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孝荣:中越应建立新型的大国与小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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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的中越关系,要求双方都放弃一些传统的手段和原则,包括拉帮结派对付敌手,以对外冒险转移或转嫁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家间纷争,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要互相允诺:君子动口不动手。

(联合早报网专稿)就像一首著名越南歌曲所唱的那样,越南与中国“山连山,水连水。” 这首“越中友谊歌”诞生于1966年,那是越南的抗美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而当年创作和传唱这首歌的人们一定也真诚地相信,中越两国能够山水相连是多么幸运的事。作者杜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不曾预见,仅仅13年后,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和越南就将兵戎相见,而两国大动干戈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他曾经热情歌颂过的青山和绿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虽然中越之间实现了停战和关系正常化,但围绕着中越边境地带山山水水的争议一直是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也是最有可能引起中越之间新一轮冲突的问题。

越南人如何看中国

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越南人也许是最不能接受“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一中国人的自我评价的了。中国人可能难以想像,当今许多越南人对于中国的印象比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好不了太多。自同志加兄弟的时代结束以来,由于官方宣传的影响,一般越南民众印象里的中国就是个时不时就想扩张一下的侵略者,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印象是有据可证的。从中国汉朝到五代十国时期的一千多年间,今天的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在当代越南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一千多年的所谓北属时期就是中国对越南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在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之后,中国的宋元明清各代都曾经对越南用兵。从越南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每一次用兵,不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都是一场侵略,而令他们特别自豪的是,每一次侵略都是以中国的失败收场。在越南民族记忆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一些民族英雄,从早期的二征夫人,到后来的李常杰、陈兴道和黎利,都被看做是在抗击“北方”(中国)侵略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的人物。中国人把1979年的那场中越战争叫做“对越自卫反击战,” 但在许多越南人看来,那场战争不过是中国漫长的扩张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的延续和发展。很多越南人担心,中国这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很有可能会为了争夺一片山和水而再发动一场针对越南的战争。记得有一次,一位越南朋友就曾半开玩笑似地问我:“你觉得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打过来?”

面对越南人似乎凿凿有据的指责,中国人已经制造出至少三种辩解。其一是,“我打过你,但你也打过我。”中国宋朝时期,越南的李朝就曾经趁中国军力疲弱,在今天的中国广西一带攻城略地,强虏人口,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其二是,“我欺负过你,但你也欺负过别人。” 中国对越南用过兵,但越南也曾多次出兵攻打居住在今天越南中部和南部的占婆人和高棉人,而这两片土地后来都成为越南的战利品。1979年中国攻打越南,原因之一也是越南当时正在进攻柬埔寨。其三是,“殖民和侵略那些坏事都是中国过去的封建王朝干的,与现代的中国革命人民无关。那些中国封建统治者其实是越南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些辩解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似乎并没能改变越南民众对中国的印象。

越南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不只关乎对历史的解读,也会对现状和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在政策层面,这种有关中国的负面印象至少有可能产生两方面的后果。第一,因为习惯于把中国看做潜在的侵略者,而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意愿,越南人容易把一些在中国方面看来合理合法的行为解读为挑衅性行动,或是夸大中方某些行为的挑衅性,并因此造成误判甚至过当反应;第二,因为把中国看作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大国,越南领导人和民众出于维护民族主义立场和树立民族主义形象的需要,不容易对中国做出妥协。越南民族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敢于和善于反抗大国。在历史上,他们曾多次抗衡地区强权中国。在二十世纪,越南又先后与法国、日本、美国和中国等大国开战,而且都表现不俗。越南人有不屈服于大国甚至挑战大国的自信,有孤注一掷、与对手拼个鱼死网破的气魄,而一旦中国的行为被解释为以势压人的话,就容易激发越南人强烈的抵抗情绪。人们喜欢设想并期待小国在大国的压力面前表现得顺从一些,事实也常常是这样,但越南并不是一个会轻易顺从的国家。

走出历史怪圈

大国的崛起常常会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为了摆脱这个世界范围的历史怪圈,中国和美国已经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中越关系史上似乎也有一个怪圈,就是在一段和平时期之后,总会发生一场暴力冲突。“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有时爱,有时恨,” 就是中越关系史的最简要的写照。每一次冲突,都不仅造成双方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仇视。为了两国人民长远的福祉,中越两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尽力寻求消除冲突并维系永久和平关系的办法。如果中美之间有必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话,那么中越之间就应该试图建立新型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很多人认为,中越之间的领土纠纷与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是相同性质的问题,而越南和日本一样,都是喜欢侵略“大而软弱”的中国的小国。这种认识显然混淆了是非,忽略了南海争议与钓鱼岛争端之间的区别。虽然与中国的纠纷有促使越南靠向日本的倾向,但南海的问题和东海的问题却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区别对待。

中越友好的理由

中越友好本来不需要理由,但如果一定要找一些理由的话,也并非难事。首先,两国之间交织着友谊和冲突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友谊对于双方都有利,而冲突则会给双方带来灾难。越南方面应该不难理解,虽然冲突对双方都不是好事,但由于实力上的差距,每次冲突中越方所受的损失往往会超过中方的损失。就算是越南得到美国或其他某个国家的援助,也很难改变中越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最近的例子就是,在1979年的那场战争中,越南的超级大国盟友苏联并没能为越南做什么。假设中越之间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的话,美国或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为越南提供实质性的援助。

但中国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与大国和平相处固然重要,与小国和平相处也同样重要。处理不好与小国的关系,特别是如果轻易对小国动武的话,也能给大国带来严重损失。二十世纪的两大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在处理与小国关系方面所犯的错误,要远远超过他们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方面所犯的错误,原因在于他们常常低估了小国的力量。中国应该避免走它们的老路。此外,与小国的关系最终总是会牵涉到与大国的关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越敌对时期的中越关系,其实是当时中苏冲突的一部分。如果中越有关南海的纠纷促使越南彻底投靠美国的话,那么中越关系就有可能变成大国关系的一部分,中越之间的问题也会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中国如何处理与越南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大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是西方国家所奉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受害者,但在中国变得日益强大的今天,不少中国人却开始为这种害人害己的主义唱赞歌。很多中国人非常不喜欢美国的霸道,但又非常渴望中国能够尽快变得像美国那样霸道。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应该摈弃。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官方立场一直是批判霸道行事而支持和平崛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双方政府都已多次表达过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两国历届领导人曾多次申明,中国和越南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他们希望中越关系能够恢复到接近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程度。中越两国政府还共同支持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但只要南海的问题不解决,这些美好的愿望就很难实现。

中越两国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是中越维系友好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据最近的报道,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国,中国货物占越南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也是越南出口的第四大国。此外,中国在越南的投资也从1991年的一个项目增加到2013年的近1000个项目,而中国的投资额已经占到越南外资投资总额的7%。这种经济联系总的来说应该是互利互惠的。正因为如此,最近的骚乱不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也损害了越方的利益。越南荔枝和其他一些产品的滞销以及下龙湾旅游业的衰落就是例证。从长远看,越方所受的经济损失应该会比中国更大。

两国的历史关系和地缘关系造成了中越两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相似性。在大中国范围之外的所有国家中,越南应该是与中国最相似的国家。历史上,越南传统社会深受儒佛道三教和中国典章制度的影响。河内的文庙应该是整个东亚地区保存得最好的孔庙之一,而胡志明和黄文欢等老一辈越南精英的汉文书法和诗作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近代以来,中国模式继续深刻地影响着越南。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过坚定的越南盟友,而越共走的基本上是中共的道路,而不是苏共的道路。越共有关战争、土改、民族关系、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政策,与中共的相关政策极为相似,而1986年以来越南的改革也基本上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翻版。当代中越之间的相似度要远远超过中国与朝鲜或新加坡的相似度。虽然两个相似的国家不一定就没有矛盾,但两国既然如此相像,就应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和追求,出了问题也应该更容易沟通和解决。

最后,中越之间不应该因为南海之争继续交恶的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两国政府已经向世界证明过他们有能力通过平等协商解决领土纠纷。中越之间的陆上边界,因为一些争议,曾经是洒满了双方军人鲜血的战场,但经过35年的漫长谈判,中越两国政府终于在2009年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彻底划定了中越陆上分界线。而在那之前的2000和2001年,两国政府已经签订了中越两国关于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以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为了这两份协议的签署,两国政府在27年间举行了多次谈判。在解决这些争议的过程中,双方都各有让步,而最后的协议都充分体现了理性和公平的原则。既然两国政府已经公平理性地解决了陆上边界和北部湾的纠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期待,他们也能公平地理性地解决有关南海诸岛的争议,而南海问题的解决将消除中越关系中一个最具爆炸性的障碍,为两国建立和平、平等、互惠的新型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创造条件。

作者为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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