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伤疤。它坑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由此引发的战争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心智正常、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提到鸦片为代表的毒品时,必然会露出憎恶的表情,随后予以十万分的谴责。

但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平台,原来只是学术圈内流传的中共和八路军成建制成规模种植、贩卖、鼓励吸食鸦片的说法,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一些历史知识不怎么丰富的读者看过类似传言之后,内心那种愤怒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历史果然如此?

传言的由来

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种植、贩卖鸦片的说法,最早在抗战期间就已出现。当时日伪为包装其“禁毒成绩”,经常组织人员上演“共党贩毒”的闹剧,随后在其御用汉奸媒体上刊登某地“查封鸦片X两,活捉共党X人”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在抗战的多数时间内,并未引起当时舆论和后世学术界的太多注意。

此外,最近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老干部”、“老红军”、“我爷爷”、“我太爷爷”、“我二大爷”之类人,“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各地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言”。但这些“证言”几乎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的信息,也几乎没有可以予以佐证的其他客观证据,所以此类“证言”对于有意考证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采信的。以下几个“版本”的说法,真正让“八路军大规模种卖鸦片”之说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

首先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大作《延安日记》。在该书中,弗拉基米洛夫说他不但在30年代就亲眼见到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收获鸦片,而且中共和八路军种、贩鸦片还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口承认。由于弗拉基米洛夫的特殊身份,这本《延安日记》出版后立刻引发境外学术界的轰动。

第二个说法来自《谢觉哉日记》。在他1944年的日记中,有几天这样写道: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

“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3.14)

细心的读者都注意到这几段日记中都提到了一个叫“特货”的词语,据说这个“特货”就是鸦片。

第三个说法,来自于据说是1945年7月八路军公布实行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这份文件如今在网上随处可见,因此文件在此从略。

第四个说法来自于某位大陆“著名学者”的考证: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死于烧制鸦片过程。这一说法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

鸦片不只是毒品

笔者先不急于分析上述这些说法,因为了解鸦片在抗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鸦片的终端售价相当高,体积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轻。在金融体系混乱的旧中国,鸦片就与黄金、银洋、英镑美元一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流通硬通货,被并称为“黄、白、黑、绿”。考虑到数量规模和检验难易的问题,鸦片就这样力压最贵重的黄金、银洋和外币,成为抗战前中国性价比和流通性最高的通货。

另外,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旧中国,药品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物资。有时军医需要做手术,却经常发现除了烟土外没有任何麻醉品。此时具备一定麻醉、止泻作用的鸦片,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

虽然鸦片由境外传入中国,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缓解白银外流的情况,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罂粟种植。到了抗战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人大多数都是在书本上了解鸦片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今天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对熬鸦片时产生的特殊气味有印象。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但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

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孱弱的基层控制和数据统计能力,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之前,晋陕地区是中国毒祸蔓延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陕西已经到了烟馆无村不有、男女老少人人吸烟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50% 以上,罂粟种植业和鸦片制造业成为陕西仅有的几个兴盛产业。

鸦片对于旧中国社会的影响,完全超过普通人对于一般毒品的想象。如果用今天我们对于毒品的认知来生搬硬套抗战时期的鸦片问题,自然就不容易了解到鸦片问题的实质。

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硬通货地位

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真正在控制区全力禁毒的政治力量。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将禁毒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长征结束、红军进驻陕甘宁这一原来有着上百年鸦片种植、贩卖历史的重灾区之后,共产党在边区立刻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用极短时间便基本消灭了控制区内的吸毒现象,这一点目前在学界基本取得共识。

有人会问:“既然你共产党能够做到辖区禁吸,那为啥不顺手把鸦片也一道禁种了?”共产党确实动过在辖区内全面禁种鸦片的脑筋而且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这与当时各路军阀大肆种烟卖烟形成鲜明对比),但历史证明这一想法在当时毕竟还是图样。铲除罂粟之后的土地需要多年恢复才能重新转产粮食,所以禁烟往往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烟农和鸦片加工工人的口粮如何解决?

从全国经济角度看,即便处于战争状态,除非有类似于台湾海峡之类的天堑,本国国内的物资流通可以被限制封锁,但很难被切断。在陕甘宁边区禁毒运动展开后,偷运鸦片入边区的情况反而迅速增长。因为一个地方禁止鸦片的生产、限制鸦片的消费,往往会导致鸦片价格上涨,这只会刺激其他省份的鸦片种植,甚至还会导致本地金银外流。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政权才是鸦片彻底禁绝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历史上,特别是在1941年边区根据地陷入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确实存在部分民众,甚至一些单位偷种偷贩鸦片的情况,边区政府也在其能力范围内对这些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至于在辖区范围内大规模种植鸦片一说,我难以想象在40年代初全国遭遇灾荒的情况下根据地会大规模种植罂粟而不是垦荒种粮,毕竟烟土不能当饭吃,而通过黑市等渠道从敌占区买来的粮食,相对于边区人口也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缺乏其它足够的金银硬通货,八路军确实掌握有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烟土,用来平衡边区进出口的赤字。即便是党史,以及领导人回忆录中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忌讳,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当年的特殊国情,既然暂时没办法夺取全国政权,那共产党能做的只有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的全国硬通货地位。