是否还能活着与妻女相聚。6年前,怀揣着在香港旅游时留下的良好印象,他选择逃到这里,后因非法入境入狱。他记得在法庭上,法官说“你们难民是香港经济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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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环,在“难民联会”组织的静坐活动中,路过天桥的两名香港本地长者向周围的人问路。已学会少许粤语的Sabir主动用并不流利的粤语尽力为两人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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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每月的交通补助是200港币,以及每月1500港币的住房补助和价值1200港币的食物(实物补贴)。香港政府每年拨款超过2亿港币给NGO国际社会服务社香港分部,由后者分发给难民。而据香港2013年发布的贫困数据显示,一人家庭月收入的贫困线为3600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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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r扛着女儿出门,在楼道偶遇香港邻居。难民在与香港本地人的接触中,比较避讳提及自己的避难者身份。他们担心,自己会因身份问题受到本地人的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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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逃到香港的Sabir在3年前将妻女接来团聚。尽管一家人向官方提交的避难申请还未获答复,他们已经在香港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2年前,已经有了2个女儿的Sabir在香港迎来了自己的第3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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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黑,处理完“难民联会”内部事务的Arif辗转地铁和小巴,返回自己的住所。他从市中心回到位于沙头角附近的住所需要耗时1小时,花费的公共交通费用为60多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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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是在伊朗长大的阿富汗难民,在香港生活超过8年,与许多难民的关系比较融洽,他正和一名难民的孩子玩耍。幼年时,他因阿富汗内战随家人逃至伊朗,后因其他原因又从伊朗逃离,辗转东南亚多国,最终落脚香港。目前,他是香港难民联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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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r和Gina一家有5口人,相对获得了较高的住房标准。即便如此,房间的面积也仅够全家人在地板上睡觉。Sabir抱着在香港出生的小女儿Hannah,渐入梦乡。即便未来充满变数,他和家人随时可能被逐出香港,他说,自己感激香港,能让自己拥有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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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交通费昂贵,Sabir的孩子就算放假在家也很少出门,多数时候只能趴在窗台向外张望。对难民的负面印象导致香港社会对难民身份的猜疑。身份甄别工作已经交给制度,然而这种判定之前非罪化的文明社会基本常识,在香港并不普及。香港和难民的生活之间似乎一直隔着片“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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