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牵挂的“双面间谍” 上海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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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76年1月,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说话都已经十分困难,然而元旦这天,他将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周恩来十分艰难地给罗青长说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杨登瀛。他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

1976年1月,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说话都已经十分困难,然而元旦这天,他将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周恩来十分艰难地给罗青长说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杨登瀛。他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但也有人称他为国民党侦探、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着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最后保护了他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机密文件,党组织知道后,即派陈赓动用一切关系设法营救,首先要将这些文件拿出来。此刻的兰普逊,正在为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于是又想到了杨登瀛。陈赓获悉这一信息,当即让杨登瀛将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叠叠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对兰普逊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手稿。"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趁机将最机密的几页纸偷偷藏进自己的口袋,以后又堂而皇之地拿了一叠"手稿"说是带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又把这叠文件换下将另一叠稿子带了去。接着,党又通过老共产党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专皋出面将关向应保了出来。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他匆匆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开始了中央各机关大搬迁。

陈赓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杨登瀛用手抹了飘落在脸上的雨滴,完全镇静了下来:"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不相信顾顺章就斗得过张道藩!"

陈赓说:"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杨登瀛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也在这天早晨,徐恩曾亲自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就被捕了。他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1932年"1·28"事件以后,张道藩暗中活动,将杨登瀛放了出来。以后又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杨登瀛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立即被逮捕。

审讯时,杨登瀛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杨登瀛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与市民政局落实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杨登瀛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鲍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鲍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鲍君甫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罗青长为杨登瀛落实政策

罗青长没有忘记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给他的的指示,离开总理病房回到部里,立即召集公安、他亲自督办,落实杨登瀛的政策。

调查组查明: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罗青长批示:杨登瀛虽然去世了,但杨登瀛是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功臣,落实政策,公开恢复名誉。对其子女的困难予以照顾。

杨登瀛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自力更生,低调生活,并以父为荣。(参考资料:中共党史《中共上海特科》人物介绍《杨登瀛》、资料《杨登瀛》、《传奇人物杨登瀛》等编辑配图)(杨国选)

上海滩上“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1893年出生广东珠海。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课,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杨登瀛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洋行里做事,他年轻博学、风流倜傥,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交际很广。他与日本人办的几家通讯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来,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五四”运动时又结识了当时的工作运动领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两人也是在“五四”运动中认识的。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十分反动。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省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8年初,共产党人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起义失败,逃到了上海,一时没有地方落脚,突然想到了杨登瀛……

陈养山和杨登瀛是在1926年认识的,他通过朋友介绍跟杨登瀛学习日文。杨登瀛自然晓得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但他从不过问陈养山的行踪,相反倒不时地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些方便。这一回陈养山辗转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非常热情地收留了他。没有多久,陈养山便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依然住在杨登瀛家。

与陈赓见面成“双重间谍”

也是在1928年春天,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但任科长的先后有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锋、徐恩曾等。陈立夫、张道藩和杨剑虹是好朋友,便在中统给杨剑虹安排了一个位置,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

“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有意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杨登瀛知道后左思右想,最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养山,想通过陈养山征求一下共产党的意见……

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

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1930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党安排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同时让他住在机关内静候交通员带他去苏区。想不到黄弟洪这时已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偷偷从机关搬到旅馆里去住,同时写了封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

接到黄弟洪的来信,蒋介石心花怒放,当即将信批给徐恩曾,要徐派人找到黄弟洪,将他带到南京。徐恩曾即派专人将信转交给杨登瀛去办。杨登瀛接过信,声色不露,一面把信给了黄弟洪,一面又让连德生将消息告诉了陈赓。后来,黄弟洪也没有逃脱人民对他的严厉惩处。

1930年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捕,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上了电刑,但他坚贞不屈,绝不低头。陈赓急忙找到杨登瀛,要他设法营救,杨登瀛在德大西菜社请兰普逊吃了一顿大菜,席间杨登瀛对兰普逊说:“任弼时是他手底下的人。”兰普逊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卖了个人情,将任弼时释放了。出狱后不久,任弼时就去了湘鄂西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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