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路党张昕竹大起底:国务院智囊竟是天则所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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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因勾结外企严重违纪被清退的国务院智囊张昕竹,是天则所骨干,任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与茅于轼、吴敬琏等人戮力推进我国“私有化--殖民化”的亡党亡国路线。这件事必须引起足够的反思。   反垄断专家张昕竹收受外国垄断资本贿赂遭解聘   反垄断成为近期的热词—奥迪、通用等外资车企传出身陷反垄断调查风波还没有过去,又一条和反垄断相关的消息昨天下午在网上瞬间被快速传播。12日传出消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


因勾结外企严重违纪被清退的国务院智囊张昕竹,是天则所骨干,任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与茅于轼、吴敬琏等人戮力推进我国“私有化--殖民化”的亡党亡国路线。这件事必须引起足够的反思。



反垄断专家张昕竹收受外国垄断资本贿赂遭解聘

反垄断成为近期的热词—奥迪、通用等外资车企传出身陷反垄断调查风波还没有过去,又一条和反垄断相关的消息昨天下午在网上瞬间被快速传播。12日传出消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之所以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是因为其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便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知情人士透露报酬高达600万),为其出具所谓“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中新网记者13日得到一份《关于高通许可定价的经济学证据——全球经济学集团白皮书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关报告》,该报告的第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向中新网记者证实,高通公司总裁第二次到发改委与反垄断局沟通时递交了该份报告。张昕竹还曾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发表在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系统的核心期刊《中国物价》上。

2013年1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证实,该机构已正式对高通公司涉嫌垄断展开立案调查。随后高通负责人曾三次到中国就此事与发改委沟通。前述知情人士表示,高通希望通过这份以官方专家组成员名义背书的报告,证明中方调查机构自相矛盾。

随后,经济观察网从相关部门独家爆料称,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发现中国社科院张昕竹收受了高通公司提供的“600万”资金,多次为高通公司辩护,并为高通公司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当张昕竹被解聘的消息出来之后,南方系澎湃新闻立即做了一篇《张昕竹回应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解聘:我帮外企说话了》的新闻报道,为张昕竹洗地。文中称,“张昕竹在接受澎湃新闻(thepaper.cn)采访时称,他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张昕竹被曝收了高通600万之后,澎湃新闻再一次站出来为张昕竹洗地。澎湃新闻发了一篇《张昕竹被指“收了高通600万”:回应称“扯淡”》的洗地新闻报道。此次一同出来洗地的还有财新网,财新网称“张昕竹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否认收了高通600万。”

南方系媒体澎湃新闻、财新网为何反复为证据确凿、勾结外企、严重违纪的张昕竹洗地呢?原来张昕竹的身份还有其神秘的另一面。

张昕竹的另一面:天则骨干 力推私有化

张昕竹——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主任

遭解聘前的张昕竹不单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常务理事。至今已多次参与社科院及天则经济所重大课题研究。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自己的网站(ccppp.org),该网站在《中心简介》中对自己做了介绍: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由天则经济研究所首倡成立。天则所为何首倡此事?该机构称因“天则所一贯致力于我国经济的民营化,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倡导成立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既符合天则所的一贯主张,还具有学术和政府、企业等资源方面的优势。”该机构的“基本目的”是推动我国“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和市场化”。 该机构中心宗旨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推进中国公用事业改革进程,用市场化推进城市化,为政府提供改革思路、政策和法律建议”。

(http://www.ccppp.org/Item/Show.asp?m=1&d=83)

《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年鉴》则对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更为详细的介绍。该机构为天则所下属机构之一,该中心主任与天则所行政机构所长皆由盛洪担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由张昕竹担任。该机构“研究内容”包括“外国的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文献翻译”、“ 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培训教材的编写”、“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情况与案例”、“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策研究,包括对目前各地区政策的收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招标程序研究”、“公用事业民营化后的管制框架”等。其业务范围则包括“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论研究,借鉴国外成熟理论与经验”、“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培训”等。

天则所机构

(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nianjian/unirule_yearbook_2010.pdf)

天则所该中心管理团队:

主任: 盛洪

副主任:余晖

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昕竹

顾问: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周其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林军(重庆市发改委外经处处长)

Michael J Rouse(国际水协前主席)

Peter Bradford(美国纽约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前主席)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作为天则所在中国推进私有化的重要机构之一,聘请张昕竹作为该机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并为其搭了一个学术顾问班子,在顾问班子中有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周其仁等,可见天则所对张昕竹的器重,也可看出天则所与张昕竹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这个机构里与张昕竹一起搭班子的茅于轼、张维迎、吴敬琏、周其仁,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年都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留洋深造后回国,推销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茅于轼、天则所于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这里对茅于轼此人多说几句,因为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理事长。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茅于轼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称:“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近百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直接间接都和西方有关。”(茅于轼:天则二十年;2013.7.26.http://maoys.blogchina.com/1580139.html)茅于轼打着为民间资本说话的招牌,鼓动国家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让所谓民间资本(其实是外资)进入,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汉奸、经济间谍。

茅于轼充当外国的经济汉奸,在国内发表言论肆无忌惮,诸如“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因而“有没有它不会有丝毫的影响”,诸如“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不必要”,诸如“有一些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诸如“应该纪念战败国(日本:笔者注)的阵亡将士”,诸如“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此“中国无需加强国防”此类,不胜枚举。

有人质疑其是为美国利益说话的“汉奸”。但他反斥之为迂腐,曾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义正言辞道:“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张昕竹:反国企垄断,护外资垄断

作为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与市场化”的机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昕竹的观点与他的同僚们基本一致。张昕竹经常参加天则举办的会议,如著名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发布暨研讨会,这个报告极力通过造谣和学术造假的方式攻击国企,力推国企私有化,被爱国学者揭露后已沦为笑柄;再如张昕竹也参加了“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媒体发布会,呼吁放开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让外资进入,等等。

除此之外,张昕竹还发表大量文章著作,以反垄断的名义推动国企私有化,例如他在《下一步是产权改革》一文中要求电信私有化(http://www.chinareform.net/show.php?id=5057),“目前存在的诸多矛盾表明,电信业经过了多次重组后,有效竞争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这也昭示着,在现有体制下,仅仅通过对存量重组的方式来促进竞争,其有效性已非常有限。解决有效竞争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让新竞争者参与竞争。……对于中国电信行业,真正需要解决的是顶层设计问题。无论是机制层面的问题,还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关键的顶层设计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长远看,最根本的顶层设计问题,就是要解决电信业的产权结构。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电信改革,都没有在根本上触及产权制度。 ”

然而,积极反对国企垄断的张昕竹,却不反外资垄断,反而干涉中国政府反外资垄断,已经涉嫌出卖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那么茅于轼创办、张昕竹任骨干的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我们看看之前黎阳等广大网民的揭露:

天则所是中国带路党司令部

“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好些东西只肯让外国人知道,不肯让中国人知道,在其中文网页上只字不提。只有看它的英文网页才能发现好些它不肯告诉中国人的东西。比如它和外国基金会的关系:(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

In addition, Unirule has, in recent years, built up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CIPE), the Ford Foundation, Alton Jones Foundation, 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IE), and others, as well as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irule also maintains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such as embass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India, Israel,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and Singapore.(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跟许多官方媒体和国外媒体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Unirule also has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the media, such a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entral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Economic Daily, China Daily, People’s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Securities, Time, The Economist, Reuters, the Financial Times, and other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Unirule has established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m.(天则经济研究所还跟媒体有着广泛联系,如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时代周刊、经济人杂志、路透社、财经时报等。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天则所就与这些媒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百度百科”关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如下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天则经济研究所”跟国内许多要害部门、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ianZeJianJie.asp)

仔细看看这些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国内著名院校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

再看看“天则经济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钱的“特约研究员”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用不着大费周折就不难看出一幅令人毛骨竦然的图画:

福特基金会—>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上层建筑各个要害部门—>中国决策。

想想吧,哪个“私人机构”能有如此神通,竟然同时跟那么多中外官方民间要害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中国的官方部门包括了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资委”、“发改委”、“外管局”、“社科院”、银行、海关、商务部、保险等机构;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了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外国的基金会包括了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国际组织包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什么“私人”如此神通广大,同时建立这么多“密切合作关系”?别的不说,谁见过允许中国官方部门与“私人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规定?你去找个部门建立个“密切合作关系”试试?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变成“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变成“中国内政”。换句话说,它是今日中国“带路党”总司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过是它的分支,或者说,是“美国福特基金会驻中国国务院代理处”。

如今“天则经济研究所”统帅的“带路党”能在中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能左右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能动员官方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能肆无忌惮围剿一切敢于抵抗外国干涉的力量,所以它们敢得意忘形叫嚣“宁要……不要”、“敢冒风险”、“倒逼改革”、“血路一条”、“死路一条”……华尔街也大声喝彩:“改革闪电战”。“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图穷匕首现”,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不拼个你死我活决不善罢甘休。

张昕竹被清退 还有多少带路党未被清理

位高权重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竟然聘请这样一位勾结外部势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严重危害了我国经济安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作为天则所骨干,张昕竹由于是国务院重要智囊,因此在反垄断领域成为头号专家,获得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和权力。然而,这样的人却通过鼓吹国企私有化来破坏我国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同时又通过违法犯罪的方式极力保护外资、巩固外资的垄断地位使我国的经济殖民化。这样一条无比清晰的“私有化—殖民化”战略,是张昕竹等被外部势力收买了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所故意执行的亡党亡国之策。这里更需要反思的是,这样一件国家经济利益遭到出卖的事件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茅于轼的汉奸言行早已为广大群众所揭发,并早已被军方内部片《较量无声》列为汉奸。同时,由茅于轼创办、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带路党性质也早已受到普遍质疑。张昕竹,作为汉奸茅于轼密友、带路党司令部天则所的骨干,竟然没有受到任何严格审查就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务院智囊,发挥重要作用,发生今日国家利益被出卖一事,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要真正反思这起犯罪事件并在今后避免重蹈覆辙,国安委等有关部门必须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资委”、“发改委”、“外管局”、“社科院”、银行、海关、商务部、保险、官方媒体等机构进行严厉审查,对其中与外部势力相勾结、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密切联系的人员进行彻查,对其中常年执行“私有化-殖民化”卖国路线的人予以清退,造成严重后果者必须以刑事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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