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娘养”的北洋舰队(转腾讯军事《讲武堂》)

众所周知,海军属于技术军种,所以不论是创立还是维持的花费投入都远远大过陆军,除了购置军舰、舰炮和弹药等"硬件"所需要的巨大固定花费外,还会有更多更大的花费产生在军舰买回的后续过程中。

海军的大宗经费并不只是花在买船、买炮、买炮弹上,那些容易被公众忽视的"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和发饷"等方面的花费也是海军经费的主要花销--每当军舰上的起床哨一吹响、锅炉一烧火、引擎一启动、炮衣一揭开、炮弹一出膛的时候,就是大把大把的经费被消耗的开始。军舰竣工后本身不具备战斗力,需要给军舰的各个岗位上配上舰员,海军水兵不比陆军,招一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肌肉男,发一杆步枪、一套号衣外加每月几两银子的军饷就能打发的。

军舰上的枪炮、轮机、信号、操舵、鱼雷、航海、损管等部门皆都需要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官兵方能胜任,训练强度和程度自然也不是当时清军陆军只练队列和放枪打靶、最多再来几次大操演所能比拟;专业的官兵自然需要专业的训练,其训练费用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北洋海军招募水兵的条件并不算太高,入伍者只需"身家清白,会书写自己的名字"即可,但是经过一年左右的严格训练后就能成为能熟练运用各种仪器测算、炮械机器操作、能熟练地用英语口令进行命令传递的合格水兵。仅此一点,除了让人感叹这些水兵们惊人的学习能力外,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结果恰恰是高经费投入下的严格训练的成果。在海军这种高技术密集的军种里,没有严格的训练、战斗力无从谈起;但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投入,严格的训练也是无从谈起的--水兵训练都是如此,更何况大量的中下级军官训练的投入了。对于军官训练考级晋升,北洋水师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考试制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水兵通过考级一级一级升到"镇远"大副,最终成为"镇远"舰在北洋海军时期最后一任管带的杨用霖,他能从水兵最终成为管带,除了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之外,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业务培训,再怎么刻苦也不可能走到管带的位置。而为了维持这一种严格的军官选拔机制,同样需要持续性的高额经费投入!因此光训练官兵、形成战斗力一项的花费就已非常可观了。

舰船的操作保养都需要人工,这些高技术岗位如果没有相应的高薪俸的话显然是无法吸引人才前来投效的,笔者翻阅了《北洋海军章程》。关于俸饷(官弁俸银、兵匠钱粮、船上差缺薪粮、各船俸饷总数、官弁伤废俸、兵丁加赏、行船公费、医药费、酬应公费)一项章程亦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粗粗估算下来,一年里花费在给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内的编制人员发薪饷所耗银钱的数字将接近60万两!很显然:每年要偿付舰队上上下下官佐水勇的"工资"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巨大到了北洋海军名义经费200万两的四分之一强。

除了官兵训练费用,军舰形成战斗力后是需要进行日常的保养,按照军舰保养规定,北洋各舰每隔半年就要拉进入船坞大修,大修的内容主要是刮洗船底附着、影响军舰航行航速的海洋生物。在旅顺大船坞竣工之前,北洋水师各舰的大修维护工作一般都是在日本长崎或者香港等地进行的,由于船坞所有权在洋商手中,所以军舰在这些船坞中维护的费用往往非常高昂:排水量不过1500吨不到的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在光绪十年(1884年)南下援台,在上海英商耶松船坞入坞修理所产生的费用就已经达到7000多两,"镇东"等六艘"伦道尔"炮艇和"威远"、"海镜"这八艘在北洋海军内地位并不算主力的军舰在大沽入坞,成本也高达18000多两。

非主力军舰入坞花费都如此不菲,那作为主力的"八大远"(两艘"定远"级铁甲舰、两艘"经远"级装甲巡洋舰、两艘"致远"级防护巡洋舰加上"济远"号和"平远"号)需花费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根据"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以及六"镇"、"威远"、"海镜"的入坞费用,笔者斗胆推算整支北洋水师如果按照一年两次入坞大修的频率计算,所产生的大修费用至少将不低于15万两左右。尤其是两艘"定远"级铁甲舰。鉴于这两艘巨舰的维护费过于高昂,在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列算编制的时候,并未将两艘铁甲舰的维护费用列入北洋海军经费的预算总额中,而是编入了总理衙门的预算中,造成了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为海军军舰维护埋单的奇景。

直到1890年11月,旅顺维修基地长约140米,宽40米,深11米,总共耗白银近140万两的大船坞开凿完成并投入使用,北洋水师拥有属于自己的维修基地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稍有改观。李鸿章在《验收旅顺船坞工程》的奏折中感慨地写道:"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须糜费巨资。从此量力筹画,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

由此可见,建设近代海军花费固然是巨大的,但是维护一支近代海军的花费更为巨大。海军的"贵族军种"、"吞金巨兽"的名号实至名归。

面对似乎是吞噬金钱的无底洞的海军,中日两国对海军态度的区别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后依旧是一个以封建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国家的收支平衡体系里实在分不出如此巨大的一块资金来供养和维持近代海军舰队。不过,鉴于自从1840年以来外侵都来自于海上的惨痛教训,使得一小部分人从"天朝上邦"的春秋大梦中猛然睁开眼,被迫重视起海防。不过,更"悲剧"的还不是没钱,而是举国上下包括那一小部分推动近代海军建设的主导者和支持者们,心里也未必知道近代海军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更别说什么海军战略的概念。所以,中枢在批准"大治水师"的同时却放弃了"大治水师"的主导权,将这个皮球一脚踢还给了提出上述主张的督抚。

这个举措意味着:清政府虽然在原则上同意创办近代海军并形成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可是却不在国家的层面上、以国家的名义创办海军,而是将建军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人为的将中国沿海分为"北洋"、"南洋"、"粤洋"、"福建船政"四大部分任其分别发展。地方办海军的初衷很直白,既然是地方督抚大员首先想到要创办近代海军,那么在中枢上下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具体事宜交给提出主张的地方大员来办事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中枢大员一脚把皮球踢给了地方,可是不曾想过海军的创办是需要倾举国之力而为之的"天字一号工程",地方办海军,势必不会把眼光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跳不出一亩三分地的框框,不管是北洋、还是南洋、福建还是粤洋,在建设各自的舰队过程中要考虑别的洋面的防御问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是相关督抚不会考虑也不愿意去考虑的问题,用本省的钱去给外省做嫁衣,凭什么呀?

对于地方督抚办海军遭遇的困难,姜鸣先生多年前所著《北洋海军经费初探》就已说得非常具体——

1875年,光绪元年四月,上谕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军事宜。当时决定每年由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各提四成关税,合约白银200万两;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再提出部分厘金(商业税),合约白银200万两;共400万两,南北洋海军各取200万两。

但当年李鸿章就向沈葆桢诉苦,各地关税、厘金根本不能按时足额拨付。沈葆桢因李鸿章曾对其有恩,奏请将款项尽数解交北洋,这样北洋舰队在初建之时才获得每年约200万两的足额经费,但此后就难以保证了。

前面提到北洋舰队主力为"八大远",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平远,由于北洋舰队经费入不敷出,"八大远"中的"七远"没有一艘的购置费出自正规海军经费,都是李鸿章凭着个人权势"巧取豪夺"而来。先是定远、镇远、济远,此三舰经费来自轮船招商局本应归还各省的还款,以及对淮南北盐商的摊派。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四舰本用于"台澎防务",但后来又被李鸿章要过去,归入北洋舰队。

"七远"的购置费用多达800万两,北洋分文未出。姜鸣先生在其文章中这样评价,"李鸿章敛财手段可谓高明,但却进一步加深了湘淮集团之间的重重矛盾,影响南北洋不能'和衷'"可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不是李中堂如此"巧取豪夺",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恐怕连能与日本海军一战的舰队都没有。

120年后人们对李鸿章仍多有抨击,但又有多少人能体会他所遭遇的困难?

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近代海军这一新鲜事物的态度就只是"容忍",远谈不上"接纳

"。尤其是手里掌握着舆论权柄的士大夫阶级不明白也不想明白海军是用来干什么的。在他们眼里,洋务派办海军牵涉到诸多"配套设施",比如煤炭、钢铁、电报、铁路等,这些都是大有油水可捞肥差,这么一大块"肥肉"被一方的督抚大员掌握着,此举就让向来宽于律己、严于律人的他们有了"吐槽"的理由。

"(李鸿章)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所用)皆贪诈卑污之辈,遍布海军,一旦有警,祸甚噬脐,悔之何及……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威,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上年边务迭兴,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作为前清流"四谏"之一的黄体芳向以言辞犀利著称,他的这道弹劾奏章真实性到底有几何暂且不去讨论,但是这份奏折背后透出的是舆论对洋务派主导创办近代海军的敌视情绪。虽然黄体芳因为这道奏折让中国近代海军最主要的支持者--慈禧太后十分震怒,以黄体芳"妄议更张,迹近乱政"罪名,交吏部议处。1886年,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官降二级,贬为通政使司通政。但是处罚了区区一个黄体芳,又怎能改变清议舆论对洋务派执掌海军事务的不满和敌视呢?更何况,这些实质上阻碍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人们由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在当了绊脚石之后却无一例外的留下了"不畏权贵、敢言直谏"的好名声。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洋务派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从事洋务者往往被认为是"事鬼之徒"。这种观点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海军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每当国家"银根紧缩",节流经费的"快刀"第一个砍向的就是"花钱大户"海军,与户部和地方争夺经费成了所有洋务派大臣任内的"必修课",太多的精力耗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扯皮之上。

近代海军在中国就好像是"后娘养的"一样不受待见,舆论中反对海军建设的理由很多、似乎也很充足:国家经费不足,已经投了那么多钱在海军里头了,却看不到实际有多少回报的效果,明显就是办事人无能、不得力;既然海军已经规模初具,那为什么还要每年投那么多钱给海军呢?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同样是干活出力、当兵吃粮,凭什么海军的工资就比别人高那么多?平日里不打仗,花那么多钱养着这批人不浪费吗?如此种种,至今仍然在舆论中很有市场。

现代海军在日本则是完全不同的境遇。日本是海洋国家,又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对生存空间和海上生命线的忧虑使得日本举国上下对海洋的关注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这种天性渗入了这个民族的骨髓,海洋关系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前途甚至是生死存亡;狭小的国土面积和生存空间也使整个日本民族性中浸透了对陆地的向往和渴望,要避免国家被海洋困死围死、要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海上航线就等同于日本的"生命安全线";要维系海上生命线,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展海军。所以自明治维新始,海军建设就被放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上,"布皇国威严于万里海疆"也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策。

另外,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为数众多的港口,若不依靠海军将敌人挡在海上,一旦敌兵登陆日本本岛,抵抗将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一旦海军有失,日本也将离亡国不远。所以像英国一样,这一时期的日本并不需要维持规模庞大的陆军,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发展海军,这是身为大陆国家的中国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海军在日本就像是嫡亲儿子一般的宝贝,在坂本龙马、高杉晋作、胜海舟和夏本武扬这一批日本优秀的海军先驱者的努力下,日本海军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足够重视,虽然自胜海舟辞去海军卿一职后这个职位出现长期空缺的局面,被急速近代化的日本陆军占去了不少资源,但是日本举国办海军的初衷始终不改,海军更新速度始终不落于国际发展潮流,得以在与中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屡屡后发制人,虽占不到先机,却能后来居上,最终赢得这场和中国的国运之争。

为了这个目标,整个日本可以成为一架高速运转的近代机器,每一个国民都会成为其中的一个螺丝钉,甚至是由于家贫而不得不卖身进入娼寮的妓女都会为了这个国家的前进甘愿出卖自己的肉体。当海军扩张案在国会讨论受阻的时候,明治天皇会站出来以捐皇室费用来威胁议员们对海军扩张案投赞成票,虽然天皇最终没有为海军掏一个子儿的腰包,但他这种"作秀"式的表态比起中国的那些对近代海军事不关己、严防死守甚至敌视打压的人们来依然有着天地之别。

近代海军,日本人当做嫡亲儿子百般呵护培养,而中国人却当成要来分自己财产的"后娘养"的庶子,就凭此二者天壤之别的态度,我等后人对中日两国近代海军竞赛的结果也该心中有数,有些事,决定结果的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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