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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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的该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第三战区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此事件缘于国共摩擦激化的黄桥事件(1940年10月3日-10月6日)。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

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的该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第三战区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此事件缘于国共摩擦激化的黄桥事件(1940年10月3日-10月6日)。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听命于延安的共产党;毛泽东曾经就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1]:……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卷第三九四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中记载: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德勤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零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所以新四军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不时与同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1940年10月初,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共产党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于交战过程中,击败总兵员达三万以上的韩德勤​、陈泰运部队,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而称为“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的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但黄桥在3个月后被日伪军攻占)。

“黄桥战役”中国国民党被歼灭主力部队近2万人,一个中将军长(李守维)和一个中将旅长阵亡。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军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极大的影响了国共关系。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两党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中日战争战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最近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泰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十八集团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吉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1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不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全部移到黄河以北,只“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新四军失败的原因

不少研究者以皖南新四军惨遭围歼的结果,逆推出皖南新四军所选择的北移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是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如童志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刘庭华《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陈枫编著的《皖南事变本末》、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等均持此说。黎汝清同志在其所著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更认为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北移路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如李良志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即持上述意见。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对皖南新四军选择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不能一概否定,南下茂林的路线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路线。

应当承认,由于临时改变路线,不可能对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顽40师的装备与战斗力缺乏了解,有轻敌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南下茂林的路线是错误的,甚至认为是“绝路”。

据武之棻回忆:当获悉新四军由泾县云岭南进茂林,有可能进入天目山地区时,上官云相十分紧张地对部下说:“这次作战是胜败的关键。如果让新四军冲到旌德,那里空虚没有驻军队,纵然再增加一倍兵力,也难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若想在后边追着打,那是走不赢的。”如果皖南新四军在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后立即行动,一来可以在政治上占据主动,二来斯时顽40师尚未赶到星潭一线布防,我军一举突围还是可能成功的。即或退一步说,1月7日,我军被阻星潭,形势、地形、时间均对我不利,但如果当时能果断地下决心,不惜牺牲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也是可以突围出去的。

事实上,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哪条北移路线,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

那种把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看作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是不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阴谋事件?

按大陆过去长期的历史观点,认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并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哪条北移路线,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但随着两岸资料的开放和研究,以杨奎松为代表的一些大陆历史学家现在认为,皖南事变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蓄意为之的阴谋,蒋当时并无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精密计划。

首先,在黄桥之战韩德勤部遭受重大损失后,军委会军令部于1940年11月14日将暗中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交给蒋介石请求批准,但蒋出于抗战全局考虑,认为这样的计划势必会导致国共全面内战,故而一直拖延未签。直到11月29日新四军再次发动进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后,蒋才于12月7日正式批准《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可尽管蒋签署了该计划,蒋仍然心存避免国共全面冲突的希望,他表示“此部署和计划可照办”,“惟需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具体时间”。也就是说,在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之前,蒋是没打算签署《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的;即便签署之后,蒋也希望能避免最后的全面冲突。

其次,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资料都证实,最初国军第三战区顾祝同在叶挺的请求下,本是允许皖南新四军东进再从苏南北渡的北移路线的。是11月29日新四军再次发动进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后,蒋才于12月10日致电第三战区顾祝同“查苏北匪伪(指陈毅、粟裕部)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以规定路线亦可”。也就是说,在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之前,国民党对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是很宽松的;在曹甸战役之后蒋不允许皖南新四军走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只是为了防止苏北、皖南新四军合兵后继续进攻韩德勤。蒋更改新四军北移路线是因为曹甸战役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而不是事先就有阴谋。

第三,中共资料称李品仙曾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新四军,这确实是事实,只不过这是10—11月间的事,因为当时新四军叶挺与第三战区商定的北移路线还是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李害怕皖南新四军北上,与自己辖区的新四军会合再次制造类似黄桥的事情,才做的如此部署。但当12月10日后蒋介石、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直接北上从铜陵、繁昌一带渡江在无为集结时,12月12日,蒋已明令李品仙部配合新四军北移,李部也照办,并于12月30日回电蒋,称:“(一),黑沙沟至姚沟为该军(新四军)登陆地点。(二),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也就是说,蒋在12月10日命令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以后,并未下令李品仙于江北阻击,反而命令李部给新四军准备好登陆点和集结地,李部也照做了。

第四,蒋介石、李品仙等人的电文和计划中,尽管有解决新四军等语,但前提均是“如八路军新四军不遵命令”。如12月10日蒋致电顾祝同“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来年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前提说的很明确。再如江北的21集团军李品仙亦于12月28日做出决定称:“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前提说的也很明确,也就说如果八路军新四军途经皖北自己地盘时不遵命令赖着不走,才“廓清之”。而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是12月29日才拟定的,也即蒋给新四军北渡的最后期限的前2天,这也是为了防止新四军不遵令北移而制定的。也就是说,蒋介石、第三战区当时均未下达过诸如“新四军遵令北移亦要攻击”之类的命令。

第五,在新四军一再拖延,逼近了规定的“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时,蒋为了避免双方真的全面冲突,于12月25日在重庆特地召见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这些话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蒋在最后关头极力想避免冲突。

第六,1940年12月31日最后期限到后,蒋在听取第三战区汇报的叶挺陈述的所谓种种困难后,也并没有命令发动军事进攻行动。顾祝同在体会到蒋的不愿真正冲突的心思后,在1月3日给蒋的电报里,他还在替一直找借口推迟开拔日期的叶挺说好话:“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蒋也于1941年1月3日致电叶挺要其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直到此时,蒋还是抱着新四军能遵令北移的希望的。

第七,在新四军军部于1941年1月4日突然南下茂林时,蒋介石与第三战区均不知情。直到1月6日新四军与刚刚到达三溪镇的国军第40师搜索队相遇,第三战区这才知道新四军确已南下。也就是说,第三战区并不是预先针对新四军军部南进茂林,而特意在茂林以前山地设置陷阱。而蒋直到1月8日上午,才接到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正式报告,得知新四军军部没有遵令北移而是突然南下。

第八,第三战区同新四军交战后捷报频传,重庆军事高层中不少人如白崇禧主张趁机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全面围剿。而蒋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并在日记中批评白“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而且在1月15日的军委会会议上,多数与会人员均赞同白崇禧“取消该军(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的主张,但蒋却一再犹豫,在考虑了一夜之后,蒋才勉强于16日晚表示赞同白的主张。也就是说,尽管皖南战事已起,蒋依旧不想将事态扩大化,以免影响抗战大局。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2]

皖南事变后续

主要人物结局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遭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

3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在全国人民的怒骂声中,蒋介石不久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失事,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挺妻子李秀文及孩子。

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人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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