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吹捧起来的诸葛亮忠臣典型

待我饮尽这碗酒 收藏 7 296
导读:有三个原因,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巍然耸立。 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类诏书在历史上难得一见。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拥有取刘禅而代之的有利条件,但诸葛亮终没有取代。后世大多难以理解取代的艰难,难以看到诸葛亮处心积虑取代刘禅的准备,更没有看到五次“北伐”给诸葛亮带来的羞辱和打击,始终看不到诸葛亮的权力欲,看不到权臣和皇帝之间难以预见的变数,看不到和谐背后隐藏的血腥,看不到诸葛亮宦海多年,早

有三个原因,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巍然耸立。

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类诏书在历史上难得一见。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拥有取刘禅而代之的有利条件,但诸葛亮终没有取代。后世大多难以理解取代的艰难,难以看到诸葛亮处心积虑取代刘禅的准备,更没有看到五次“北伐”给诸葛亮带来的羞辱和打击,始终看不到诸葛亮的权力欲,看不到权臣和皇帝之间难以预见的变数,看不到和谐背后隐藏的血腥,看不到诸葛亮宦海多年,早已对宫廷杯葛留有预手,以为诸葛亮具有常人未有的高风亮节。

其二《出师表》中,那句 “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白,在政治和道德上有极强的欺骗作用,很符合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标准。其实,因为感激先皇帝,所以要忠于新皇帝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愚忠,愚忠与报恩之间又有了严格区别,有恩的报恩,有冤有仇的又该怎么办?当然是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如果这样,整个社会会在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任何制约的无序状态下运行,只留下阴谋与诡计,血腥和屠杀。更何况,普通人之间的报恩,是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假如因报恩而牺牲社会或他人利益,则为法律所不容。政治家手握国家权力,回报私恩时,常会以民众利益作礼品,当然没有可取之处。虽不可取,但最高统治者需要愚忠,需要臣下的报恩。所以诸葛亮这句根本不能成立报恩逻辑,却成为后世的行为典范。

其三,病死五丈原的悲剧结局,原是诸葛亮追求人格完善的策略,借以掩盖五次失败的责任,掩盖同刘禅之间的恩怨是非。后世不察,从而使他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

有如此资质,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当然要把诸葛亮美化拔高,树立成一面忠臣贤相的旗帜。

忠臣是一个腐朽概念。在专制社会,皇帝借助民众力量夺取了政权,立即将社会公权攫为己有,同时理屈气壮地公开宣布: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强盗逻辑指导下,构成了以皇帝为顶端的金字塔等级制度。不管皇帝如何好大喜功、战争频仍,穷奢极欲、腐化堕落,残暴寡恩、肆杀成性,无视民瘼、昏庸无能,全体民众都必须为他而生,为他而死,稍有懈怠,就是不忠;稍有不满,就是逆天;敢有反抗,就是罪及九族的叛逆、谋逆,本人须杀3337刀。

专制制度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皇帝是黑社会龙头老大,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不仅要靠军队威慑镇压民众可能产生的反抗,更需要一批忠实的鹰犬,忠臣就是应运而生的鹰犬类。过去将臣下划分为忠臣、佞幸等,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为皇帝个人利益作谋划,区别仅在于前者为皇帝考虑的比较长远,后者仅只是满足皇帝的眼前利益。从这里观察,佞幸也属于忠臣,他无疑忠于皇帝!

国无分大小强弱,都有资格林立于地球,一切恃强入侵者,都是侵略,都应该受到谴责。人无分贵贱贫富,都有自己合法的权益,依仗权势对之实行剥夺者,都是强盗。那种豢养强盗的制度,是野蛮的吃人制度,都应该抛弃。

民主理念民主制度不是到今天才忽然诞生,只是过去的闭关锁国,国人还没有发现而已。有了近代文化精英的启蒙,有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召唤,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专制社会是一种野蛮的丛林社会,是弱肉强食的强盗社会,是应该毅然抛弃毫不吝惜的社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随着新文化的迅速普及,现代社会不需要忠臣,需要亲民爱民服务于全体民众的社会公仆。公仆理论建立在社会公权属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的基础上,只要承认这一理论,皇帝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忠臣概念自然就成为历史垃圾。

经常听到一种教师爷式的教诲:要历史地看待这样看待那样。历史地看待问题原没有错,但是人文精神没有时效性,属于永恒。关心最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切身权益的道德标准,几乎与人类同步产生,不是现代才有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陈腐的“忠君”等道德标准,应该毫不客气地作垃圾处理。不能把“历史地看待”变成历史垃圾的庇护所,人都进入了现代社会,头脑还留在几千年之前,夹在门缝中多不好受!

尽管忠君思想与孟子民贵内容有很大区别,但是,中国历代最高专制统治者,总要阉割孟子而强调忠君,帝王标准遂成为几千年中衡量臣民的最高标准。而此时,中国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文化,已进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统称之为汤武革命;另一方面,又把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取代腐朽政权称为奸贼,把曹丕、司马炎等称之为“篡汉”、“篡魏”。称谓的混乱,表明精英文化人——专制制度的辩护士,已经沦入二元化道德的泥坑。

诸葛亮之所以受到晋武帝推崇,是因为幻想有诸葛亮之类的忠臣,能辅佐他那个傻瓜儿子做皇帝。陈寿秉承“当今”皇帝的意愿,将诸葛亮拔高为最高统治者十分器重的忠臣、贤相、廉吏,塑造出来亘古未有的三者一体的样板,亘古未有更显得难能可贵。

在专制社会士大夫眼目中,权臣异化走向君位都是叛逆,都应该讨伐。在讨伐叛逆中,更应该树立正面形象。周公辅成王而不曾篡位,这是有口皆碑的,但后世不察众多亲贵对周公的监督掣肘,而将他视为圣人,推上了儒家始祖的至尊地位。圣人只可以学习不能比拟,已被高悬于天际,可望不可及。西汉霍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曾有废立皇帝的惊天之举,却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萌动,应该说,他是旷古少有的不贰之臣。遗憾的是,他的子孙不争气,不仅招来杀身之祸,连其亲属也成为失火城头之下的池鱼,并给霍光形象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污垢——这个形象难以树立。管仲是春秋时代大权在握、出将入相的重臣形象,并使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的丰功伟业,但国君齐桓公是一道难窥就里的铁幕,管仲受制于铁幕。相比之下,诸葛亮是圣人周公最好的学生。

刘禅是一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不仅已有了可能,而且刘备的临终遗嘱,又成为诸葛亮顺理成章登上皇帝宝座的铺路石。然而,由于受派系力量的制约,更由于益州民众对蜀汉王朝的依附心理,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而是谨慎地,隐蔽地逐渐推进。凑巧的是,取代意图尚未公开,他已命终五丈原,从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这在专制社会中既难能可贵,又是整个社会之最需要,在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下,篡权往往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而社会需要安定祥和。

再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相比。他们父兄辈为之奠定了坚实的权力基础,当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后,就立即使军权异化并最终取而代之。其先祖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虽持重一些,也都有逼宫、弑主等宫廷政变。两相比较,更彰显了诸葛亮完善人格的魅力。《后出师表》虽是出自张俨《默记》的伪作,但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句名言,确实符合世人对诸葛亮的表层认识。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几成完人,而其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然不是将帅才具,率兵到涪城(今绵阳)抵御邓艾时,不能采纳黄崇依山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正确意见,致使邓艾部长驱直入包围绵竹。但是这只是才具。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乃父的“忠贞”衣钵,曾经拒绝了邓艾表封“琅邪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以壮烈战死为先父名节划上了完满句号。其孙诸葛尚带着负罪心情踏上战场,临出发时感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于是“乃驰赴魏军而死”。(见《三国志·诸葛瞻传》)诸葛尚之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其后代,后世当权者当然要大加推崇。所以,诸葛亮就成为统治阶级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至于炮制《隆中对》并游说孙权,造成国家重新分裂的罪责,历代统治从来漠视民众的基本利益,更何况诸葛亮高举着“兴复汉室”的政治旗号。但是,这面旗号经不起推敲,国家不姓刘,兴衰更替司空见惯,刘姓皇室气数已尽,理所当然得改朝换代。“兴复汉室”不能成为制造分裂的借口。

还有人为之辩解说“各为其主”。历代统治者都是这样,对发生在本朝本代的分裂活动严惩不贷,十恶不赦的重罪之重,首恶就是谋逆罪,是要夷其三族以至九族的。而对发生在前朝前代的分裂活动,都可以忽略不提或加以肯定。表面看来,这是道德二元化。之所以产生如此矛盾的标准,是他们始终坚持实用主义的利益原则。对本朝本代的分裂者残酷镇压,是为了确保皇位不发生动摇。对之前的分裂者加以肯定,是取其对主人的“忠诚”。他们希望臣下都能像诸葛亮忠于刘姓皇帝那样忠于自己。所以自古以来,大都把降官降将列入贰臣,尽管他们对夺取江山作出过巨大贡献。对不肯投降的前朝文臣武将,虽担心后患须得杀掉,但还要厚葬并隆重祭奠。更由于专制统治者视民众为草芥,是帝王将相这些整正数后边的一串零,独立存在时没有意义。所以对因分裂国家,或因穷兵黩武给民众带来灾难的行径,都视而不见,忽略不提。

陈寿写《三国志·诸葛亮传》时,虽有拔高之嫌,但仍将传主作凡人看待。所以也写了缺失。论及才能,陈寿写了:“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这是对五次“北伐”的考评,唯见其轻,不见其过。在论及其子诸葛瞻时,也有瞻工书画,名过其实的判词,这也是有根据的。

然而,统治阶级既然要高举诸葛亮这面旗帜。就必须洗刷掉旗帜上面的少许污点;要洗涮污点,就得推翻陈寿的结论。陈寿的结论不是那么好推翻的,他毕竟是位严肃的史家,结论建立在凿凿事实的基础上。如就事论事,尽管陈寿已经作古,但有白纸黑字的史实作依据,结论当然难以推翻。

深谙官场尔虞我诈鬼域伎俩的唐代名相房玄龄,避实击虚发一支“奇兵”,从陈寿人品入手进行否定。在他监编(相当于今天的主编)的《晋书·陈寿传》中,以道听途说作依据记述了两件事情。其一是,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对他们儿子说:“送千斛米过来,我会为你父亲写一个很好的传记。”因为其子没有送米,所以未给二人写立传。其二是,陈寿父亲是马谡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斩了,其父受株连处以髡刑;更加之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所以在为诸葛亮父子立传时,就写下诋毁的结论。以一代名相身份,要“诛杀”史官陈寿,犹如以榔头砸蚂蚁;又是从人品入手的,更具说服力。

中国人历来把人品操守放在首位,人品丧失了,还有何脸面说话!即令所说的都是凿凿有据的事实,谁也不敢再相信。房玄龄何等人物!他的唾沫星溅在墙上,也像钉子钉在木板上那样牢固。自索米说见诸《晋史》之后,当时甚有影响的史学家刘元济、刘知几都深信不疑。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宋代史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 此后,虽有众多史学家如崔浩、朱彝尊、钱大晰,赵翼等为陈寿辩诬,且证据充分,但仅限于被动地洗涮罪名,已无力也没有胆量再次确认诸葛亮的缺失了。房玄龄及其他史学家、政治家树立这面忠臣旗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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