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湘刘文辉刘文彩家族为何能称霸四川二十年?

民国年间,四川大邑刘氏家族在20多年间迅速崛起又很快衰败。直到现在,大邑当地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清”之说,说的就是刘家鼎盛时期的那十几个军长、师长、团长。史料记载,民国时,刘家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刘氏家族史,堪称半部四川军阀兴亡史。

豪门兴起,叔侄争霸

刘家祖籍原在安徽徽州。明朝末年,刘家先祖刘觉忠到四川雅安任同知。农民军首领张献忠打进四川时,杀人如麻,刘觉忠一家惨遭灭门,只有一个儿子侥幸逃脱。血流成河的那个夜晚,令他不寒而栗。此人后半辈子隐姓埋名,在四川名山县生活了几十年。

到了刘氏入川后第五代(约在乾隆年间),刘家才重振门庭,慢慢成了当地望族,清末,当家人刘宗贤有三子,老二刘公敬在清末考中了武秀才。刘公敬的四个儿子中,贩卖稻谷的长子刘文刚一支最兴旺,有水田40余亩。刘文刚又生了三子,老大元勋,老二元树,老三元聪。刘元勋后来改名刘湘,就是民国年间的“四川王”。

而刘宗贤的三子刘公赞有自耕地40多亩,创办的酒坊在方圆数十里闻名遐迩。刘公赞有六个儿子,最小的两个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地主刘文彩和大军阀刘文辉。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混战,刘家也成了气候。1927年,川军形成以大邑刘家叔侄为首的两个派系:侄子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主要骨干有杨森、唐式遵等;以叔叔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主要骨干有邓锡侯、田颂尧等。

刘湘(1890-1938)原名刘元勋,字甫澄。1906年,17岁的刘湘瞒着家人报考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弁目队被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刚组建不久的新军当见习官。四川武备学堂是四川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堂,毕业生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形成了武备系。1912年,武备学堂出身的刘湘接替杨森,担任第二营营长,驻守四川泸州,此后步步升迁,由旅长、师长、军长到总司令。到1932年“二刘”大战前,已掌控10万兵马。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论辈分是刘湘的叔叔,年龄却比刘湘小5岁。13岁时,刘文辉到成都读陆军小学堂,后来读过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靠侄子刘湘提携当了下级军官,以后逐步当上川军师长、24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不过,一等羽翼丰满,他便开始自立门户,与刘湘由合作转为对抗。“二刘”大战前,他掌控兵力11万,比刘湘还多。

1932年,刘氏叔侄为争霸四川,矛盾不可调和,“二刘”大战爆发。这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战火烧了近一年,遍及川西、川北以及川南数十县,参战官兵20余万。仅开战头3个月,双方死伤人数就达6万,战区每天“断粮饥饿,投尸战火,哭声震天,惨不忍闻。”

“二刘”大战以刘湘大胜而告终,他当上了四川省主席,登上“四川王”的宝座。刘文辉败退到四川雅安,面对一望无际的荒原,心中凄凉。夫人杨蕴光于是出马,去成都找刘湘说情。见了刘湘第一句话是:“到底要把你幺爸(四川方言,即叔叔)赶到什么地方去?”刘湘赔起笑脸,嘴上支支吾吾。在杨蕴光一再追问下,才说了真话:“幺爸腰杆不能硬,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只想压一压他的气焰。既然婶婶出面说话,那就让幺爸在雅安待着吧。”

后来,刘文辉请求国民党中央,将宁属(今四川凉山州)、雅属(今四川雅安地区)两地划归西康。蒋介石让刘湘定夺,刘湘坚决反对。直到刘湘死后,刘文辉再次提出西康建省。此时蒋介石考虑全盘局势,为取得刘文辉支持,把原属四川省的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归西康。1939年元旦,西康建省,刘文辉是首任省主席。这年他正好40岁。他写了个条幅“生命始于四十”,挂在办公室里。在当地,他励精图治,锐意经营,开办矿山,兴建学校,倒也使西康呈现新气象。

“三刘”三条路

蒋介石上台后,刘湘一度被蒋利用,参与反共。但刘、蒋之间也在激烈争夺对四川的控制权。红军刚开始长征,蒋介石就命令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刘湘顾虑重重,对心腹说:“红军西来,假如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未尝不可一拼。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胜利是替蒋造机会,失败就更不必说了。”果然,蒋介石在1935年1月派出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名义上是督导“剿匪”,实际上却在干预四川军政。

此时,中央红军正准备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到川北或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湘吩咐手下:“黔北的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就虚以周旋,保存实力,决不对抗。”红军飞夺泸定桥后,迅速北上川西北懋功地区,刘湘松了口气。

当年5月,蒋介石到重庆,一纸手令剥夺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很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当时川军大部分部队都集中在成都附近,以防被各个击破。蒋介石命令川军去打红军,川军各部拖延观望,保存实力。川军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客观上有利于红军北上。

在与蒋介石的对抗中,刘湘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由反共拥蒋的地方军阀,转变为愿意参加抗日的地方实力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8月7日,刘湘乘飞机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他在会上说:“四川可出兵30万抗战,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郑州。刘湘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际,刘湘胃病已很严重,经常咯血不止,部下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他坚持说:“打了那么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能在后方苟安?”川军出川抗战,是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据史料记载,抗战8年,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阵亡川军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为全国之首。

1937年11月中旬,日寇打到南京城外。刘湘闻讯,提出调川军两个集团军保卫南京,由他亲自担任总指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我以带病之身,如能与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但此刻刘湘胃溃疡复发,被紧急送往汉口医院救治。1938年新年刚过,刘湘病情急剧恶化,至1月17日他的血管收缩,连血都输不进去了。1月20日晚8时,48岁的刘湘去世。

再说刘文辉,他早就和中共打过交道。1935年,蒋介石命令刘文辉在大渡河上修筑碉堡,坚守阵地。但当时的刘文辉被刘湘打败,元气大伤,无心攻击红军,所以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针,也没严厉督促部下修工事,直到红军即将抵达泸定桥时,刘文辉的守桥部队才到桥边“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这客观上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条件。

在抗战中,刘文辉与中共高层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多有交往,并最终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不过,当初他也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总结前半生时他说:“因时势推移,由假成真而导致了起义。”1949年9月,刘文辉接到周恩来电报,大意是,中共大军行将西进,希望刘文辉积极准备,相机配合。刘文辉仔细盘算,决定投诚。起义后,蒋介石抄了他的家。建国后,刘文辉曾任林业部长。他晚年很少回忆过去,并曾说过:“搞政治没意思。”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病逝,时年82岁。

刘家还有个“名人”刘文彩(1888-1949)。他是刘文辉的五哥,全靠刘文辉发迹。1922年,刘文辉请他出山帮助理财,刘文彩果真是把铁算盘,10年间先后兼职10余种,军权财权一把抓,不仅解决了刘文辉的军需,自己也成了暴发户。

刘文彩被人们所熟悉,是解放后的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刘文彩的形象被政治化,《收租院》的一些细节如水牢、吃人奶等,确实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虚构的。后来有人认为,刘文彩是“被冤屈的好人”,说他对农民并没有那么苛刻。

不过,刘文彩倒真是个“土皇帝”。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刘文彩退隐大邑老家。他组建了一个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成员分布十余个州县,各县乡镇设立分社支社360多个,由刘文彩亲选各地社长。

倚仗这个江湖势力,刘文彩横行乡里。相传,大邑每个新县长上任,都要到刘府拜“菩萨”,恭恭敬敬送上红包。刘文彩妻妾成群,除了早年亡故的元配吕氏和继室杨仲华,还娶了三姨太凌君如、四姨太梁慧灵,并和无数个女人纠缠不清。直到晚年,还娶了五姨太王玉清。1949年10月,刘文彩在四川双流县病死。

大邑刘家除了“三刘”外,还出过不少人。刘文辉的大哥刘文渊,民国时曾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氏豪门辉煌逐渐消散,唯有大邑的刘氏庄园改成的民俗博物馆,作为历史的见证,依旧留在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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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hmh33

原土改工作团成员谈炎黄春秋《大地主刘文彩》一文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的老师们:

前些日子我从《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上读到一篇文章:《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署名王永华),着重介绍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一书,说根据该书的记载,刘文彩根本不是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而是热心教育事业的开明绅士。王文最后发表议论:《大地主刘文彩》等的问世是一种努力——“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制造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从而完成对这一有争议的复杂的地主人物的重构,以构建新的集体记忆”。这就同我们从课本上和老师的讲述中知道的刘文彩南辕北辙了。我不敢贸然相信,特向你们请教,望能请熟悉这方面情况的老师写点文章,用事实说话,还刘文彩以本来面目,为我辈释疑解难。多所叨扰,不胜感激。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晚辈 常文今

复信

常文今同志:

来信已由《中华魂》杂志社转来,所附《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也已读过。大概因为我们是四川的老人,对于该文所述刘文彩等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让我们来写复信。今年是建国后土地改革的60周年,回顾土地改革伟大变革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四川大邑地主刘文彩

关于刘文彩的事情,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觉得应以事实为准,证据为凭。

四川还有一批现年八、九十岁的老人是60年前的当事人,请听听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所作的证词吧。

首先,请听大邑几位老农民诉说刘文彩是怎样剥削和压迫他们的。

陈子云说:“我家先租种王家10亩田,每年每亩交租谷1石(担)。后来刘文彩强买了王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为1石1斗。他刘家收租谷的斗又比别家的大,佃农要多交半升租谷才装得满1斗。”

徐德三说:“刘文彩家的风谷机装了6扇叶子,比别人的多两扇,风力很猛,能把好谷子吹出去,说那是瘪壳,又不准我们拿回去。天旱减产,刘文彩不减租,要收铁板租,逼迫我家把6分秧田卖给他家,交够租谷。”

揭升飞说:“我家租种刘文彩2亩1分田,每年交租谷2石4斗,就剩不下多少了,只能靠小春一季收的小麦和胡豆做口粮。1946年我家交的租谷明说是2石4斗,实际交了3石,其中6斗谷子是被刘家特制的风谷机吹出去当成瘪壳归刘家所有了。”

萧华峰说:“我家租种刘文彩3亩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够租谷,我爷爷就被刘家狗腿子拉去关起来,逼着我家把耕牛卖了,交够租谷才放人。随后又夺佃,不让我家租种他的田了。”

施跃成说:“我家有一年交不够刘文彩的租谷,我父亲也被刘家关押过。”

这些足以说明,刘文彩收租真是巧取豪夺,非一般地主的收租剥削可比,只有恶霸地主才干得出来。

其次,请再听听一部分烈士亲属控诉刘文彩是怎样杀害其亲人的。

曾唐氏说:“1947年春天,萧汝霖和周鼎文拉队伍进山闹革命,刘文彩知道后立即派他的亲信山防大队长郭保之带队去攻打,在天车坡打死了我的丈夫曾松盛和十几个兄弟,整得我家好惨啊!”

朱家福说:“我父亲朱英汉15岁参加红军,当过八路军的连长,被派回四川搞地下武装,1948年7月12日在大邑唐场遭到刘文彩反动武装的袭击,带队突围中阵亡,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直到四川解放才得翻身。”

萧雨说:“我二叔萧汝霖是中共西南地下武装负责人,于1946年9月25日和战友徐达人在大邑龙门坎被刘文彩的亲信抓获,交刘文彩刑讯后枪杀。”徐应芳说:“我父徐达人和萧汝霖叔叔被刘文彩抓去后打得半死,然后枪杀示众。我父亲的睾丸都被割了,好残忍啊!”

1949年秋收后,大邑三岔、元兴、王泗……几个乡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要求刘家为首的地主集团实行“二五减租条例”的斗争,在成都卧病的刘文彩传话镇压,搬来了3个保安团进行围剿,杀害了共产党员田载重、萧国珂二人和农民领袖王汉卿的父亲。

以上这些都是临近解放时残杀中共党员和革命者的罪行。而早在1928年,刘文彩任叙南中将清乡司令时,还杀害了中共宜宾负责人李筱文和李家勋。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事实,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依法将刘文彩划为恶霸地主,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他已病逝,未依法予以惩处。试问,如今为刘文彩翻案的人为何不向那些受害的老农民和烈士家属做些了解?为何不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为何只找刘家后裔及他们的“相关人士“做所谓的调查?

有人为刘文彩翻案,正与他的立场、图谋相吻合。他要借此为突破口,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其手段,一是掩盖刘文彩一贯残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要害,进而编造刘文彩和刘文辉是“二位一体”、“联共反蒋”、“全家族起义”的谎言。二是吹嘘刘文彩晚年办学这一生平“亮点”,加以美化,以此为翻案的切入点。三是夸张地主庄园陈列馆个别失实之处,以偏概全。现一一辨明。

此人压根不提刘文彩于1947年春和1948年7月12日两次袭击地下革命武装、杀害其多名成员之事,对1948年9月25日抓捕和杀害中共地下武装负责人萧汝霖及其战友徐达人一事则轻描淡写地说是郭保之干的。此事被人揭穿以后,他才不得不在网上承认萧、徐是刘文彩杀的,但又编出新的谎言,说杀萧、徐是由于怕他们被捕后暴露出刘文彩“联共反蒋”的秘密,故杀人灭口。这就是所谓为了“联共”才不得不杀共产党员。如此编故事,越来越离奇。

关于刘文彩办中学,从客观上看,发展了教育事业,但其意图和做法究竟如何,请听几位当事人的证词:

原文彩中学老师、进步青年诗人杜谷说:“文彩中学从1946年春开办,我是那一年下学期到校任教的,当时的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吴德让,教师中有一些来自成都的名师和进步文化人,教学质量较高,民主进步的气氛浓厚。这后一点引起了刘文彩的注意,便强令校长于那一学期结束后不再续聘我和另一位进步教师。再过一个学期,连吴校长和所有进步教师都不再续聘了。换上了一个地方上的学痞当校长,加强了军训教官对学生的法西斯管教,把学校办成了培植个人势力,沽名钓誉,对自己歌功颂德的刘氏家学。以后校长陷于地方派系斗争,被人暗杀于校内,全县哗然。”

原文彩中学学生马支沉说:“我欠了学校半个月伙食费,学校扣留了我的被盖和洗脸盆,把我赶出了校门。”

陈桂林说:“我父亲是修文彩中学的监工。我们陈家大坟园里有几十株一抱多粗的大柏树,全被砍去修文彩中学了,没有给我家一分钱。哪个敢去向刘总办要钱啊!”农民王达年家大坟园和伍家坟院都有许多合抱的大柏树也都被无偿砍去修文彩中学和文彩公馆了。

农民邓全法说:“修文彩中学时,我在当铁匠学徒,被抽调去劳动了两个月,未得分文工钱。”

至于水牢的说法确有失实,后来弄清楚那是屯放鸦片烟的地方,县上就改正了。怎么能拿这类个别的失误来以偏概全并为刘文彩开脱罪行呢?刘文彩私设公堂,进行刑讯,滥杀革命者的罪行难道掩盖得了么?

关于土地改革以前的农村状况

否定土地改革,翻历史的公案,当然决不止《炎黄春秋》上的这篇文章。我们最近翻阅杨奎松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书,其中的奇谈怪论亦属不少。就在刊登大型泥塑“收租院”图片的那一页上,就有如下的文字:“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上的能手。”

这位作者竭力证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他说:“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即使是富有的地主,那也不怎么样。他援引一个日本人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盖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着用。”多么勤俭节约、生活简朴的地主阶级啊!

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据对重庆市郊的1196户、6159人的调查统计,其中地主共104户,495人;富农55户,426人;中农、贫农、雇农和小商人等1037户,5238人。平均地主每户占田地122石4斗余。这就是说,占总人口数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总人口数85%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少量的土地。川西是西南地区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况是: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总亩数的65—75%,中、贫、雇农占总户数80—90%,却只占有土地总亩数的20—30%。如成都县城区镇七保,当地地主户数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贫、雇农却只占有14%的土地。(参看白希著《开国大土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笔者接触的大量事实也表明,这里援引的西南地区,亦即大型泥塑《收租院》撷取背景的所在,在土地改革以前的情况确实如此。事实就是事实,狡辩当属徒劳。

挖掉贫困落后根子的重要举措

替刘文彩翻案,此文作者的意图和事情蕴含的意义当然不限于这件事本身。就拿农村土地改革来说吧,这就涉及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个举措究竟是正确的、十分必要,还是错误的、贻害无穷?任何稍稍尊重历史的人所持的观点都只能是前者,而决不应是后者。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却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没有中国农村的这个大变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便无从谈起。应当看到,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这毫不足怪,因为我们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也更为有利了。

据我们所知,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这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挖掉贫困落后根子,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条重要举措。

竭力替刘文彩翻案,否定伟大的土地改革,事情还不止于此。王文声称:“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了。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由此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重构方式。”这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都得重写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切莫小觑了这种改写历史的企图。

我们的一些意见就是这些。承蒙垂询,直告如上。

专此顺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原中共川西地下武装及大邑土改工作团成员集体作复

执笔人:金仲葵

2楼 hmh33
原土改工作团成员谈炎黄春秋《大地主刘文彩》一文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的老师们:

前些日子我从《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上读到一篇文章:《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署名王永华),着重介绍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一书,说根据该书的记载,刘文彩根本不是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而是热心教育事业的开明绅士。王文最后发表议论:《大地主刘文彩》等的问世是一种努力——“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制造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从而完成对这一有争议的复杂的地主人物的重构,以构建新的集体记忆”。这就同我们从课本上和老师的讲述中知道的刘文彩南辕北辙了。我不敢贸然相信,特向你们请教,望能请熟悉这方面情况的老师写点文章,用事实说话,还刘文彩以本来面目,为我辈释疑解难。多所叨扰,不胜感激。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晚辈 常文今

复信

常文今同志:

来信已由《中华魂》杂志社转来,所附《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也已读过。大概因为我们是四川的老人,对于该文所述刘文彩等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让我们来写复信。今年是建国后土地改革的60周年,回顾土地改革伟大变革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四川大邑地主刘文彩

关于刘文彩的事情,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觉得应以事实为准,证据为凭。

四川还有一批现年八、九十岁的老人是60年前的当事人,请听听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所作的证词吧。

首先,请听大邑几位老农民诉说刘文彩是怎样剥削和压迫他们的。

陈子云说:“我家先租种王家10亩田,每年每亩交租谷1石(担)。后来刘文彩强买了王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为1石1斗。他刘家收租谷的斗又比别家的大,佃农要多交半升租谷才装得满1斗。”

徐德三说:“刘文彩家的风谷机装了6扇叶子,比别人的多两扇,风力很猛,能把好谷子吹出去,说那是瘪壳,又不准我们拿回去。天旱减产,刘文彩不减租,要收铁板租,逼迫我家把6分秧田卖给他家,交够租谷。”

揭升飞说:“我家租种刘文彩2亩1分田,每年交租谷2石4斗,就剩不下多少了,只能靠小春一季收的小麦和胡豆做口粮。1946年我家交的租谷明说是2石4斗,实际交了3石,其中6斗谷子是被刘家特制的风谷机吹出去当成瘪壳归刘家所有了。”

萧华峰说:“我家租种刘文彩3亩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够租谷,我爷爷就被刘家狗腿子拉去关起来,逼着我家把耕牛卖了,交够租谷才放人。随后又夺佃,不让我家租种他的田了。”

施跃成说:“我家有一年交不够刘文彩的租谷,我父亲也被刘家关押过。”

这些足以说明,刘文彩收租真是巧取豪夺,非一般地主的收租剥削可比,只有恶霸地主才干得出来。

其次,请再听听一部分烈士亲属控诉刘文彩是怎样杀害其亲人的。

曾唐氏说:“1947年春天,萧汝霖和周鼎文拉队伍进山闹革命,刘文彩知道后立即派他的亲信山防大队长郭保之带队去攻打,在天车坡打死了我的丈夫曾松盛和十几个兄弟,整得我家好惨啊!”

朱家福说:“我父亲朱英汉15岁参加红军,当过八路军的连长,被派回四川搞地下武装,1948年7月12日在大邑唐场遭到刘文彩反动武装的袭击,带队突围中阵亡,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直到四川解放才得翻身。”

萧雨说:“我二叔萧汝霖是中共西南地下武装负责人,于1946年9月25日和战友徐达人在大邑龙门坎被刘文彩的亲信抓获,交刘文彩刑讯后枪杀。”徐应芳说:“我父徐达人和萧汝霖叔叔被刘文彩抓去后打得半死,然后枪杀示众。我父亲的睾丸都被割了,好残忍啊!”

1949年秋收后,大邑三岔、元兴、王泗……几个乡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要求刘家为首的地主集团实行“二五减租条例”的斗争,在成都卧病的刘文彩传话镇压,搬来了3个保安团进行围剿,杀害了共产党员田载重、萧国珂二人和农民领袖王汉卿的父亲。

以上这些都是临近解放时残杀中共党员和革命者的罪行。而早在1928年,刘文彩任叙南中将清乡司令时,还杀害了中共宜宾负责人李筱文和李家勋。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事实,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依法将刘文彩划为恶霸地主,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他已病逝,未依法予以惩处。试问,如今为刘文彩翻案的人为何不向那些受害的老农民和烈士家属做些了解?为何不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为何只找刘家后裔及他们的“相关人士“做所谓的调查?

有人为刘文彩翻案,正与他的立场、图谋相吻合。他要借此为突破口,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其手段,一是掩盖刘文彩一贯残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要害,进而编造刘文彩和刘文辉是“二位一体”、“联共反蒋”、“全家族起义”的谎言。二是吹嘘刘文彩晚年办学这一生平“亮点”,加以美化,以此为翻案的切入点。三是夸张地主庄园陈列馆个别失实之处,以偏概全。现一一辨明。

此人压根不提刘文彩于1947年春和1948年7月12日两次袭击地下革命武装、杀害其多名成员之事,对1948年9月25日抓捕和杀害中共地下武装负责人萧汝霖及其战友徐达人一事则轻描淡写地说是郭保之干的。此事被人揭穿以后,他才不得不在网上承认萧、徐是刘文彩杀的,但又编出新的谎言,说杀萧、徐是由于怕他们被捕后暴露出刘文彩“联共反蒋”的秘密,故杀人灭口。这就是所谓为了“联共”才不得不杀共产党员。如此编故事,越来越离奇。

关于刘文彩办中学,从客观上看,发展了教育事业,但其意图和做法究竟如何,请听几位当事人的证词:

原文彩中学老师、进步青年诗人杜谷说:“文彩中学从1946年春开办,我是那一年下学期到校任教的,当时的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吴德让,教师中有一些来自成都的名师和进步文化人,教学质量较高,民主进步的气氛浓厚。这后一点引起了刘文彩的注意,便强令校长于那一学期结束后不再续聘我和另一位进步教师。再过一个学期,连吴校长和所有进步教师都不再续聘了。换上了一个地方上的学痞当校长,加强了军训教官对学生的法西斯管教,把学校办成了培植个人势力,沽名钓誉,对自己歌功颂德的刘氏家学。以后校长陷于地方派系斗争,被人暗杀于校内,全县哗然。”

原文彩中学学生马支沉说:“我欠了学校半个月伙食费,学校扣留了我的被盖和洗脸盆,把我赶出了校门。”

陈桂林说:“我父亲是修文彩中学的监工。我们陈家大坟园里有几十株一抱多粗的大柏树,全被砍去修文彩中学了,没有给我家一分钱。哪个敢去向刘总办要钱啊!”农民王达年家大坟园和伍家坟院都有许多合抱的大柏树也都被无偿砍去修文彩中学和文彩公馆了。

农民邓全法说:“修文彩中学时,我在当铁匠学徒,被抽调去劳动了两个月,未得分文工钱。”

至于水牢的说法确有失实,后来弄清楚那是屯放鸦片烟的地方,县上就改正了。怎么能拿这类个别的失误来以偏概全并为刘文彩开脱罪行呢?刘文彩私设公堂,进行刑讯,滥杀革命者的罪行难道掩盖得了么?

关于土地改革以前的农村状况

否定土地改革,翻历史的公案,当然决不止《炎黄春秋》上的这篇文章。我们最近翻阅杨奎松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书,其中的奇谈怪论亦属不少。就在刊登大型泥塑“收租院”图片的那一页上,就有如下的文字:“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上的能手。”

这位作者竭力证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他说:“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即使是富有的地主,那也不怎么样。他援引一个日本人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盖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着用。”多么勤俭节约、生活简朴的地主阶级啊!

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据对重庆市郊的1196户、6159人的调查统计,其中地主共104户,495人;富农55户,426人;中农、贫农、雇农和小商人等1037户,5238人。平均地主每户占田地122石4斗余。这就是说,占总人口数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总人口数85%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少量的土地。川西是西南地区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况是: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总亩数的65—75%,中、贫、雇农占总户数80—90%,却只占有土地总亩数的20—30%。如成都县城区镇七保,当地地主户数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贫、雇农却只占有14%的土地。(参看白希著《开国大土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笔者接触的大量事实也表明,这里援引的西南地区,亦即大型泥塑《收租院》撷取背景的所在,在土地改革以前的情况确实如此。事实就是事实,狡辩当属徒劳。

挖掉贫困落后根子的重要举措

替刘文彩翻案,此文作者的意图和事情蕴含的意义当然不限于这件事本身。就拿农村土地改革来说吧,这就涉及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个举措究竟是正确的、十分必要,还是错误的、贻害无穷?任何稍稍尊重历史的人所持的观点都只能是前者,而决不应是后者。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却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没有中国农村的这个大变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便无从谈起。应当看到,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这毫不足怪,因为我们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也更为有利了。

据我们所知,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这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挖掉贫困落后根子,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条重要举措。

竭力替刘文彩翻案,否定伟大的土地改革,事情还不止于此。王文声称:“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了。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由此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重构方式。”这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都得重写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切莫小觑了这种改写历史的企图。

我们的一些意见就是这些。承蒙垂询,直告如上。

专此顺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原中共川西地下武装及大邑土改工作团成员集体作复

执笔人:金仲葵

炎黄春秋 这四个字简直是对我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

4楼 浪迹天涯_龙
我就是在刘文辉、刘文彩、刘湘老家的小镇安仁长大的,我读书的中学也是刘文彩在民国时期修建的,很多东西由于当年的政治需要已经与事实相悖了,大家自己判断吧!
刘文彩用卖鸦片的钱修建的,婊子总是喜欢立牌坊的

幸亏中共及时削平群雄,一统天下,否则,由着这些诸侯们,自立门户,划地称王,再过个二三十年,中国还不知道要分成多少个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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