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镀金时代”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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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马克·吐温和查理·华纳合作出版了揭露当时政治腐败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小说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利欲熏心梦想暴富的“投机流行病”,因此学界也把美国从南北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这段腐败横行的时期称为“镀金时代”。马克·吐温笔下“镀金时代”这个名词,出自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约翰王》。剧中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对无地王约翰二度加冕做了如此评价——“只不过是给纯金镀金……是一种浪费,是可笑的多余”。是啊,对于约翰王来说再大的金冠再热闹的加冕都难以掩盖丧失领地的颓丧与尴尬。马克·吐温给小说取名“镀金时代”,意即19世纪美国的巨大经济成就的“金色”也难以掩盖同样巨大的腐败。

在马克·吐温眼中,美国的“镀金时代”与莎翁笔下的约翰王时代何其相似乃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社会经历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急剧转型。在这个转型期,工业化造成财富奇迹般上扬的同时,整个社会却呈现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势态,社会矛盾与对抗加剧,对财富的迷恋使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的美利坚,权钱交易、政治腐败等丑恶现象应有尽有。“镀金时代”泛滥的腐败主要呈现出这样几种形式。

政党分肥原则下培植亲信党羽占据政府官职和公共资源

1832年纽约州参议院W.L.马西说:“在政治上要像在爱情上、战争上一样公平,战利品属于胜利者所有。”“政党分肥”由此正式命名。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公共财政开支迅速增长,土地投机、政党分肥、操纵选举、政府贪污公款等腐败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各党派大肆纷争,但纷争的焦点却不是党派政见或大政方针,而是能攫取利益的职位。因为获利速度最快并使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是先争得政府中的职位,然后以行政权力介入资源配置。官职成了发财致富的手段。既然任期有限,那么就竭尽全力地捞取最大化的利益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游戏规则如瘟疫一样在“镀金时代”广泛地侵蚀着合众国的机体。

当选的总统会把政府的肥缺和公共资源视为本党的囊中物分赏给亲信党羽。格兰特总统就把国家税务部门变成了“加油站”。一上任就把纽约海关税务司这个肥缺给了亲信托马斯·墨菲。1896年总统选举时,共和党的麦金莱得到各大财团的大力支持。他上任后,每个财团都有代表理直气壮地进入了新内阁:国务卿是全球首富洛克菲勒的密友,内政部长是大银行家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陆军部长是最大银行家摩根的法律顾问……这届内阁被人们戏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可见当时在这个国家只要不择手段获得权力,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实现野心、满足欲望。

政党分肥泛滥之下,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种品行低劣的政客,他们一手抓着权力一手忙着把大把的钞票装进口袋。官僚作风普遍存在,腐败现象日渐增多,都是分肥制的连锁反应和必然结果。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曾辛辣地断言:“政府供职者是具有如下三种品性之一者,即冒险家、无能者或无赖汉。”恩格斯对美国政党分赃制的实质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以总统为首的政客身边人的腐败

《纸牌屋》中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安德伍德一语点破掌权者身边人的心态:接近权力的人以为自己也拥有了权力。

权力的身边人腐败最严重的是格兰特总统时期。格兰特总统的秘书巴布科克常常利用与总统当年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经历和总统私人秘书的身份,扩大个人影响,还经常蒙蔽总统,用总统的名义起草一些信件再交给总统审批,得到批示后再加上有着个人目的的有争议的文字。他曾经为了否定国务卿起草的一个文件,假说那是一个总统不喜欢的低级外交官起草的。国务卿菲什曾评价他:巴布科克把自己当成了美国总统。他还帮助自己的朋友买官,占据重要职位,当然也会使出手段让自己看不顺眼的被举荐人白白丧失机会。他还会利用一切机会把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就连漂亮妻子头上戴的美丽鲜花都是出自公款营建的花房。这位秘书甚至还曾被调查、被审讯,确实让格兰特丢尽颜面。历史学家赫塞尔曾这样评价巴布科克:在每条发臭的污水沟里淘金,玷污格兰特政府的事他干得比谁都强。

而格兰特总统夫人更是认为凭她的丈夫对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她就有资格过富足奢华的生活。既然第一夫人有这样的爱好,财团的老板们当然不会让她失望的,于是,格兰特家门前每天车水马龙。

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在“驴象之争”中,共和党的经营比较成功。其运作方式是:一方面,工业家们用赚来的钱,换取其对政策乃至政治的参与和干预;另一方面,政治家所在党派经营手握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财产的权力,获得非法收入,来推动政党机器和政府机器。据统计,1866—1872年,联合太平洋公司花在贿赂上的金额达到40万美元;1875—1885年,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贿赂费用达到每年50万美元。西沃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是一家联合股份公司,贡献最多的人可以左右全公司的行动和管理。”1884年,恩格斯指出:“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与政客达成默契的富豪们又是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交易呢?杰伊·古尔德说:“是我们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是我们开发了这个国家。”镍业寡头约瑟夫·华尔顿说过:“我给与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大于政府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我既不是乞丐,也不是律师。我只是某些人中的一员,这些人创造并维护了国家的兴旺发达,使这个即使遭受思维错误和疯狂的议员们折磨的国家也得以生存下去。”

在“镀金时代”,政客们学会了工业家那一套,金钱成了政治上成功的标准。政治以金钱为母乳,攫取更多的利益;企业家通过权钱交易操纵国家大政方针,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经济垄断滋生了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浸润着经济垄断,终将导致制度的腐败。于是,19世纪腐败高发的同时,从改革文官制度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而今,回想“镀金”的年代,一切仿佛如纯金那样耀眼,但是染有罪恶的金钱浮光闪烁却难以掩盖体制中的腐败和政党政治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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