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高度机密!中国“空军一号”绝密飞行足与美俄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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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专机乘用与政治待遇挂钩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领导人专机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据为中国三代领导人担任专机机长、曾任民航华北管理局局长的尹淦庭回忆,当年没有真正的专机,早期中国领导人专机相当节俭,甚至有点寒酸。   随着国力日盛,中国民航开始有了自己的“专机大队”,全职负责领导人的出访活动。领导人专机相应地提升了和国力匹配的配置。中国国家领导人专机的客舱布局与“空军一号”很像,前半段是首长席,中间是部长席,后面是一些客人、记者和随从的位置。部长席和客人之间还有工作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席位,主要是保

提起中国的领导人专机,不少人都会以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为蓝本展开丰富联想。事实上,现实中的专机并不像影视作品里那样“武装到牙齿”,中国的领导人专机亦不是想象中的神秘。与彰显美国霸权的“空军一号”、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总统专机不同,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空军一号”。尽管中国领导人出访专机任务由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国航承担,但专机飞行安全保障足与美俄比肩,只是在风头上略逊美国“空军一号”。

专机乘用与政治待遇挂钩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领导人专机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据为中国三代领导人担任专机机长、曾任民航华北管理局局长的尹淦庭回忆,当年没有真正的专机,早期中国领导人专机相当节俭,甚至有点寒酸。

随着国力日盛,中国民航开始有了自己的“专机大队”,全职负责领导人的出访活动。领导人专机相应地提升了和国力匹配的配置。中国国家领导人专机的客舱布局与“空军一号”很像,前半段是首长席,中间是部长席,后面是一些客人、记者和随从的位置。部长席和客人之间还有工作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席位,主要是保镖和警卫。

机上设施、配备比民航客机相对豪华,但远不是想象中的奢华。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可以发现,中国的领导人专机保持着朴素的内饰风格。中国领导人专机是否具备和美国“空军一号”、俄罗斯总统专机一样的空中办公功能、是否携带核密码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机上的通信功能足以应付出访期间和国内的联系。

据有关人士透露,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里,一般悬挂着国画,展示祖国大好河山。如2004年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悬挂的是张宪的中国画“水乡”系列;2005年,悬挂的则是张宪的油彩画“黄山”和“荷花”系列。

中国政府参照国家元首、副元首、上下院议长、总理、副总理乘用专机的国际惯例,早在1950年代就有规定。按规定,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一般由国航承担,国内考察则由空军承担,且均不是个人专机。国航承担最高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的飞机一般是波音747-400,亦有波音737、空客332执飞其他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建国前期为“伊尔-18”或包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尽管中国领导人出访专机和国内专机的飞行分属国航和空军专机师,但外媒引据资料分析称,这些飞机都纳入中国空军编制,有相应的军事代号。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现在乘坐的是2架波音747飞机,代号分别为CCA001、CCA002。

领导人国内专机的空乘人员均为空军现役,平时吃住也是在西郊机场部队大院,专机上她们则穿着国航传统的蓝色空姐服装,保持着空姐职业的微笑。

除国家领导人专机乘用规定外,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乘用飞机亦有明确规定,《民航执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乘机任务实施办法》按照不同级别,乘用飞机时享有不同级别的服务,如安保、舱位保障、调用机型等。

该办法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界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同志。此外,民航对其他省部级以上,军队在职少将以上的负责人;公使,大使级外交使节;由各部委以上单位或我驻外使领馆提出要求按重要旅客接待的客人的乘机亦有明确规定。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为保障领袖安全,建议毛泽东主席尽量不要乘坐飞机。因此新中国专机的第一位常客,是建国之初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乘坐的是苏制“里-2”型飞机。该机为苏联赠送,作为专机飞行,条件较差,很难远涉重洋。因此直至1960年代,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路途稍远一些,大都包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震惊世界,该机当时是中国从印度航空公司包租作为专机,赴印尼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

“伊尔-18”是1955年由前苏联伊柳申飞机设计局设计的一种中程运输机,最多可载客125人。“伊尔-18”飞机D型增加了航程,被20多个国家用作首脑专机。中国民航1959年开始引进,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国内专机和出访用专机。

1965年3月,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包租的是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罗马尼亚对中国代表团乘坐其他国家的包机感到不解,因为其他国家的元首出访都是乘坐本国的专机。这使周恩来坚定了“中国民航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的决心。同年6月,印有五星红旗和“中国民航”标志的苏制“伊尔-18”型专机,开始了中国领导人专机出访的首次跨洋飞行。

进入1970年代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先后从英国、前苏联、美国引进了“三叉戟”、“伊尔-62”、波音707等高空高速中、远程飞机,并连续开辟了北京到莫斯科、巴黎、东京等国际航线。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使用波音737系列机型作为领导人专机。1990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上升,国家领导人出访次数增多,而中国当时大飞机数量有限,难以确保专机任务完成。有关部门因此萌发了2001年购买波音767-300ER的设想,但专机窃听器事件发生后,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

进入21世纪后,波音747-400型飞机成为执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任务的机型。波音747-400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远程民用飞机之一,装有4台发动机,安全系数高,航程14205公里,能连续飞行15个小时;且机身宽大,设有上下两层,舒适性特别好。

与领导人专机一同发生变化的是,中国民航亦经历了隶属空军、交通部,再次划归空军、空军代管,直至1980年完全脱离空军,改由国务院直属的过程。随后政企分开,团职以下军人直接退役至民航,成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6家骨干航空公司。这也是国航为何承担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的原因。

对中国领导人为何没有专属的“空军一号”,国航解释说:“一架波音747每天停飞的收入损失及折旧等财务费用要4万美元,设一架专机,成本上看并不划算。”此说似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频率和双机备份的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国力及大国地位不符。

不过随着2007年中国“大飞机”项目再次上马,C919将作为中国领导人公务专机,打造自己“空军一号”的呼声渐起。此前,1980年代的“运十”项目曾一度被视为中国的“空军一号”,但却历经3次下马。

专机飞行非比寻常,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闪失。每次专机飞行,几乎都与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连在一起。“高度保密,万无一失”是专机飞行的唯一和最高要求。国内专机飞行任务一般由空军专机师执行,国际专机任务一般由国航承担。

无论国内专机飞行还是国际专机飞行,专机的调度、派出程序都相当严格,且高度保密。国际专机飞行一般由外交部发布领导人出访消息,但具体飞行时间、路线、编号、机型、性能均不对外公布。飞行任务由中共中央办公室下达至国航专机办,由国航专机办下达至国航飞行总队,再由国航飞行总队确定执飞机组、乘务人员。从命令下达至准备就绪,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

相对国际专机而言,国内专机飞行任务一般直接下达至专机师,专机师的专机大队开始做专机飞行准备,飞行路线、时间最后一刻才下达到执飞机组。机组人员也只是在出机前夕才被告知有重要任务,且往往不知乘机的是哪位领导人。对专机大队来说,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起飞。

北京西郊机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国内和出访的专机起降机场,西郊机场隶属中国空军,是一个干部数量比战士多的特殊部队单位,一般不对外开放。在正式出版的北京地图上,也绝对见不到西郊机场的痕迹。由于每年“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包机会降落于此的特殊原因,西郊机场成为一个军管的半民用机场。

专机每次起飞都可称得上绝密飞行。公众仅是在新闻报道中得知国家领导人乘专机抵达某个城市或国家。专机具体起飞时间、路线、机型资料均被视为最高机密,不为外界所知。

国航执行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采用包括美国“空军一号”在内的国际通行的双机备份惯例,即:一架飞机执行专机出访任务,另一架飞机暂停执行民航普通乘客的飞行任务,在机场静候待命,以确保专机任务完成。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完成后,又再次回归专机—民航通用、双机备份的飞行方案。

“所有专机任务都严格保密,该知道的人知道,不该知道的人也不会问。”曾任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客舱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多次执行周恩来、邓小平、xxx、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和众多国外元首专机任务的梁秀荣说。

做好保密工作,是保障专机飞行安全的重要环节。执飞专机的机组成员都有保密意识和保密纪律约束,“打死也不会说”几乎是每个参与执行专机任务的人员必须自觉做到的。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飞行机组一般由飞行组、乘务组、机务组、安全组构成。1号领导人专机的标准配置是:飞行组由专机机长、3名正驾驶、2名全球报务员组成;乘务组由专机乘务长和10位空姐组成;安全组则由民航总局公安局局长及3名工作人员组成;机务组由专机机务领队与4名机务员组成。

机组成员都经过精心挑选,政治可靠,技术一流,且多次执飞专机出访任务。飞行组、机务组、安全组全力保证专机飞行过程中的技术安全;在服务方面,乘务组则保证服务到位,包括航线、吃什么、飞行上的安全,都有详细的规定和预案。

据了解,对执行任务的专机机组服务要求非常严格。无论是多年来承担领导人的专机出访服务任务的国航“金凤”乘务组,还是空军专机师的乘务组,专机上所有卫生都必须自己完成。怕留下外来物,每个座椅、行李架都要检查,每个座椅的椅套亲自套,每个卫生间里的手纸和马桶垫,都亲自动手,按照服务规范操作。公开资料显示,国内专机机组成员均为空军现役,国际专机飞行组的机组成员大都是退出空军现役的人员。

空军专机师副师长王进忠在其《云中岁月》一文中透露:专机飞行同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具体规范。一本《专机工作条例》,从飞机状况、工程机械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到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合?林林总总,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

领导人专机出访要完成一次完美的出行,相对而言,国内安全保障略为轻松,专机离开本土后保证安全则复杂得多。

美国总统乘坐“空军一号”出访可谓兴师动众,除机组成员绝对保障飞行安全外,还会带100-200名带武器的保安人员,出访之前会把保安人员和汽车先行运至东道国,一般要运20-40辆车。如伦敦峰会,奥巴马就带了200名保安,40辆防弹车。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允许美国的带枪保安落地,如俄罗斯和法国。中国此前亦不允许。但美国总统布什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方同意可以带100名带枪保安,且停在中国机场的美方专机,中方人员不得靠近。此后,这就成了惯例。

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除飞机本身要有“好身板”,还需要地面人员很好的调度。专机的相关信息对外保密,在定制和改装时均考虑了各种不利因素,并且还有一套完整的应急措施。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虽不及美国总统出访时声势浩大,但在离开本土后,专机的安全保障工作亦不含糊。

首先,中国领导人出访是高度机密的事,而且使用的都是民航航线,专机的航线都经过精心选择,起飞时间对外严格保密。其次,外交部门会与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联系,要求降落点提供高级别警卫工作。第三,和美国总统出访一样,安保人员一般会先期抵达东道国,和东道国会商安全保障措施。

按照惯例,国家领导人专机飞行之前都有例行的航线考察,成立“专机航线考察组”。发达国家比较简单,搭乘民航班机考察航路、机场、保障的特点,再将资料带回来提供给专机机组就行。但中国领导人很多重要的外事出访活动都是未开通航线的国家,因此,委派先遣飞机、全程考察陌生航线,成为中国领导人专机出访的安全保障惯例。

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的地面安全保障还包括经停机场、东道国机场的航油、水、食物等的补给安全。每次加注航油均需采样化验,并留存。一般情况下,专机配备足够的食物和水,但需要补给时,亦提前通知境外地面专机保障小组准备。

专机停留在东道国机场时,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和美国差不多,均不允许东道国人员靠近。据国航空保支队一中队中队长南子建透露,专机飞行前数个小时的全面清舱检查,到达目的地后的监装监卸、警卫铅封到24小时不分昼夜的巡视、看护,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不得有丝毫纰漏。

2005年,南子建结合自己多年来在专机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积累的经验,与各专机安全保卫组组长一起编写了《专机工作流程及人员职责》,作为国航执行专包机安全保卫任务的基本行为规范。而后在2007年年初,根据专包机安全保卫小组人员配备的变化,又修订补充了《专机工作流程及人员职责〈三人制〉》和《专机工作流程及人员职责〈四人制〉》。

在南子建看来,专机飞行前的安全检查,考验的是保卫工作的细致性和专业性,飞抵目的地后的看护警卫工作,更多考验的则是安全保卫人员的意志力和协调力。

专机机组成员深知每一次专机飞行任务的重要性,但他们更习惯称国家领导人为“VVIP”客人,一方面是为缓解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带来的紧张,另一方面亦是保密的需要。在进入东道国空域后,专机会报号,东道国空中交通管理部门通常会实施特别空中管制。

执飞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领导人国内专机任务的是空军某运输师,亦被冠以“专机师”。专机师这支神秘的部队因“9·13林彪坠机事件”声名鹊起,此后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被熟识,缘于成立于1986年的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所谓中国联航具有军方背景即是指以该师为班底。

有关该师的资料散见于一些有关“9·13事件”的资料,但也仅限于此。直到2002年7月9日,《解放军报》首次披露该师执行国家领导人专机任务的专机一大队鲜为人知的飞行训练情况,再次引发关注。

该师在空军的地位极为特殊,直属空军管辖。“9·13事件”对该师的影响极大,当时几乎所有和事件沾边的人员均遭到隔离调查并调出该师,不得进入北京。直至1980年代,“9·13事件”在该师才尘埃落定。不过,包括曾任专机师副师长时念堂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受到调查处分。

一般而言,纳入空军战斗序列的飞行员不分训练任务还是作战任务,向来携带手枪、伞兵刀等自卫武器,但专机飞行员是例外,从来没有配发枪械。按照规定,专机机组人员不能带枪执飞专机。在专机师执行过的专机飞行任务中,奉命带枪执行专机任务仅有一次。据时念堂回忆,1965年12月10日,他作为专机机长,率机组赴昆明接罗瑞卿总长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空军司令吴法宪命令机组带枪执飞专机。

时过境迁,专机师并没有因“9·13事件”被停止执飞领导人专机的任务,而是经换血后重获信任,成为政治上绝对合格、工作中绝对可靠的专机部队。

该师所属执飞专机任务的飞机没有涂装空军“八一红星翅膀”标志,倒是有表示是民用飞机的民航国籍注册号。官方资料显示,这些飞机都是属于“中国联合航空公司”运营。中国联航2004年被上海航空重组,所属飞机大部分被该师收回。

据有关公开资料分析,该师专机大队大约有8-10架737系列机型供党政军高级首长作为专机使用。此外,还有数量不详的加拿大庞巴迪的CRJ-200飞机供军方领导人乘坐。“三叉戟”退出现役后,波音737系列成为专机主要机型。

该师专机大队机组成员要在飞行技能上自觉做到精益求精,必须把全国所有航线、航路图和军用、民用、军民合用机场的各种资料都烂熟于心。除熟练掌握复杂气象、特情处置、高原复杂地形和偏僻机场的飞行课目外,短窄跑道起降、大侧风起降、单发落地、小航线飞行等复杂课目训练,亦成为专机机组成员的必修课。

《解放军报》2002年透露,专机大队的一个机组有一次在驾机临近某机场上空时,曾遭遇史无前例的雨夹雪复杂气象条件,再加上机场盲降设备出现故障的特情,此前两架航班因无法降落已经返航。但专机机组人员没有返航,而是穿云破雾沉着处置,成功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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