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本身就是长春人,近来跟某些人争论下长春围困战,这是我看到的最系统的那段回忆,愿十几万家乡父老灵魂得以安息,祈祷战争不要再光临黑土地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这个字在长春人叫PU,四声)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长春城内离主干道比较近的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二楼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